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其他主要社会主义思潮与派别

1．西方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在欧美地区出现的一种与列宁主义不同，但却自诩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又称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等。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这一思潮从某种意义上说，已成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各种区别于列宁主义的“学院式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游离于政党之外的学者们的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刚出现的时候，其斗争矛头直指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等人的机会主义及其哲学基础。随着第二国际逐渐丢掉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而变成赤裸裸的机会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重点逐步转向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力图使自己成为有别于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是匈牙利共产党理论家卢卡奇和原德国共产党理论家柯尔施。1923年，卢卡奇发表了论文集《历史和阶级意识》，书中在批判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同时，阐述了他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这些思想不同于或部分不同于列宁，甚至也不同于恩格斯的主张。柯尔施也在这一年发表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表达了和卢卡奇相似的观点。这些观点既出，立即遭到共产国际的尖锐批判，指责其犯了“理论上的修正主义”的错误，而不同意共产国际政策和做法的人却对此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到了20世纪50年代，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梅劳·庞蒂在他的《辩证法的历险》一书的第二章，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标题，并概括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特征：（1）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反对对马克思主义作科学主义的理解，认为只有彻底的批判行动才能实现彻底变革。（2）西方马克思主义带有自发论倾向。明确反对共产国际的唯意识论的先锋队主义，认为重要的问题是要唤醒无产阶级，增强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3）西方马克思主义强调并认为马克思是彻底的黑格尔主义者，坚持研究黑格尔和早年马克思都非常重视的异化问题。

总的来看，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仅仅是共产国际内部的一个反对派，是欧洲共产党内出现的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解释。但在政治上能和党保持一致，关注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现实问题，致力于增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二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了较大变化。总体上看，已由共产国际内部的反对派，变成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各种与列宁主义相对立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集合体。企图寻找列宁、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对立之处，制造“两个马克思”的神话，同时主张用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补充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出现了所谓弗洛伊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随着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高潮、西方国家的青年学生造反运动的高潮的过去，随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各种社会矛盾相对缓解，步入稳定发展阶段，西方马克思主义改变了以往只注重哲学思辨领域的传统，开始关注起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等领域的问题来。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又有了新的发展，我们把它叫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较有影响的理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资本主义危机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当代资本主义持否定态度，认为当代资本主义表面的繁荣和稳定难掩其深刻的危机，并提出了“晚期资本主义”理论，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在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方面与“自由资本主义”有很大的不同，但它不可能成为“有计划的资本主义”，因为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公有制是计划经济的先决条件，而这些条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不可能出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虽然当代资本主义存在严重危机，但却也不存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因为马克思主义所分析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不具备，这些条件主要有两点：一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尖锐化，而且无产阶级意识到了这一点；二是以重复性为主要特征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日趋严重。

第二，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否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肯定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比较早提倡“市场社会主义”的是德国经济学家爱德华·海曼。他认为重要的不是生产资料所有制，而是参与生产资料的管理。他既否定苏联式的集权社会主义，也反对不受限制的自由资本主义，主张在有计划的经济中保护私有财产和市场体制。英国经济学家亚历克·诺夫1980年出版了《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一书，引发了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大讨论。诺夫认为，苏联的计划体制本质上是一种行不通的经济体制，导致了苏联经济的无效率和畸形发展。因此他主张实行市场社会主义，保留市场和货币作为微观经济民主选择的最有效率的调节手段。比利时经济学家恩思特·曼德尔则认为，苏联的问题不在于计划经济本身，而在于实行计划的方式不对。他认为如果实行民主计划，而不是官僚计划，那么，计划经济不仅可行，而且将优越于市场经济。因此，曼德尔主张建立公有制＋中央计划＋民主政治制度的三合一结构。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英国工党的支持下，英国一些经济学家合作出版了《市场社会主义》一书，提出市场社会主义就是要将市场与社会主义“联姻”，用市场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他们认为，马克思正确地认识到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否定资本主义，而在于超越资本主义，既保留和继承资本主义中有价值的成分，又要剔除资本主义中被淘汰的东西，市场经济就属于资本主义中要继承和保留的成分。他们认为，市场经济有许多优点，诸如：提供激励因素；很高效地处理各种信息；鼓励技术革新和商品本身的创新；分散经济权力促进民主、自由和平等的发展等。他们也不否认市场经济的弊端，但又认为这些弊端与市场本身无关，这些弊端是由于资本主义和市场之间不存在内在的实质联系导致的。他们提出，为了保持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起点上的平等和机会上的平等，就需要建立一个强大的民主国家，保证在市场失控时进行干预和调节，改善竞争条件并防止出现新的垄断。市场社会主义者也强调计划，但反对把计划看作是替代市场的东西，而只是把计划看作市场这一资源主要配置机制的重要补充。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通过生产领域积极自由的均等化来满足人们的需要”^[2]。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是在总结资本主义搞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国家搞计划经济的得失基础上提出来的。这种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机制结合起来的观点，对于我们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很有启发。

