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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9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朝鲜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执政的朝鲜劳动党现有党员400多万人，约占人口比例的1／5，是世界上人口比例最大的党。其指导思想是朝鲜劳动党前总书记金日成提出的“主体思想”。

（1）朝鲜主体社会主义的理论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把金日成同志创立的主体思想作为自己活动的指导方针的。主体思想的核心就是认为革命和建设的主人是人民群众，推动革命和建设的力量也在于人民群众。

主体思想的基本内容是在革命和建设中树立主体的指针。首先，要坚持自主的立场。思想上要树立主体意识；政治上自主，要捍卫本国人民的民族独立和主权、维护本国人民的利益，就要依靠本民族自己的力量；经济上自主，经济上自立的原则，就是建立自己的民族经济；国防上自卫，要拥有自卫武装力量，要建立全民全国的防卫体制。其次，要运用创造性的方法。要依靠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并根据实际情况去解决革命和建设中的一切问题。最后，要把思想作为根本抓起来。政治工作要走在一切工作的前面，要把人民群众放在中心的地位，要有忠于党和领袖的精神。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必须以精神鼓励为主。

（2）朝鲜主体社会主义的实践

在主体思想的指导下，朝鲜的社会主义实践全面展开。

政治方面。朝鲜是社会主义国家，拥戴金日成为永远的领袖，朝鲜劳动党是执政党。最高人民会议是最高权力机关，行使立法权。国防委员会是国家权力的最高军事领导机关。它实际上是共和国政权的中枢机关，共和国的国家权力体系实际上是以国防机构为支柱的军权为重的机构体系。国家最高权力的行政执行机关是内阁。国家地方权力机关是地方人民会议，地方委员会是本级人民会议闭会期间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及其行政管理机关，地方人民会议不设地方常任委员会。由此可见，朝鲜的政治体制是以军权为中心的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在朝鲜，几乎是人人戴像章，称金日成为慈父，言必称伟大领袖，金日成的雕像、金日成和金正日的画像随处可见，锦绣山纪念堂规模宏大。在朝鲜听不到任何政治笑话。朝鲜人要想出门，必须经过允许。朝鲜是一个非常突出政治的国家，政治工作要走在一切工作的前面。

经济方面。朝鲜的经济制度表现为：实行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和合作社所有制，前者是全民所有制，后者是集体所有制，国家主张前者领导后者，后者要逐步向前者转变。个人所有是由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和国家、社会提供的福利构成，也包括宅旁园地和其他合法经营活动所得的收入。废除租税制国家为所有劳动者提供吃、穿、住的一切条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国民经济是计划经济。国家实行计划的一元化和细部化，保证生产的按比例发展。从经济状况上看，朝鲜的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发展较快，国家可以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但从70年代初开始，经济体制的弊端就暴露出来。从1984年至1994年，朝鲜也试图进行调整，但成效不大，所以，金正日的经济压力相当大。2001年元旦，金正日倡导经济变革思维，要让人民得到实际的好处。很多国家的媒体都认为，金正日秘密访问上海，表明朝鲜将向更加开放的方向发展。

军事方面。朝鲜实行以军事为中心的强盛大国战略。近年来，朝鲜一直把加强军事作为重中之重，把军队作为政治稳定和对外政策的最重要的支撑点。1998年，金正日提出了建设思想强国、军事强国和经济强国的强盛大国战略。它意味着朝鲜要从建设思想强国入手，把军队造就成革命的支柱，以其威力掀起经济建设的灿烂飞跃。提出这一思想的背景是国内经济困难，金正日担心国内的政局不稳。在外部，朝鲜认为，某些势力一定要扼杀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所以，通过推行重视军事的政治，使国家处于一种临战状态，以此来控制局势，维护秩序。

