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指在斯大林领导下建立的一整套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也称斯大林模式，大体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它是人类历史上社会主义制度第一个具体而完备的实现形式，它的存在与发展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确评价它的历史地位，客观分析其利弊得失，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
1．联共（布）党内的斗争及其影响
列宁逝世之际，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正转入低潮，资本主义进入相对稳定阶段，苏联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即将结束。形势的变化，对苏联党内关于社会主义前途与命运问题的认识必然产生影响。苏联作为当时惟一的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能否在世界革命低潮的形势下建成社会主义，联共（布）党内存在巨大分歧。其中，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争论直接相关的大的斗争有两次：一次是反对托洛茨基派的斗争；一次是反对布哈林派的斗争。
（1）反对托洛茨基派的斗争
第一次争论的问题主要是：苏联能否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单独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新经济政策的俄国能否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斯大林在布哈林的有力支持下，取得了争论的胜利。
关于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托洛茨基认为，社会主义是在一国开始，但不能在一国完成。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可能胜利，但是如果没有欧洲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国际援助，苏联的革命是不可能持久的。原因有两个方面：政治方面的原因是要搞社会主义，必然和农民发生敌对冲突，工人政府和农民的矛盾在国内无法解决，只有在世界革命的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再者，国际资产阶级不容许一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经济方面的原因是苏联经济不能离开世界经济孤立地存在和发展。俄国经济技术落后，若得不到发达国家在技术和装备方面的援助，想要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他还认为，世界性的生产力同民族国家的疆界是不相容的。帝国主义时代已经形成世界性的经济体系，这个体系是一个整体，并存在明显的国际分工。经济技术落后的俄国“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29]“处于世界市场的相对控制之下”[30]。因此，不顾世界经济的统一性，在苏联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实属空想。1924年4月，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的演讲中也曾说过，没有几个先进国家无产者的共同努力，在单独一个国家内无法解决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任务。[31]但斯大林后来很快改变了看法。1925年5月，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所作的报告中，认为苏联正面临两种矛盾：一种是农民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内部矛盾；另一种是当时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外部矛盾。“第一种矛盾是完全可以用一个国家的努力来克服的，第二种矛盾却需要几个国家无产者的努力才能解决”。[32]
1925年12月，季诺维也夫在俄共十四大上作副报告，其主要内容就是认为如果没有世界革命的援助，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新经济政策不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途径，而是连续不断的退却，“走向一个在无产阶级国家中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布哈林反驳了季诺维也夫的论点，认为他根本不懂得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并认为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观点只是重复了托洛茨基的论点。季诺维也夫则引述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里那段话来答辩，称“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提法，是一种“民族狭隘气味”的“胡说”。1926年1月，斯大林在他的重要著作《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中就“一国社会主义”问题作了完整而又明确的阐述。他指出，应当把“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能否在一个国家获得最终胜利”作为两个问题区分开来，给予不同的回答，他说：社会主义能在一个国家内建成，“这就是可能用我国内部力量来解决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这就是在其他国家无产者的同情和支持下，但无须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预先胜利，无产阶级可能夺取政权并利用这个政权来在我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而社会主义不可能单独在一个国家内获得完全的最终胜利，“这就是说，没有至少几个国家革命的胜利，就不可能有免除武装干涉，因而不可能有免除资产阶级制度复辟的完全保障”[33]。斯大林把社会主义“一国建成”和“最终胜利”区分开来的思想，是对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坚定了苏联党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信念，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如何对待私有经济和发展社会主义工业。托洛茨基派从“不断革命论”的立场出发，强调限制和消灭私有经济。他们始终认定新经济政策是一种暂时的退却，是无产阶级政权的权宜之计，是等待欧洲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而采取的临时性措施，因而从根本上否定新经济政策所确定的社会发展道路。他们把新经济政策时期成长起来的富裕农民等同于富农，提出要在农村展开一场新的阶级斗争，即“第三次革命”。