第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在北美地区出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新学派，他们力求寻找一条既能消除生态危机又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这一学派认为，“统治自然”的观念根深蒂固，使人类把全部自然当作满足自身的材料占有，从而导致生产的无限扩张，最终必然导致人类自身的毁灭，所以，人类面临的不是如何征服自然的问题，而是面临着怎样发展能够负责任地使用科学技术手段来提高生活水平能力，以及培养和保护这种能力的社会制度的问题。这一学派认为，为了解决生态问题，必须建立一种“稳态”经济，缩减资本主义的生产能力，扩大国家的调节作用，以便控制对稀有资源的消耗，甚至提倡新的禁欲主义，减少物质需求，减少对资源的消耗。

这一学派还认为，生态危机已取代经济危机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资本主义过度生产和消费，加剧了人的异化，造成了生态危机。工人阶级生活比以前大大改善了，但却丧失了革命性。马克思的“经济危机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很难实现。这是因为马克思只看到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却没有看到其消费领域的危机。他们提出了“消费异化”这个概念，即人们试图通过获得大量的商品来弥补单调乏味的劳动生活的不足，这种异化消费是由异化劳动导致的，反过来又刺激异化劳动，减轻甚至消除了人们对异化劳动的不满，销蚀了人们的斗志，延缓了资本主义的灭亡。因此，为了有效地遏制生态危机，必须铲除异化消费，进而才能铲除异化劳动。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关注大工业发展带来的生态环境危机问题，并主张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他们的许多观点符合人们追求社会可持续发展这一历史潮流。但他们把消费异化当作资本主义的根本问题，显然是把现象当作了本质。

2．生态运动、生态社会主义与生态主义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世界范围内的新科技革命浪潮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同时也大规模大范围地干预了地球生态的演进过程，由此带来的生态后果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一方面，新技术革命通过创立新的物种，通过建立与环境的新的协调，使人类与自然达到了某种新的平衡。另一方面，新技术革命对自然界的强大干预，导致了人类始料未及的严重后果：物种灭绝、土地沙化、植被破坏、地球升温、臭氧层破坏、人口爆炸、能源枯竭、水资源污染、酸雨肆虐……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严重退化，人类被惊醒了。“罗马俱乐部”的诞生就是人类生态意识觉醒的重要表现。

“罗马俱乐部”是1968年4月在意大利首都罗马成立的一个国际性的、非官方性的、非意识形态的、结构松散的学术研究团体和社会团体，也是关注当代威胁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问题的第一个社会团体。其基本观点是：新技术革命使人类进入全球时代，人类的失控引起的严重后果相互纠缠，在规模上具有全球性，在性质上涉及全人类的利益，即“全球性问题”，解决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性的行动，该俱乐部的目标就是在认识和实践上改变人类对环境的态度和行动方向。“罗马俱乐部”成立后，围绕着人类生态问题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使生态意识逐渐被大多数人所认可。在罗马俱乐部的努力工作下，西方世界的生态保护运动得到了迅速发展。

