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苏东剧变的原因、教训、影响

苏东剧变不仅使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些国家不复存在，而且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只有从理论上深刻总结苏东剧变的原因、教训和影响，才能在实践中真正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1．苏东剧变的原因

综观苏东剧变的全过程，我们发现，它既有主观原因，又有客观原因；既有内部原因，又有外部原因；既有直接原因，又有根本原因，正是这一系列复杂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了事变的因果链条。概括起来说，苏东剧变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西方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对苏东剧变起了催化、促进的作用。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手段，对苏东国家进行“和平演变”。如他们利用大众传媒，进行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以维护“人权”为名，干涉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大力扶持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对派组织，支持他们夺权；利用经济贸易和援助，对社会主义国家施加压力，迫使其做出政治上的让步，等等。

到20世纪80年代末，西方国家更是不遗余力地支持和援助苏联东欧等国家国内的反对派，以打开苏东“和平演变”的缺口。从波兰的团结工会、匈牙利的民主论坛，到捷克的公民论坛和保加利亚的“生态公开性”组织，无一不是依靠西方的赞助和扶持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从1989年起，西方国家对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实施“以援促变”的战略。他们一方面借经济援助对苏东施压，要求他们实行政治多元化，允许反对派合法存在，西方国家借助其经济优势，以贸易、科技为手段，施压苏东各国，促使他们向西方靠拢，波匈局势刚发生变化，美国就提出了“小马歇尔计划”，美国国务卿贝克公开表示，援助东欧的长远目标是“鼓励和刺激创建私有部门”。另一方面则大力支持反对派从事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在1989年波兰议会大选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宣传、物资全力支持团结工会竞选。对苏联，西方国家长期采取经济封锁政策，但当戈尔巴乔夫提出符合西方战略利益的“新思维”，并推行“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时，他们就表示要在经济上援助苏联。1991年7月，当形势危急的苏联向西方各国求援时，西方七国领导人对戈尔巴乔夫提出了苛刻的政治条件。

第二，苏东改革的停滞与失误所造成的严重困难与诸种问题，是发生演变的主要原因。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苏联东欧国家先后多次发动了改革浪潮，取得了或大或小的成就，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国家在改革方面，长期不能摆脱斯大林模式的影响和弊病，改革的战略和策略出现了严重失误，造成了物价上涨、政局不稳、思想混乱等严重危机，新、旧体制间的矛盾交织在一起，所有这一切，都引起了人民群众的不满。经济困难导致经济危机，经济危机诱发政治危机，诱发民族矛盾，这是东欧剧变中的普遍现象。

在经济方面，从20世纪60年代起，东欧各国发展速度不断减慢，与西方邻国相比，差距越拉越大，而外债越来越多，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通货膨胀、外债危机日益严重。波兰1988年外债高达390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国民收入的40%，匈牙利1988年外债超过220亿美元，人均外债2000美元。保加利亚1989年外债为100亿美元，东德到1989年底，外债达185亿美元。波兰进入80年代后，经济出现负增长，1988年人均国民收入比1978年还低13%。从70年代中期起，苏联与美国的经济差距逐步拉大，1975年苏联的国民收入相当于美国的67%，1988年则下降为64%。经济差距的拉大和经济发展的停滞以及经济状况的恶化，使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大打折扣，群众动摇了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原波党中央最后一任第一书记拉科夫斯基在谈到波兰演变的教训时说：“波党失败的最根本原因是经济没有搞好，对于执政的共产党来说，经济建设搞好了，其他一切问题都好办。经济搞不好，群众不拥护，说话没人听，就有丧失政权的危险。”

在政治方面，苏东各国的民主法制建设还很落后，严重破坏民主和法制的现象依然存在，这是各国党和政府脱离群众的要害。虽然提倡实行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但由于缺乏具体可行的规定和约束机制，这就为一些领导人独断专行、搞家长制和一言堂提供了便利，使民主的、科学的决策失之于空谈，而一些领导人的错误，则导致了全党和全国性的错误。同时，再加上这些国家的民族关系和民族矛盾本来就比较复杂，改革不但没有妥善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反而使其显现和激化，并成为导致国家动乱、分裂和演变的重要原因。

第三，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泛滥及其代表人物占据党和国家的领导地位，是导致苏东剧变的直接原因。苏东演变的决定性因素是国内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泛滥，党的主要领导人推行错误的改革路线，即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把国家引向了演变的道路。江泽民同志曾经深刻指出：苏联东欧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外因内因，而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苏联东欧之所以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程度，确有西方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因素，但是归根到底，是苏联东欧党的领导者推行了一条错误的路线、错误的方针和政策，严重脱离群众所造成的。国内的因素，还是起了决定的作用。