2．近年来朝鲜内政与外交的新变化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朝鲜采取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越来越不能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加之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的实施，使80年代中期以来的朝鲜经济出现停滞局面。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之后，朝鲜国内面临着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困难。从国际上看，苏联东欧国家中止对朝鲜的无偿援助，国际反共势力企图趁机搞垮朝鲜，加强了对朝鲜的禁运和封锁。从国内看，1994年7月8日，金日成以82岁高龄突发脑溢血不幸逝世。1995年和1996年的特大水灾、1997年的严重旱灾使农业歉收，国内粮食不够吃。从90年代开始，朝鲜经济建设出现负增长，幅度约为2%。部分工厂严重开工不足。1987～1993年期间的第三个七年计划的各项指标均未能完成。朝鲜进入了国内外形势最为复杂和尖锐的时期，开始了“苦难的行军”。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朝鲜一方面认真分析总结苏东剧变的经验教训，加强党的领导和对群众的思想教育，完成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顺利接班工作。金正日表示坚定地走“朝鲜式社会主义”的道路，并积极采取措施。近年来朝鲜的内政与外交发生了重大变化。

首先，朝鲜缩小了经济建设规模，相应地调整了一些城乡政策。一是在农村改进“分组管理制”，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设法度过粮荒。1996年初，朝鲜为发展农业生产，解决缺粮问题，对3000个合作农场的“分组管理制”进行调整，实行了新的管理办法。主要措施是“分组承包、合理计划、超产自留、余粮可卖”。“分组承包”，就是把过去由100多人组成的农场作业班分为若干个作业组，权力下放，责任到组，以作业组为单位进行粮食生产的承包与核算。“合理计划”，就是根据每个作业组所承包的土地过去3年或10年的平均产量，制订本年度的生产计划，调整粮食生产指标（即上交国家的部分），使计划更切合实际。“超产自留”，就是各作业组按计划完成上交粮食任务后，超产部分农民可以留下，由分组自己进行实物分配。“余粮可卖”，就是农民的余粮可以到农贸市场上自由销售。二是逐步活跃农贸市场。近年来，朝鲜不断放松对农贸市场的限制。扩大农贸市场的规模，有的场地扩大1倍以上，能容纳上千人。允许粮食、鱼、肉和服装、鞋帽、布料等轻工业产品进入农贸市场，使自由市场销售的物品种类明显增多。

其次，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朝鲜虽不使用“开放”这个词，但在逐步实行经济开放政策。朝鲜提高罗津、先锋自由经济贸易区的地位，并将该区扩大到清津地区。1997年10月，朝鲜宣布在元山、南浦、海州、新浦等沿海城市建立加工和贸易保税区，宣布降低自由经济贸易区的外商所得税，并计划在若干港口和内陆城市建立“经济特区”。此外，朝鲜还重视自由经济贸易区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将主要道路从6米加宽到19米，并投入400万美元铺设柏油路。1988年7月，朝鲜和美国建立了经济联合委员会，目的是协调两国企业界之间的投资和贸易合作。据报道，朝鲜已经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2000年的外贸总额达到20亿美元。主要贸易伙伴是中国、日本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朝鲜与韩国的贸易关系不断发展。近年来，朝鲜还新组建了一批适应海外市场的企业，采取“走出去”的办法开展对外经贸合作。朝鲜工业技术会社在中国等国家建立了分公司，开展新技术、新发明和专利等技术贸易。

再次，重视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发展国家经济。面对全球范围内掀起的科技革命和信息化大潮，2001年9月，金正日在视察平壤某大学时说，朝鲜要在21世纪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振兴国家和民族。目前，朝鲜正加紧发展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奋力追赶世界先进水平。1996年，朝鲜自行开发和建立了全国性的“光明”科技网。该软件是朝鲜目前最好的网络软件，也是惟一完全由朝鲜独立开发的系统软件。

朝鲜还自主开发了英、法、德、日、中、俄、朝7国语言即时翻译系统，这是目前世界上语种最多的电脑翻译系统，共包含200多万个词条。朝鲜还在系统程序、多媒体技术、操作系统、应用程序等方面的研究开发取得一定进展。实现了对尼日利亚、也门、日本等国的出口。尽管目前朝鲜的信息技术与信息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克服的困难还很多，只要一如既往加强努力，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