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千百万人走上街头，游行示威，要求政府采取有力措施，治理和控制环境污染，保护自然资源。在不断发展的生态运动中，许许多多的生态组织在西欧、北美、大洋洲纷纷涌现。世界范围内的第一个绿党1972年成立于澳大利亚。第一个全国性绿党是1972年成立的新西兰价值党。1972年在联邦德国成立的“环境保护全国自发组织联合会”，拥有1000多个自发组织，约30万成员，到80年代中期，已发展到拥有150万以上的追随者。欧洲第一个全国性绿党是1973年成立的英国人民党（后改称生态党）。欧洲正式以绿党命名、有明确纲领和系统组织的是1980年1月组建的联邦德国绿党，随后在瑞典、芬兰、意大利等几乎所有西欧国家都相继建立了绿党，其势力不断发展壮大，并开始进入各国议会。各国绿党的活动在70年代中后期就已出现了国际联合的趋向。与此同时，各国绿党还在努力谋求实现南北绿党间的对话，协调彼此的运动。1987年8月，由瑞典环境党——生态党倡议，召开了国际绿党大会，20多个国家的300多名代表出席了大会。2004年2月20－22日，来自欧洲29各国家的32个绿党组织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签署“欧洲绿党”（EGP）的成立宣言，正式成立了第一个统一的欧洲绿党。1000多名大会代表主要来自欧盟15国以及与2004年5月1日加入欧盟的10个新成员国。“欧洲绿党”是第一个超越国界、覆盖全欧洲的政党，它的成立将对欧洲的政治版图产生重要影响。

绿色运动在不同地区的不断发展壮大，很快得到了政府和国际社会的回应，并很快扩展为国际行动。尤其是联合国于1992年6月3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有联合国170多个成员国的代表团出席，102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联合国机构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二十一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以及一系列公约，为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为建立国际新秩序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随着生态运动的不断发展壮大，20世纪80年代，各国绿党的政治倾向出现了一些变化，德国绿党首先打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旗号，澳大利亚共产党则提出了“红绿联盟”的主张。到了90年代，生态运动分化为“红色绿党”，即“生态社会主义”和“绿色绿党”，即“生态主义”两大派别。

红色绿党的“生态社会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来分析资本主义制度与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必然联系，批判当代资本主义，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问题，包括未来社会主义的理想模式。“生态社会主义”的主要观点有：第一，认为生产关系、阶级关系是经济、社会和政治剥削的根源。认为资产阶级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不断削弱生态系统，制造社会不公正，是生态环境受到破坏的根本原因。因此，只有废除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才能解决全球生态问题。第二，强调生产的目的首先应当满足人的需要，而不能把追逐利润放在首位。提出要把人类的利益和自然的利益统一起来。第三，认为要解决生态危机问题，必须建立正常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他们认为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不发达国家实行“生态殖民主义”的恶果。要真正解决全球性生态危机，就必须从根本上铲除多年来形成的，建立在发达国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残酷剥削基础上的旧的世界经济秩序。

绿色绿党的生态主义的基本观点有：第一，把生态看得高于一切。认为人与自然的矛盾超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第二，反对一切暴力，反对任何形式的阶级斗争，把维护生态与破坏生态作为划分敌友的标准。在这一点上，生态主义者与生态社会主义者在认识上有很大距离。第三，反对一切代议制的议会制度，主张实行基层直接民主，认为只要通过“以宽容对待不宽容”、“人民的不服从”和“非暴力对抗”，就可以达到改变资本主义的目的。第四，主张用“生物区”来取代“民族国家”，用“欧洲生态共同体”取代“欧洲经济共同体”，并要求成立保护自然的“世界政府”。由于痛恨大生产破坏了环境和生态，生态主义者主张用手工劳动和分散的小生产取代现代化大生产，这种因噎废食的做法显然是行不通的。

总之，生态社会主义是针对资本主义极度发展而造成的社会恶果而提出的理论和主张，代表了西方国家各阶层群众的利益和要求，矛头直指当代资本主义。生态主义虽然看到了资本主义极度发展带来的生态以及其他一系列棘手的问题及其对人类的危害，但他们却认不清资本主义剥削以及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质，因而提不出根本改革社会的理论和纲领。

