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苏联的改革历程与苏联解体

1．赫鲁晓夫的改革理论及其实践后果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赫鲁晓夫开始成为苏联政坛上主张改革的代表人物。他从反对个人崇拜、恢复集体领导入手，逐步对斯大林社会主义体制进行大胆的改革。在1953～1964年间，苏联内外政策有了重大调整，政治、经济体制以及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等发生了显著变化。

（1）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

赫鲁晓夫执政初期，强调恢复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反对个人崇拜和个人集权。1956年2月24日，在苏共二十大宣布闭幕的当天深夜，赫鲁晓夫向与会代表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时期的个人崇拜的事实及其造成的危害，强调个人崇拜和马克思主义是不相容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思想解放的作用。同时，针对斯大林时期个人集权和独断专行所造成的恶果，赫鲁晓夫强调要实行集体领导原则，主要措施有三：一是决定取消中央主席团常务委员会，使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主席团成为全党起经常作用的集体领导机关；二是要求切实按照党章规定，按时召开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三是决定把党政最高领导职务分开，不兼职。

赫鲁晓夫还按照生产原则改组党的领导体制和机构，将州一级的党委会改组成工业和农业两个独立的党委会，即“工业党”和“农业党”，与此同时，在中央、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设立中央工业生产领导局和中央农业生产领导局，为协调两个专业局的工作，在加盟共和国党中央选出中央主席团。这种分割，破坏了党的统一领导，造成了混乱，引起了不满。

赫鲁晓夫还倡导平反冤假错案，健全司法制度，强调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他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斯大林时期破坏法制的错误，当时有一系列法律、法令得到修改或制定，如《苏联监察长监督条例》《苏联最高法院条例》和《苏联律师协会条例》，使司法机关能够有法可依。

赫鲁晓夫还采取了整顿国家安全机关，限制内务部职权的措施。从1954年起，他多次改组内务部，极力缩小其权限，要求各级安全部门必须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必须在法律范围内行事。他还调整和加强了监督机关的职能，强调努力吸收广大劳动群众参加监督工作，实行人民监督制度。

赫鲁晓夫还改革了干部任职终身制，建立了干部更新制度。他改组了国家管理机构，撤销中央部级单位一半左右，取消政府主管部门中200个左右管理总局和处，精简70多万行政管理人员。他还强调干部的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使苏联干部的结构有了较大变化。由于斯大林时期干部在职务上的终身制所带来的弊端太多，赫鲁晓夫提出要经常更换干部。根据他的建议，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实行干部任期制和更换制，要求每次例行选举时，苏共中央委员会及其主席团委员至少要更换1／4，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委员会、边疆区委会、州委会的成员至少要更换1／3，党的专区委、市委、区委和基层党组织党委会或支委会的成员至少要更换1／2。同时规定，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一般连续当选不得超过3届，每届任期4年。这种定期按比例更换干部的制度，其出发点是可取的，具有积极意义和参考价值，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产生了不少的困难，得不到干部的支持，尤其是倡导此项改革的赫鲁晓夫本人，又被排除在这种制度之外，首先破坏了废除干部任职终身制的制度。苏共二十二大的党章规定：某些享有公认威信和高度品质的活动家，可以超过三届连续选入党中央主席团，这实际上就为赫鲁晓夫实行终身制提供了便利。

（2）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

在工业管理体制方面，主要是精简机构和权力下放。把管理的重心由中央转移到地方，把按部门的垂直管理改为按地区原则实行的块块管理，按经济行政区建立国民经济委员会。这些措施使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有所改变，但由于企业依然缺乏自主权，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的改变，又导致了地方本位主义的流行，致使全国经济宏观失控，工业增长率下降的趋势日益加剧。

在农业管理体制方面，逐步取消义务交售制，改行采购制；放宽对个人经营副业的限制，降低个人副业的税收，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改革农业计划管理制度，扩大农庄、农场的自主权，国家只给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规定农产品采购量一个计划指标。同时，大规模开垦荒地，扩大粮食耕作面积。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调动农庄和农民的积极性，大幅度提高了农业产量，但是，大规模的垦荒，破坏了生态平衡，导致水土流失，土壤再度沙化，使苏联的农业形势急剧恶化。1960年，“黑风暴”袭击了新垦区400万公顷的耕地，1963年哈萨克斯坦又有2000万公顷耕地遭黑风暴侵害。伏尔加河、顿河、乌拉尔河下游河床每公里每年淤积泥沙12500吨，有些地方的水库由于泥沙淤积，五年内储水量减少了85%。苏联1963年的农业产量比1962年下降了10．7%。