2．苏东剧变的教训

认真总结和吸取苏东剧变的教训，对于我们进一步把握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推动社会主义健康发展，促进21世纪社会主义的复兴和高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一，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实践相结合，注重理论创新。

邓小平在1956年就说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离开本国的特点去硬搬外国的东西，这条普遍真理就不能实现。”事实上，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不能丢，否则就丢了灵魂，丢了根本。但是，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必须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诞生的包括我国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都照搬照抄了斯大林模式，从而使这些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都相继产生了与苏联极类似的难题和困难，也先后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挫折，有的在同资本主义的较量中败下阵来。尽管原因不尽相同，性质也有差别，但同样都同一个问题紧密相关，即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的实际相结合，这是一个付出了很大代价的教训。历史已经证明，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注重理论创新，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胜利。

第二，社会主义必须坚持改革，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崭新方式，也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基本形式。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只有坚定不移地进行改革，才能革除传统体制的弊端，把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但是，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离开这个方向，自然也就背离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宗旨，不仅社会主义制度得不到完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能发挥，而且还会使改革受挫，甚至亡党亡国。

苏东各国的执政党普遍没有形成完整而科学的改革理论，使改革左右摇摆，难以贯彻到底。尤其致命的是，在关键时刻，有的国家的党发生了分裂，改革的旗号被反对派所篡夺，失去了改革的主动权；有的国家的党主动改旗易帜，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两种情况，使苏东国家最终导致社会主义红旗落地。

第三，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苏联在其存在的70多年中，尽管生产水平比十月革命以前有了极大的提高，但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一直有着明显的差距。这种差距体现在经济、社会进步与富裕程度诸方面。几十年来，在与发达国家的经济竞赛中，原苏东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活质量、消费水平等诸多方面都与发达国家拉开了距离。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门户的开放，这些差距就显得日益突出，并在广大民众的心理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据俄罗斯学者的统计，苏联1989年人均国内总产值是美国的40%，工业总产值是美国的50%，农业产值是美国的38%。据联合国的资料，1987年，苏联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为美国的34．06%，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为美国的39．67%。1990年，苏联的人均消费水平是美国的20%。至于消费结构更不能相比，80年代中期，在苏联，饮食消费占全部支出的比重为40%，而在美国只占10%，日本占15%。1990年，苏联的人均住房面积为16．3平方米，日本为30平方米，美国为50平方米，联邦德国为41．5平方米。这种强烈的反差在东欧一些国家也有反映，80年代中后期，联邦德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民主德国的2．6倍；奥地利为匈牙利的6．3倍；意大利为南斯拉夫的5．3倍。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难以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吸引力下降，使广大群众对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前景失去了信心。原苏东国家的历史证明，社会主义如果不成其为广大人民群众自觉自愿的共同事业，如果脱离了科学的发展轨道，就有可能成为乌托邦。

第四，社会主义成功的关键是搞好执政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要有坚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领导核心。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自身建设至关重要。因为党是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和指挥中心，党出了问题，那是致命的。邓小平曾经尖锐地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3]“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4]这也是他总结苏共垮台的教训得出的结论。苏东共产党内部出了问题，尤其是严重脱离人民群众，动摇了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如苏共在苏联执政长达74年，在1990年曾拥有1880万党员。在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反法西斯战争期间，共产党员与广大人民群众一起，为了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前赴后继，不怕流血牺牲。那时的党风是好的，党与群众保持着血肉联系。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到了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党内腐败现象日益严重。戈尔巴乔夫时期，党内腐败变本加厉，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变成了油水关系，使苏共不仅丧失了群众基础特别是阶级基础，而且连党本身也丧失了力量。正如戈尔巴乔夫的助手瓦·博尔金所言：“最具有创造性的那部分社会力量同苏共疏远，大量不相信理想但却很有能量的人涌入苏共，不仅破坏了而且瓦解了党的队伍。”“八·一九事件”是苏联共产党企图结束国内危机、避免苏联走向灾难深渊的最后尝试。但是，在这个关系到苏联生死存亡的关头，未能得到苏联人民、甚至广大党员的积极响应，相反却有不少人站到“民主派”一边去了。当戈尔巴乔夫非法宣布解散苏共时，人民群众没有起来保卫共产党，党的各级组织也没有任何抵制，当时这个仍有1500万党员的党，就这么悄无声息地瓦解了。可见，苏联共产党的地位和威信下降到何等地步。人民不仅丧失了对共产党的信任，丧失了对社会主义的信心，而且在一定意义上也丧失了民族自尊心。

这一惨痛教训表明：共产党执政后，要使党坚强有力，必须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始终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不断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维护党的先进性；必须使党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第五，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抵制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