3．托派第四国际的发展与变化

第四国际是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以革命面目出现，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号，从“左”的方面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国际性组织，它以托洛茨基主义作为思想旗帜，在托洛茨基亲自筹划下，1938年9月3日正式成立于巴黎，取名“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托派第四国际是苏联党内政治斗争的产物，它是针对斯大林领导的第三国际而成立的极“左”组织，但当第三国际于1943年解散后，托派第四国际却获得了更大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苏联共产党为托派平反，为所有与当年的所谓“托洛茨基反苏平行总部”反革命叛国罪有关的人恢复名誉，苏联共产党本身又于1991年8月自行解散，但托派组织不仅没有销声匿迹，反而更加活跃了。现代托派组织遍及世界约50个国家和地区，大约有5万多成员。与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在国内政治舞台上影响越来越小的事实相比，托派第四国际近年来的发展值得我们深思。

首先，托派第四国际的存在和发展，得益于托洛茨基思想的广泛传播。托洛茨基留下了大量著作，诸如《不断革命论》《俄国革命史》《被背叛的革命》等。在这些论著中，托洛茨基批评了斯大林个人集权化和苏联社会官僚化的弊病，论证了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深刻危机，指明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世界革命的不断性，展示了建立欧洲社会主义联邦和世界社会主义联邦的前景。托洛茨基的一系列理论观点构成了托洛茨基主义，被称为革命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新发展。托洛茨基的著作和思想观点的不断传播，托派的一些理论家为传播托洛茨基主义所做的努力，都是托派组织及其成员的黏合剂。

其次，托派第四国际的发展离不开其理论的不断创新。比如，比利时托派理论家欧内斯特·曼德尔（1923～1995）著书立说，论证了20世纪后半叶的资本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其基本矛盾的激化必然会为实现不断革命和世界革命创造条件；世界革命将在新殖民主义世界、斯大林主义官僚主义世界和帝国主义世界三大地区不断爆发，形成新的不断革命；过渡社会主要是防止工人国家官僚化。这些思想成为新托派的精神支柱。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大发展，托派组织关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的贫富两极分化和世界范围内的南北两极分化问题，他们还通过具体行动为广大贫苦工人和失业者谋利益，成为他们的代言人。托派还十分重视在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间扩大其影响，争取支持者。

再次，苏联共产党的解散和社会主义苏联的解体，是托派组织活力大增的重要原因。托洛茨基早在1924年就提出“一国不能建立社会主义”，1936年又指出苏联是“由新的特权阶层来管理并被他们叛卖了的国家。”托洛茨基还预言，苏联要真正走向社会主义，就需要一场用暴力推翻蜕化变质的官僚集团统治的工人政治革命；1927年托洛茨基就曾指出：“一个领导党员（首先是书记）的实际权利要比100个普通党员的实际权利大得多。这种日益以党机器代替党的情形是由斯大林‘理论’所促成的”。“党内民主的死亡导致工会和其他所有非党群众组织内的一般工人民主的死亡”。^[3]苏联共产党的垮台和苏联社会主义的解体，似乎只是把托洛茨基当年的“预言”变成了现实而已。这一事实使得当代托派组织及其成员更有凝聚力和自信心了。中国托派老人郑超麟认为，苏联灭亡了，人们大呼“社会主义破产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破产了”，世界上各种政治派别中，惟独我们托洛茨基派能够理直气壮地说：这是斯大林主义的破产，不是社会主义的破产，更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破产。

托派第四国际在当代的发展除了上述原因外，与该组织拥有一批为其“主义”而艰苦奋斗，甚至牺牲个人的政治活动家不无关系。值得重视的是，在几十年的曲折发展中，托派组织也在注意总结自身经验，适应时代的变化，不断调整其战略策略。在1995年的托派第四国际十四大决议中指出：“希望实行一次第四国际的真正变更……让我们不再被看作只是芸芸团体中的一个‘托洛茨基主义’团体，而是被看成为世界革命运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把国际主义的团结和反压迫者的斗争的利益，放在任何派系打算和任何意识形态分歧之上”。^[4]这种务实的态度和做法为其赢得了一定群众的支持。

近年来，托派组织注意克服其极“左”性和宗派性，在维护工人阶级利益方面与当局做不调和的斗争，保持甚至扩大了自己在一部分工人中的影响。他们联系群众，坚持反对新自由主义，为维护工人阶级的独立自主性而斗争，所有这些为他们赢得了声誉。在一些国家，托派组织的影响已经超过了共产党，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