（3）意识形态方面的变革

赫鲁晓夫在政治领域提出了全民国家和全民党，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我国曾简称“三和两全”）的理论，在文学领域提倡现实主义，活跃了苏联的理论界和文艺界。但在苏联所处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错误地认为，苏联将在20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并在1961年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党纲上，对此作了详尽的论证和具体的规划，这在理论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

（4）对外关系方面的调整和改革

赫鲁晓夫强调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是苏联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和总路线。他认为，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虽然存在着分歧和对抗，但并不影响两者的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这种提法，对缓和东西方关系，促进“冷战”局面结束和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赫鲁晓夫在外交活动中经常出现轻率的冒进和无原则的妥协，犯了不少错误。如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1963～1964年的中苏论战，他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改革，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次公开揭开了苏联旧体制的缺陷和弊端，促进了苏联社会的发展，对苏联东欧等国家摆脱斯大林教条主义的束缚，走上探索适合新的历史条件和各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对旧体制弊端认识不够和缺乏改革的经验，再加上赫鲁晓夫个人素质方面的缺陷，致使改革出现了不少错误，造成了许多严重的后果，1964年，他因改革失误被赶下台。

2．勃列日涅夫时期改革的调整和逆转

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一方面针对赫鲁晓夫改革所造成的混乱局面采取一些调整措施，另一方面着手进行一些局部的、平缓的改革。

（1）政治体制方面的调整

取消了赫鲁晓夫时期设立“工业党”和“农业党”的做法，1964年11月，苏共中央全会根据勃列日涅夫的建议，恢复了统一的党组织；取消赫鲁晓夫时期定期按比例更换干部的规定，推行稳定干部队伍的方针；强调党对苏联社会的核心领导地位和作用；强调集体领导，规定党政最高职务永远不得兼任。同时在改革中，还采取加强苏维埃制度建设的措施。

这些调整，在稳定干部队伍、增强和改进党的领导方面是有益的，但是在调整中，又出现了新的弊端和问题，如取消赫鲁晓夫时期的干部任期制和定期按比例更换干部的规定，造成了大部分干部的终身制，妨碍了新老干部的交替。而集体领导问题，也在个人崇拜的冲击下成为一句空话，1976年苏联隆重庆祝勃列日涅夫70大寿期间，将勃列日涅夫称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人物”，声称在他的著作里包含有“无穷无尽的思想智慧的源泉”。

（2）经济方面的改革和停滞

勃列日涅夫大力支持柯西金进行的“新经济体制”改革试验。“新经济体制”的要点有：恢复部门领导的管理体制，同时兼顾地区扩大企业自主权，改进计划工作；提倡物质刺激，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生产积极性。新经济体制的实行，使苏联的国民经济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并为苏美争霸提供了物质基础，但新经济体制并未脱离传统经济体制的框架，仍然存在着排斥市场调节，以行政手段为主要办法管理经济的弊端，其局限性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日趋暴露，工、农业的增长率明显下降，改革实践趋于停滞。

（3）“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

1967年11月，勃列日涅夫在十月革命节上作的《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五十年》的报告中，正式提出了发达社会主义的理论，苏共二十四大（1971年）和二十五大（1976年）进一步阐发了这一理论，并提出了相应的任务和要求。该理论提出社会主义是可以而且应该划分为阶段的，它把苏联实现社会主义的进程划分为过渡阶段、基本建成社会主义阶段和建成发达社会主义阶段，认定苏联当时已经处于建成发达社会主义阶段。在发达社会主义，社会上已经不再有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社会各阶级、集团逐渐接近，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思想政治上的一致”已经巩固，整个社会越来越成为“单一的社会”。社会发展的动力，已不是阶级斗争，而是各阶级利益的一致。发达社会主义的理论，既不符合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实际，也不可能为社会主义体制改革提供科学的理论基础。