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速度问题上，托洛茨基采取“超工业化”的方针，主张最大限度地把资金从农业抽调到工业中来，以加速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他们认为，苏联之所以总是出现粮食收购危机，归根结底还是工业化实行得不够，解决办法是必须进一步加强工业化，在超过现在所做的一切基础上加强工业化。为了高速发展工业，他主张采取剥夺农民的办法。其“超工业化”政策的理论基础就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出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理论。即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只能依赖农民经济，在落后的俄国实行工业化，必然要把农村作为“殖民地”，用加重农民赋税和扩大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办法，即牺牲农民利益的办法实现国家工业化。布哈林针对这个理论，认为苏联在相当长时间内是“落后型社会主义”，继续保持着小商品经济，存在着广泛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这正是俄国“特有的民族面貌”。他提出“发财吧”的口号，要求响应实行使农民富裕起来的政策，通过加速资金周转来为工业化积累资金。
总之，这场争论是联共（布）党内领导集团内部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不同意见的争论。托洛茨基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总的来说是错误的。但他关于苏联经济和世界经济相互联系的思想，主张苏联参加国际分工，正确利用世界市场的思想，则是合理的、可取的。但由于这场争论中夹杂着派别斗争的因素，双方无限上纲，斗争愈演愈烈。先是托洛茨基夸大党内个别领袖的缺点，攻击他们已经蜕化变质，从而混淆了问题的性质。其次是斯大林把托洛茨基的一些活动上纲到篡党夺权，以至最后采取一系列断然措施，导致阶级斗争和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这些历史教训值得后人记取。
（2）反对布哈林的斗争
1927年，是苏联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党的工作重点明显地转向国家工业化建设，需要大幅度调整经济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党内分歧又开始尖锐起来。1927年的粮食收购危机直接诱发了联共（布）党内第二次关于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争论。
1927年秋，苏联出现了粮食收购危机，危机直接影响到工农业生产和社会安定。围绕如何看待粮食危机以及怎样解决粮食危机的问题，党内出现不同意见，进而演化成又一场激烈的党内斗争。这场争论是在斯大林和布哈林之间展开的，中心问题是苏联通过什么道路，用什么方法建成社会主义，是继续坚持新经济政策，还是结束新经济政策？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斗争，从表面上看是他们对发生粮食收购危机的原因及采取的对策看法不一致，而更深层次的问题则是他们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方针上存在重大分歧。他们之间的基本分歧有三方面：
第一，关于国家工业化问题。斯大林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并把它作为区分两条不同的工业化道路的根本标志。与此同时，斯大林还特别强调工业发展的高速度。为了高速度地实现重工业化，要求农民为工业化缴纳“贡税”。斯大林认为，工业化的资金只能靠内部积累，这种积累的主要源泉有两个：“第一个是创造价值、并把工业向前推进的工人阶级，第二个是农民。”“农民不仅向国家缴纳一般的税，即直接税和间接税，而且他们在购买工业品时还要因为价格较高而多付一些钱……而在出卖农产品时要少得一些钱，这是农民给国家工业化缴纳的一种‘额外税’，是一种类似‘贡税’的东西，是一种类似超额税的东西。”[34]布哈林对“贡税论”提出了批评。9月底，布哈林在《真理报》上发表题为《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的重要文章，全面地阐述了他的市场经济平衡论以及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主张。布哈林认为发展国民经济必须注意综合平衡。他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如果经济计划制定得不好，或者执行得不好，经济平衡的各种条件遭到破坏也会产生经济危机。社会主义的危机表现为“商品荒”，它是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环节遭到破坏的表现，是因价格比例不合理，资金从一类生产部门流向另一类生产部门的结果。他反对“优先高速重工业化”的观点，主张重工业和轻工业要注意平衡发展，而且工业的发展要同农业的发展结合起来。他坚决反对要求农民以缴纳“额外贡税”的办法为工业化积累资金，认为这是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但是，斯大林把布哈林的理论同党内的右倾联系起来，予以全面否定。布哈林从1928年底至1929年1月连续发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列宁和科学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任务》和《列宁的政治遗嘱》三篇文章，阐发了列宁晚年的理论观点，同斯大林展开争论。
第二，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不能长期建立在社会主义大生产和个体农民的小生产两种不同的基础上，要求尽快开展全盘集体化运动，尽快改变整个农村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以保证国家所需要的足够数量的商品粮。对富农阶级的政策也要求从限制和排挤富农剥削的政策立即转变为剥夺富农财产的政策。布哈林认为解决商品粮问题固然要通过日益扩大的集体化，把个体农业生产改造为大经济，实现农业生产的社会化，但是解决这个问题远不是以忽视劳动农民的个体经济为前提的，相反，必须在个体经济也同时增长的基础上得到解决。他根据列宁的合作制理论，认为当时俄国个体农民经济还有发展的余地，反对用行政命令来改变农民的所有制，反对搞全盘集体化。
第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动力是阶级斗争，并把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成就都看成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和结果。斯大林反复强调社会主义愈是取得胜利，阶级斗争就越来越尖锐。他要求以加紧开展阶级斗争来推动经济建设。布哈林反对把阶级斗争作为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认为人民群众消费的增长才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他也反对“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理论，认为过渡时期的基本路线是阶级矛盾逐步缩小和最后消亡的路线，对资本主义成分应当用竞争的办法进行排挤和改造，最后消灭。对于富农，可以经过合作社的形式来组织和改造他们。
