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它没有也不可能指出每一个民族的具体特点和发展道路。马克思主义只有与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它才具有无限的生命力。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两大历史进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是经过艰辛探索之后才实现的，它的最大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形成及其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提供了根本的思想保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也是经过第一代、第二代领导人的艰辛探索之后才实现的，它的最大成果就是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并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早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就开始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并取得了一系列积极成果，但由于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以及“左”的思想束缚，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未能摆脱对社会主义认识上的一些传统观念，也没有摆脱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从而导致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走了很大一段弯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重新端正了思想路线，在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在理论上进行了一系列新的探索，逐渐破除了过去对社会主义认识上的一些僵化的、错误的观念，真正搞清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从而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思想。

党的十五大深刻地揭示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指出：它“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这一科学论断一方面指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又指明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应该全面地加以把握。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是指它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科学体系。首先，它们都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实践探索和理论创造活动中，它们都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立统一、普遍联系、抓住主要矛盾、阶级分析、尊重实践、尊重群众等具体方法和手段去进行总结和创新。正因为如此，它们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能够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结论。其次，它们的根本立场都是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到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到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改革。他们实践的出发点、思想理论的立足点，都始终是站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邓小平把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纳入社会主义本质，满腔热情地支持农民搞家庭承包和兴办乡镇企业的伟大创造。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目的，以为人民谋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百折不挠地从事革命实践和理论研究活动，这种坚定的政治立场决定了他们在实践中所构筑的理论体系必然是一脉相承的。再次，它们的主线和目标是相同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处于不同的历史时代，承担不同的具体历史使命，但他们所创造的理论体系从根本上说都贯穿了消灭剥削、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这一主线和目标。他们的事业和理论承上启下，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形成了一个连续的、不断发展和创新的理论体系。

邓小平理论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是指这一理论没有从本本出发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而是从中国国情出发，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发展和创新，用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把马克思主义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邓小平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因为：

第一，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新的实践的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以后，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长期存在着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本本、原则的倾向，具体表现在追求单一的纯而又纯的公有制结构，排斥个体经济和消灭私有经济；在分配上搞平均主义，把平均误认为平等；把商品经济视为社会主义的异己物，急于实行产品经济，限制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排斥市场机制；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短暂的时期，不需划分阶段，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等等。实践证明，这种照抄本本的教条主义倾向，阉割了马克思主义的灵魂，窒息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并在实践上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严重的危害。粉碎“四人帮”后，又出现了所谓的“两个凡是”。如果不破除上述教条主义的束缚，我们就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就不可能开辟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正因为如此，邓小平以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领导我们党勇敢地摒弃了“两个凡是”的束缚，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而有力地推动和保证了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进行。事实证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冲破种种思想障碍，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思想路线。我们要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继续推向前进，必须进一步增强和提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坚定性和自觉性，一切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一切工作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不断开拓我们事业的新局面。

第二，邓小平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

20世纪以来，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取得革命胜利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是一个需要探索和解决的历史新课题。十月革命后，列宁对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他从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的实践中认识到，在一个小农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不能采取“直接过渡”的办法，必须经过一系列中间环节。因此，他提出实行新经济政策，要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利用资本主义，采取租让、租赁等形式，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但列宁的这些有益探索并没有在实践中很好坚持。20世纪30年代在苏联形成了一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并且日益僵化，适应不了国际形势和科技革命发展的要求，从而导致苏联经济衰退，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苏联社会主义由此失去吸引力、凝聚力和竞争力。毛泽东也曾试图摆脱苏联模式，并进行了一些积极的探索。但终因指导思想上发生“左”的错误，使探索误入歧途，并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屡遭挫折。邓小平的最大贡献是，他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中没有很好解决的根本问题，从时代、历史、理论、实践的结合上，进行思考、总结、求是、创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的理论创造和实践活动，就是围绕着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展开的。他总结了多年来离开生产力发展，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把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原则”加以固守，把许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复辟”而加以反对的历史教训，经过长时期的深思熟虑，终于科学地创造性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3]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论断的这五句话，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和毛泽东的著作中，分别从不同角度都有过一定的论述。但把这五句话连为一体，做出独创性的论断，概括为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命题，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显然，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是对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的重大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解放，关键就是在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问题上的思想解放。拨乱反正，全面改革，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多年来的历史性转变，就是逐渐搞清楚这个根本问题的进程。这个进程，还将在今后的实践中继续下去。

第三，邓小平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做出了新的科学判断。

邓小平同志对当代世界的基本特征做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经济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所面临的头等重大问题。当今世界变化很大很快，特别是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进步深刻地改变了并将继续改变当代经济社会生活和世界面貌，任何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不认真对待。邓小平理论正是根据这种国际形势和特征，确定我们党的路线和国际战略，要求我们用新的观点来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强调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墨守成规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这是邓小平理论鲜明的时代特点。

第四，邓小平理论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社会、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道路、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发展战略、领导核心、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新的科学体系，并且这个体系还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行而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