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大致可以以70年代中期为界划分为前期和后期两段，在前期，勃列日涅夫继续赫鲁晓夫的改革政策，纠正了他的一些失误和缺点，并谨慎地推行“新经济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苏联的经济增长率和综合国力，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使美、苏在经济和科技方面的差距日趋缩小。但在后期，政治上僵化、保守的趋势日益严重，党政领导严重老化，而官僚主义、人浮于事、纪律松弛、滥用职权、腐化堕落等现象丛生，矛盾重重，经济增长势头消减，改革也进入小修小补的停滞状态。

3．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与苏联的解体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迅速明确地提出了进行改革的方针，在他执政的七年里，苏联的改革和演变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接任总书记到1988年6月苏共第19次代表大会之前。在这一阶段，戈尔巴乔夫在理论上有一些新提法，在政治、经济和外交等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

在思想理论和政治方面，主要强调改革的必要性，提倡“民主化”“公开性”和“人道主义”。戈尔巴乔夫极力批判旧体制的弊端，宣传和提倡改革，认为改革不是抛弃社会主义，而是要有更多的社会主义。他认为改革的成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干部对改革的必要性的认识，因此，根据他们对改革的态度，调整和整顿干部队伍。同时宣称“民主化”“公开性”和“人道主义”，戈尔巴乔夫强调“改革，这就是全面发扬民主和开展社会主义自治”，“扩大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公开性”，“充分地揭示我们制度的各个决定性方面——经济、社会、政治和道德方面的人道主义性质。”在民主化、公开性和人道主义的宣传和实践中，许多持不同政见者被释放，各种组织、集团和势力开始汇集成一股政治上的反对派，苏联的政局开始混乱。

在经济方面，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改革经济体制的新思路，其内容主要有：第一，提出苏联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的新论断。第二，提出把生产资料占有方式与经营方式区别开来的思想。第三，肯定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戈尔巴乔夫形成了“计划——市场经济”的思路。主要内容有：（1）实行多种形式的所有制。（2）建立和组织“真正的市场经济”。（3）改变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增加军工企业转民用产品的比重，扩大消费品生产比重。

在对外关系方面，戈尔巴乔夫在赫鲁晓夫“三和”政策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国际政治新思维”。主要内容有：强调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强调各国“自由选择发展道路和生活方式”，呼吁各国相互承认各国人民有权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并尊重各国人民所选择的社会制度和代表这个制度的合法政权。

这一阶段的改革也出现了不少错误，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那种漫无限制的、不分阶级的“民主化”“公开性”，为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的孳生、积累打开了方便之门，为各种攻击苏维埃制度、否定社会主义历史的言论大开绿灯。

第二阶段，从1988年6月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起到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在此期间，戈尔巴乔夫采取了一系列错误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激化了苏联的各种矛盾，最终导致苏联的解体。

戈尔巴乔夫在经济体制改革受挫后，将目光转向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主，把政治体制改革放在首要地位，把公开性、民主化和社会主义多元化并列为苏共的“三个革命性倡议”，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在改革进程中，又取消了共产党法定的领导地位，使苏共向社会民主党方向转变。而在苏共内部，也分裂为三派，即“民主纲领派”“马克思主义纲领派”“苏共中央纲领派”，主张各异，斗争尖锐。在政治上还实行多党制、总统制和主权国家联盟制。这些改革措施，使苏联在政治上、经济上均处于分崩离析的边缘。

1991年8月19日，由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总理帕夫洛夫、内务部长普戈、国防部长亚佐夫等8人组成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举事，宣布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改革已经“走入死胡同”，停止戈尔巴乔夫的总统职务，但是，该委员会存在三天就夭折了。叶利钦、波波夫等右翼势力占据上风，戈尔巴乔夫重新复出。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并要求苏共中央委员会自行解散，各共和国内的共产党和地方组织自行决定自己的命运。8月25日，苏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书记处被迫自行解散。这样，由列宁创建的、具有93年历史，在苏联执政74年的苏联共产党被瓦解了。12月21日，原苏联的11个加盟共和国总统在阿拉木图会晤，签署了《阿拉木图宣言》等6个文件，宣布正式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原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终止存在。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发表全国电视讲话，辞去苏联总统职务，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这样，一个世界超级大国就悲剧性地、彻底解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