显然，斯大林和布哈林之间的分歧是带有根本性的。斯大林的方针实际上是要结束新经济政策，根据国家高度集中、高度统一的计划，建立新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而布哈林要求继续实行新经济政策，按照新经济政策建设社会主义。1929年4月，党中央召开全会，斯大林在会上作了《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的报告。斯大林在批判布哈林观点时指出，这场斗争的实质是“路线斗争”：一条路线是党的路线，革命的路线，列宁的路线；另一条路线是布哈林集团的路线，这是一条“用发表反党宣言的方法，用辞职的方法，用诬蔑党的方法，用暗中破坏党的方法，用和昨天的托洛茨基分子为组织反党联盟进行幕后谈判的方法来反对党的路线。这第二条路线是机会主义的路线”。[35]由于布哈林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同斯大林发生严重分歧，被撤销《真理报》主编、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书记等职务，并被开除出政治局。1938年作为“反苏的右派和托派联盟”的头目在莫斯科受到公审，被判处死刑。实际上，布哈林和斯大林之间的分歧属于联共（布）党内领导人之间不同意见的分歧。
斯大林所取得的党内斗争的胜利，对后来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使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偏离新经济政策的道路，为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准备了政治条件；其次，助长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左”倾，给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带来了不良后果；再次，破坏了党内正常的民主政治生活，把党内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上纲上线，采取外科手术式的办法进行清洗；最后，在党内形成了斯大林的个人集权制，并且使个人崇拜盛行起来。
2．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与特点
（1）苏联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得与失
经过党内的长期争论，斯大林工业化理论的指导地位得以确立，苏联开始走上一条从重工业开始，高速度实现工业化的道路。对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斯大林特别强调指出：“不是发展任何一种工业都算作工业化。工业化的中心，工业化的基础，就是发展重工业（燃料、金属等等），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业。”[36]
早在1925年，俄共（布）十四大就通过决议，确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要求党和人民“把注意力集中在工业上”。[37]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极大地鼓舞了苏联人民。到1937年，苏联工业总产值已跃居欧洲第一位，仅次于美国而居世界第二位。这标志着苏联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苏联在短短的十多年时间里，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成了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使苏联从根本上摆脱了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依赖；改变了苏联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缩小了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的差距；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大大促进了国防工业的发展，增强了苏联的防御能力，为夺取卫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但是，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也充满了坎坷和曲折，发展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如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引起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人民生活得不到相应的提高；中央集权过多，地方和企业缺乏自主权；基本建设规模过大，盲目追求高指标，使苏联工业化走向外延型扩大再生产的道路；在利用西方技术援助方面指导思想不明确，引进和消化脱节，等等。可以说，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在特定的国内外环境中实现的，在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较大的牺牲和代价。
农业方面，斯大林和布哈林的争论结束之后，苏联出现大规模建立集体农庄运动。这个运动1930年进入高潮。1934年7月，有71．4%的农户和87．4%的播种面积实行了集体化。到1937年，有93%的农户和99%以上的播种面积实行了集体化。苏联消灭了富农阶级，实现了农业集体化。在实现农业集体化的同时，农业机械化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苏联由个体小农业国家变成了大规模机械化集体农业的国家。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运动是一场深刻的农业社会主义革命，它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的生产关系和阶级结构，建立和巩固了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推动了苏联由农业国向社会主义工业国的转变。
实现农业集体化的过程中，苏联也存在一些“左”的错误和偏差。如片面追求集体化的百分比，违背了农民的自愿原则，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消灭富农阶级的手段过激且范围过大，严重侵犯中农的利益等，使苏联农业生产力受到很大损伤。这些错误后来虽得到一定纠正，但农业生产的过分集权，农民的政治、经济自主权的缺乏，粮食征购上的超经济强制手段，以及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基础地位的被忽视等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致使苏联农业生产长期处于落后和停滞的状态。应当看到，苏联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实行的农业集体化，有其特殊性和局限性，不应视为普遍经验加以推广和应用。
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苏联建立起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1936年苏联新宪法的通过，标志着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确立。这个体制被人们称作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或斯大林模式。
（2）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起始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斯大林上台执政，完成于斯大林执政晚期，它的形成过程可分三个阶段。