最后，2000年以来，朝鲜本着自主、和平、友谊的原则，积极调整对外政策，在外交领域取得重大成就。朝韩首脑首次成功实现会晤，并签署共同宣言，使半岛局势出现了新变化。2000年6月，朝鲜国防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日和韩国总统金大中终于打破55年的坚冰，聚首平壤，并签署了《北南共同宣言》。朝韩首脑会晤的东风迅速催生了频繁的双边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民间等各个领域的对话、交流与合作，经贸往来、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等方面的进程不断加快。红十字会谈、部长级会谈、国防部长会谈及相关的事务级会谈不断举行，双方就和解、合作达成一系列共识或协议，并为此接连采取了相应的行动。双方在加快经济合作与交流的步伐，拟议修复中断的公路和铁路。2002年9月，朝韩双方举行越界铁路和公路连接工程开工仪式。根据协议，到2003年有几条铁路与公路联通南北。2000年8月中旬，双方实现了离散家属访问团互访。9月中旬，朝鲜劳动党中央书记金容淳作为金正日特使访问韩国，并与韩方就发展和解和合作关系达成七点协议。9月底，朝韩举行第一次国防部长会谈和第一次北南经济合作事务接触。双方在国防部长会谈中一致表示，要共同努力缓和军事紧张局势，消除战争危险，实现半岛持久和平。1998年至2000年底，韩国政府对朝鲜援助已达1．86亿美元。韩国访问朝鲜人数约达1．5万人次，朝鲜访问韩国人员亦达570多人。

朝鲜还积极拓展多边外交，在加强周边国家关系的同时，也主动发展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间的传统友好合作关系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朝美建交和朝日邦交正常化被提上议事日程。2000年以来，朝鲜先后与意大利、澳大利亚、菲律宾、英国、荷兰、比利时、西班牙、加拿大、德国、卢森堡、希腊、巴西、新西兰、科威特等国建交，实现关系正常化。2000年7月，朝鲜成功加入东盟地区论坛，成为第23个成员。随着2001年2月新的《朝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签订，朝俄关系在两国领导人的互访中得到改善和恢复。2001年5月，欧盟宣布与朝鲜建交。这些外交成果有助于朝鲜扩大同各国的交往与合作，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和争取国际援助，并为恢复和发展朝鲜国内经济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3．古巴社会主义改革的探索

（1）苏东剧变前在曲折中发展的古巴社会主义事业

拉丁美洲的古巴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带有一定的特殊性与偶然性，可以说是在当时两极格局的冷战时代，国际国内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1959年1月，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队伍攻克首都哈瓦那，推翻了亲美的巴蒂斯塔独裁统治，建立了民主革命政权。美国的敌视、干涉、封锁与武装入侵政策，促使卡斯特罗放弃了对美国的所有幻想，决定转向当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

1961年4月，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审时度势，在胜利地粉碎了美国雇佣军的进攻之后，公开宣布古巴革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通过一系列的革命措施和改革，古巴成为美洲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此后，古巴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的曲折历程。首先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1963年完成了土地改革和外国企业国有化，实现了“土地的、反帝的、人民民主革命”阶段的基本目标，并迅速建立起以国有为主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体系。工业企业全部国有，农业中国营农场占土地总面积70%，合作社占18%，个体农民只占12%。在此基础上，古巴开始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

在20世纪60年代，古巴推行超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在经济工作中，不重视利用经济杠杆，否定商品关系和物质刺激。1965年取消了财政部，取消中央统一计划。1967年，取消国营企业间的购销关系，代之以簿记登记制度。还取消贷款利息和农业税。1968年取消工资级别和工人加班费，鼓励人们凭觉悟劳动。而且，从1967年起大学里不再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公共财会专业也取消了。在社会领域，实行“高福利”政策，不断增加免费项目，1968～1969年达到顶峰。当时免费的范围越来越广，标准越来越高，严重超出古巴经济与财力所能承受的范围。

20世纪70年代，古巴开始纠正错误，主要借鉴苏联的经验，照搬苏联模式，实行“经济领导和计划体制”。实行这一体制后，古巴逐步恢复了全国统一计划和财政预算。总体看，古巴的经济管理体制基本上是苏联式的过度集中、粗放经营的经济模式。在企业与国家的关系上，国家向企业下达的基本上都是指令性计划，实行统收统支，企业财权、物权、人权有限，亏损则由国家补贴。这种体制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也是有限的，所以实践中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