从某种意义上说，苏东剧变也是思想意识形态演变的结果。苏东演变的过程，就是敌对势力从制造反社会主义舆论开始，搞乱党和人民的思想，瓦解党和政府的组织领导，制造动乱，乱中夺权，然后利用政权的力量，复辟资本主义制度。

西方媒体在苏东剧变过程中推波助澜，散布各种蛊惑人心的谣言，煽动社会情绪，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可见，只要社会主义还只是在少数国家取得胜利，资本主义包围社会主义的态势就仍然存在；只要社会主义国家在科技、经济等方面还相对落后，世界资本主义还保持优势，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的战略就不会改变。而且，“和平演变”在苏东得逞，又会鼓励资本主义加紧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渗透和颠覆活动。这些都表明，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的斗争是一场持久的“世界大战”。同时必须看到，社会主义国家是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我们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在客观上也为他们推行“和平演变”提供了便利条件。因此，我们只有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领导地位，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坚决抵制西方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的图谋，才能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里筑起一道坚固的钢铁长城。

第六，社会主义国家一定要解决好民族问题，正确地和十分谨慎地处理民族关系，真正做到大小民族一律平等和共同繁荣。

苏联境内有大小民族100多个，其中非俄罗斯民族占48%左右，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是沙俄时代通过武力陆续兼并的。民族地区在社会主义民族政策下，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民族间的矛盾，尤其是少数民族与俄罗斯民族间的矛盾，依然十分严重，处理的不当，就会引起社会的不安定。苏联演变的教训表明：要充分认识历史上遗留的和现实中存在的民族问题和民族矛盾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不能因为在民族工作中取得了成绩就认为“苏联的民族关系问题已经完全、彻底和一劳永逸地解决了”，^[5]也不能人为地消灭民族差别，以所谓的已经形成了“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6]等提法来过早地宣扬民族融合。而在具体制定民族政策时，既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特别是民族分裂主义，在处理民族问题时，要时刻提防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狭隘民族主义来达到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种种企图。

第七，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对外关系时，要严格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绝不能在“世界革命”和“国际主义”的旗号下搞霸权主义和对外扩张，这样不仅有损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而且由于扩军备战使国内产业结构进一步畸形发展，从而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社会主义国家，无论大国小国，彼此的关系是完全平等的，既不能搞大国主义，也不能搞大党主义，更不能动用军队，以武力干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事务。同时社会主义国家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过程中，不能在“缓和紧张局势”和“和平共处”口号的掩护下，通过宣扬“全人类共同利益高于一切”的理论搞投降主义，对资本主义大国作无原则的让步和妥协，并丧失对它们推行“和平演变”的警惕。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国家要改革开放，不搞闭关锁国，在对外交往中，必须处理好与资本主义国家既有矛盾对立，又有合作共处的关系。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外关系中要善于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正确地结合起来，使对外政策为本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服务，为世界和平和发展服务。

3．苏东剧变的影响

苏东剧变不单纯是这些国家的内部事务，而且对世界历史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首先，苏东剧变特别是苏联的解体对国际政治格局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是它导致美苏主宰世界的两极格局瓦解，世界开始向多极化发展；二是它使世界走出冷战的阴影，各国加强了相互间的联系，统一的世界市场开始形成，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三是它改变了人们对国家关系的一些看法，国家竞争转为以经济实力为重点的综合国力之争；四是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成为冷战后国际舞台斗争的焦点。

其次，苏东剧变对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极其深刻和严重的影响。一是苏东剧变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一次最严重的挫折，并转入低潮。一方面共产党在苏东各国丧失了政权，使社会主义阵地骤然缩小了许多。另一方面在共产党没有执政的国家，共产党队伍削弱，如苏东剧变后，发达国家的共产党减少了10多个，党员减少了100多万人，选民减少1000多万人。在亚非拉地区，共产党的分裂和社会民主党化也十分严重，力量受到削弱。二是苏东剧变损害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声誉，使一些原来相信共产党的进步人士开始怀疑和否定共产主义，从而影响了共产主义的传播和对世界政治的作用。西方反社会主义势力则借机大造舆论，污蔑共产主义制度，掩盖资本主义矛盾。这种状况使共产党人一时处于十分被动的境地。三是苏东剧变之后，国际国内的形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怎样在新形势下加强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建立新型的党际关系，重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成为今后共产党人面临的新课题。当然，苏东剧变虽然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挫折，但并不意味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今后将一蹶不振。苏东各国的理论和实践只是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种尝试，因此，苏东各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挫折并不意味着共产主义在全球的失败。相反，它使我们从中吸取了许多经验教训，为今后进一步的探索积累更多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