1924年斯大林开始执政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是斯大林模式初步形成阶段。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是苏联由执行新经济政策到放弃新经济政策。1924年1月，列宁逝世时，斯大林表示将继续执行新经济政策。1924～1928年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范围有所收缩但还未放弃。到1929年底，斯大林明确宣布：“我们所以要采取新经济政策，就是因为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当它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就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吧！”。[38]新经济政策至此基本终止。1930年，斯大林在联共（布）十六大上正式宣布新经济政策进入最后阶段。新经济政策的终止标志着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开始形成。
这一阶段的另一个特点是频繁而激烈的党内斗争。斯大林在斗争中逐步放弃了党内争论的民主传统，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法，实行清党运动，把反对派成员清除出党，使权力日趋集中，个人崇拜不断升级。到20世纪20年代末，苏联已初步形成了以党代政、党政军权集中于政治局和书记处少数人甚至一个人手中的政治格局。1929年5月，苏联第五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批准了具有指令性质的《苏联第一个国民经济建设计划》并付诸实施，这标志着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初步形成。1930～1932年，除了工业管理改革之外，又进行了信贷改革、税制改革和工资改革，管理经济的方式由市场调节完全转为行政指令手段。与此同时，苏联在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中建立了集体农庄制度，并于1932年通过了第一个《农业劳动组合章程》。到30年代，一个排斥市场调节，以部门管理为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苏联初步形成。
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是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进一步发展和巩固的阶段。1934年，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连任总书记。这次代表大会决定撤销工农检查院，把中央监察委员会降为中央委员会的一个附属机构，并决定将书记处所属的七个中央机关按生产原则改为工业部、农业部、计划财贸部和政治行政部等十多个部，进一步加强了斯大林个人的权力。1936年宪法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1939年，在肃反扩大化进一步清除了反对派成员的状况下，召开了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巩固和强化了斯大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从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是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稳定阶段。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斯大林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整个战争期间联共（布）只召开过一次中央全会，重大事情都由政治局书记处决定。这一时期的经济管理体制仍然是以部门为主的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只是更侧重于军事工业的发展。战争结束后，苏联的国际国内环境虽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其政治经济体制仍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基本上保留了战前的框架，处于稳定和僵化状态。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从国际环境上看，帝国主义的包围和战争危机的迫近，要求全党全国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保持高度的集中统一，要求全国人、财、物力的高度集中。从苏联国情上看，在经济文化落后，社会经济结构是小生产者占优势的基础上，家长制、个人集权、个人崇拜容易盛行，官僚主义容易滋长，排斥商品经济的自然经济思想也容易被接受。从历史传统上看，沙皇俄国是一个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沙皇的高度君主集权的专制主义政治传统，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对外扩张的传统，以村社占有为主要形式的封建宗法经济的传统，都对形成高度集权的模式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从理论影响来看，对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主义的设想存在某些教条主义的理解，也是原因之一。另外，斯大林个人素质上的缺陷，思想方法上的主观片面、形而上学对体制的形成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3）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特点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基本特征是高度集中、高度集权。这一特征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
在经济体制方面的主要表现是：
首先，实行单一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苏联生产资料公有制有两种形式：国家所有制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本形式，不仅占绝对优势，而且被看成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高级形式；集体农庄合作社所有制是劳动者的集体所有制，被看成是公有制的低级形式。1936年宪法虽然规定允许个体小私有经济存在，但实际上却一直把个体经营当成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限制乃至禁止。
其次，实行高度集中的部门管理体制。斯大林时期，把经济管理各方面的权力过度集中于中央各个部门，实行严格的部门管理。即以“条条”管理为主，中央部门集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决策权于一身，直接支配企业的人力、财力、物力和产、供、销大权。国家既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又全面管理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企业成为国家机关的附属品。国营企业的职工缺少参与民主管理的权力。企业的厂长或经理由上级国家机关任命。