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古巴进行了一些利用市场的局部性小改革。其主要内容：一是注意运用经济手段调动农民和个体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二是进行工资改革，以体现按劳分配原则，并取消一部分免费项目；三是调整零售物价，提高了1500多种零售商品的价格，调动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古巴的这场小改革为古巴经济注入一定活力，1980年以后拉美国家经济出现停滞或下降，而古巴仍基本保持了4%的增长率。1986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为3．5%，1987年为1．5%。

（2）苏东剧变后古巴面临的困境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军剧变后，严重依赖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古巴经济，一下子陷入困境。

首先，古巴失去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援助和市场。苏东剧变前，古巴系经互会成员国。古巴对外贸易总额的85%是与经互会国家进行的，其中同原苏联的贸易额占70%～75%。古巴所需石油的90%、大批机器设备、原材料、化肥、粮食以及每年15亿美元的军援都是由苏联提供的。但由于苏东剧变，使古巴一度几乎中断了与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贸关系，古巴的蔗糖、雪茄烟、朗姆酒、龙虾和镍等400多种商品失去了市场。古巴来自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也化为泡影，这给古巴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难以想像的困难。

其次，美国利用苏东剧变给古巴造成的严重困难趁火打劫，加大对古巴的封锁力度，使古巴的国际生存空间进一步恶化。1992年美国众议院通过的托里切利法和1996年3月美国参众两院通过的对古巴进一步封锁的赫尔姆斯·伯顿法，严禁有关外国贸易机构和个人与古巴进行经贸往来，使对古巴的经济封锁国际化，实际上在国际上对古巴设置了一个全面的、绝对的经济封锁圈。古巴领导人说，在古巴对外贸易的10笔生意中就有9笔因美国的破坏而告吹。从而给古巴的生存和发展造成极其严重的困难。

第三，其他一些西方国家也向古巴施压，与古巴实行有条件合作。如1996年2月，欧盟同古巴谈判一项经贸协议时，坚持要古巴以“推进民主化进程”等为条件。1996年12月2日，欧盟正式通过文件，确定对古巴实行“将合作与民主开放相联系的政治战略”。

（3）古巴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

古巴人民在以卡斯特罗为核心的古共领导下，处变不惊，实行稳步的改革开放政策，坚定地走有古巴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采取了各种适合古巴国情的发展战略和措施，只用几年时间就取得显著成绩，逐渐站稳了脚跟，初步走出了困境。概括起来，这些措施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坚定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和改善共产党的领导。苏东剧变诱发了国内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逆流，在这关键时刻，古巴党和人民英勇地喊出了“拯救祖国、拯救革命、拯救社会主义”，“誓死捍卫马列主义”的庄严口号。1991年10月召开的古共四大重申古巴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党的领导的原则，坚决反对苏东式的改革，反对多党制。修改后的党纲和党章决议指明：古巴革命最高目标是在古巴建设社会主义，古巴共产党坚定不移地坚持鼓舞其奋斗的共产主义理想。古巴共产党是马列主义政党，是古巴社会的领导力量。这次在特殊背景下召开的大会，统一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和认识，为战胜困难，稳定国内局势，实施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奠定了思想前提和政治基础。

第二，稳步地进行各项经济改革。古巴和美国近在咫尺。国力的贫弱、特殊的国情，决定了古巴经济改革与建设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坚持以稳定为基础、稳中求进的方针。

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古巴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城市改革始于1998年，其重点是加强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针对国有企业长期亏损的状况，古巴政府决定实行政企分开，权力下放，在生产计划和收入分配上给企业一定的自主权，工资和效益挂钩。

在农村改革方面，古巴政府一方面调整和优化农村经济结构，另一方面，在农业经营机制上，减少国家对土地控制的范围，下放土地的生产经营权。先是划小国营农场经营单位，建立自负盈亏的“基层合作生产单位”，在农村大部分地区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在利益分配机制上，政府主张生产效益与个人收入挂钩，在83%的国营农场和90%的农业生产基本合作单位实行了个人收入与生产效益挂钩的奖励制度，提高了农业生产者的积极性，有效地降低了成本。

第三，积极扩大对外开放。古巴的对外开放主要以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为主。20世纪90年代以来，古巴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目前，古巴已与30多个国家签订了贸易协定，在古巴建立的合资企业已达350多家，已批准260多个合资项目。截至1998年，在古巴的外国直接投资已近60亿美元，仅1998年就达6．2亿美元。

古巴政府还对外贸体制进行了改革。取消国家对外贸的垄断权，将进出口贸易权部分下放到公司和企业，为企业打开国内外市场提供了方便。1999年古巴的进出口总额为51．16亿美元。2000年头9个月古巴的出口同比增长12%，进口同比增长13%左右。为增加外汇收入，古巴政府宣布持有美元合法化，允许外汇自由流通。国家外汇商店遍及全国，外汇商店收入不断增加，1997年已占古巴全部美元收入的17%。

第四，奉行全方位的外交政策。美国的封锁是古巴对外开放的最大障碍。面对经济全球化、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国际形势，古巴及时调整外交战略，实行灵活的多元化、全方位的外交政策，打破美国的封锁，扩大国际生存空间，提高国际地位，为国内建设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古巴外交重点是加强与拉美国家的关系。古巴以创始国的身份加入了加勒比国家联盟，签署了拉美禁核条约，同近10个拉美国家签订了双边扫毒协定。目前，在古巴贸易总额中，拉美国家贸易额的比重从1989年的6%提高到50%。为加大反美封锁斗争的力度，古巴利用有利的国际形势，十分重视发展同西欧、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的外交关系和经贸往来。欧洲现在已在古巴外贸中占近2／5。古巴还调整了同独联体和东欧国家的关系，进一步发展同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并主动发展同美国企业、新闻、宗教界人士和旅美侨民的关系和联系。

（4）古巴改革开放的主要理论观点

古巴改革强调从本国国情出发，走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功实践证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改革与建设没有固定模式。过去的“单一模式”的教训是沉痛的。古巴党和领导人在改革道路的选择上有清醒的认识，既不学苏东国家毁灭社会主义制度的做法，也不完全照搬照抄中国、越南的经验，而是从古巴实际出发，实行有古巴特色的稳步的改革开放，推行稳中求进的改革开放战略。

“稳步的改革开放”是古巴改革的显著特征。古巴党在危急时刻，大胆改革，及时提出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与政策。与此同时，古巴结合本国改革所处的特殊环境，推行“稳步的改革开放”。这种选择符合古巴实际和国情。一方面古巴在美国眼皮底下搞改革与建设，美国至今未放弃对古巴的敌视封锁、以压促变的方针，改革的国际环境非常险恶。另一方面，古巴经济基础薄弱，改革的社会承受能力有限，而且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也与其他国家不同。在这种背景下搞改革，有较大的风险。如果改革的步子过急过大，就会被敌对势力利用，不利于稳定，反而欲速不达。

在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选择上，古巴没有完全照搬其他国家的经验，即使是成功的经验也不例外。古巴曾明确表示“古巴决不搞市场经济”，但近年来卡斯特罗说：“如果要讲市场经济，我们也许不得不讲中国人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如此，古共五大在强调坚持“计划经济”的同时，也明确地认为要“利用市场”。

关于所有制与分配制度。在所有制问题上，古巴坚持公有制为主，允许并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在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同时，也不是完全拒绝“私有化”。认为应明智地实行私有化，但不应有任何疯狂之举。作为总原则，凡是适合并可以继续为全民所有或集体所有的企业都不会被私有化。在古巴，农业实行多种所有制：个体、不同形式的合作社、国家专业企业。在分配制度问题上，古巴允许一部分人合理合法地富起来。卡斯特罗曾说，现在已经产生了“一些富人”，但“不会因开一家小饭馆而成为百万富翁”，有人通过出租房子获得很高收入，只要他充分纳税、遵纪守法，我们也应该“表现得心平气和”。同时，在社会利益分配机制上，古巴调整了过高的社会福利性分配，逐步减少平均分配财富的比例，但免费教育和医疗等基本福利体系的格局不会变，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卡斯特罗在古共五大上说：“今后，我们在医疗、教育等领域依然不收费，它们是国家无偿给予人民的基本福利。这属于我们革命的本质特征之一。”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3页。

[6]1961年赫鲁晓夫在苏共21大上首次提出，1977年载入苏联新宪法。

[8]《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版，第3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