第三，实行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斯大林时期指令性经济体制有四个特点：（1）高度集中的统一性。主要的计划指标由中央统一编制，然后自上而下、按部门或地区把计划指标逐级下达；（2）无所不包的广泛性。国家下达的计划指标，囊括了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部门，一切经济过程和经济活动都被纳入计划，连集体农庄的播种面积以及种植什么都由计划规定；（3）具有法律效力的指令性。国家集中制订出来的计划，经最高苏维埃批准后，就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4）排斥、否定市场调节作用。20世纪20年代末，随着指令性经济体制的形成，市场调节就被排挤出了经济领域。
第四，以行政手段为主管理经济。国家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对国民经济实行统一领导和直接管理。国家机关通过层层行政机关，发布具有强制性质的指令和决议，对全国的企业和经济活动进行集中统一的计划、组织指挥、调节和监督。对于指令性计划的实施，也主要采用行政方法，很少发挥甚至完全排斥市场因素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很少用经济手段来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
第五，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苏联之所以要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集中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苏联把优先发展重工业当作长期发展战略来推行，认为只有优先发展重工业才是社会主义工业发展的规律，并采取剥夺农民的办法筹集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必要的，但长期这样做，未能根据形势的变化作适时调整，就造成了国民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影响了经济的正常发展。
在政治体制方面的主要表现是：
第一，高度集权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这里的高度集权有三层含义：其一，国家的权力过度集中于党。在共产党的地位上，党和国家融合为一，党“管理国家”，苏维埃实际成为把党的决定变成国家法令的表决机器，没有真正的立法权，行政和经济管理机关很大一部分管理事务均由党的机关取代了。国家完全隶属于党，党总揽一切。在共产党与政权机关、社会团体的关系上，“党是政权的核心”，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国家机关的重大决策和人事安排，都先由党中央决定，然后交给国家政权机关去举手通过。共产党一党独存，其他党没有存在的合法性。一切社会团体都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其二，党的权力过度集中于中央。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权利受到削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权力进一步扩大。其三，中央的权力过度集中于个人。民主集中制得不到很好贯彻，甚至遭到破坏，党的中央全会和政治局的会议不能按期召开，党内民主与监督难以发挥作用。权力过多地集中于书记处后，总书记一人说了算，最后斯大林集党、政、军最高权力于一身，形成了个人集权制和终身制。
第二，自上而下的干部委任制。虽然苏联1936年建立了普遍的、平等的和不记名的选举制度，但仅仅是原则上的实行，选举的候选人主要还是由党组织内定，而且是等额选举，没有竞选，选举制一般都流于形式。实际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产生，主要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委任制。苏联实行的这种委任制，改变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应有的正常关系，他们不是代表人民群众来管理国家事务，而是受命于上级机关，执行某一方面的职能；他们的权力不是来自下层选民，而是来自任命他们的上级机关或领导者个人；他们的工作不是对人民负责，而是对上级负责。这种做法显然违背了社会主义的民主选举制的原则。
第三，软弱而低效的监督机制。在苏联，对党政机关及其领导人的监督是非常薄弱的，监督机构形同虚设，缺乏有效的监督制度和监督手段。1934年，苏联解散了群众性的监督组织，取消了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和中央委员会平行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代之以党中央委员会任命的监察委员会，取消了工农检查院，代之以人民委员会领导下的苏维埃监察委员会。新的监察机关的职能只是监督党和政府决议的执行情况，人民群众被排除在监督和监察工作之外。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受制约，脱离控制，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造成官僚主义、滥用权力、特权以及各种腐败现象的发生。
第四，地位特殊的国家安全机关。国家司法机关依照宪法规定，独立地对违法犯罪的行为行使侦察、起诉、审判和执行的权力，这是民主政治的保障之一。在斯大林时期，国家司法机关组织上隶属于行政机关，司法不独立，司法机制混乱。国家安全机关权力无限扩大，代行了司法机关的职能。它拥有从中央到地方、直至基层的一整套庞大的、自成系统的机构，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不受党和国家机关的监督，不受法律的制约，成为个别领导人控制的工具。它可以逮捕包括党中央委员和地方党委书记在内的任何党政领导干部，包揽了从侦察、逮捕、审判、监禁到处决的整个司法程序，使公民乃至高级干部的人身自由得不到保障。社会主义法制遭到严重破坏。
在文化体制方面的主要表现是：
第一，高度集中的思想文化管理体制。斯大林时期，一是思想文化领域的管理权集中于党。党掌握着对文化领导干部的任免权，并直接控制思想文化领域的业务工作。二是文化管理机构高度集权化。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苏联国家系统的文化管理机构不断进行改组，联盟中央的权限日趋加强。三是社会文化团体的行政化。从20年代末开始，苏联按照集中统一的原则，对属于群众性组织的社会文化团体，如科学技术学会、人文科学和艺术创作团体等进行大规模的改组，加强了行政化的趋向，使它们变成准国家机关。
第二，意识形态和国家精神生活领域中的个人崇拜。斯大林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拥有对思想文化领域问题的最终裁决权，他的思想和言论被绝对化为真理的标准。不仅他的著作、言论的正确性不容置疑，而且一些学术问题的争论也由他定性。个人崇拜的盛行，使思想理论领域教条主义严重，科学文化的发展受到限制，缺乏活力与首创精神。
第三，文化生活的整齐划一。为了维护领袖和现行体制的权威，苏联的文化体制实行高度控制，运用行政命令、高压手段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和学术争论问题。斯大林时期，思想文化界曾开展过两次“批判运动”，通过大批判和大清理，把俄国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著作与精辟独到的理论观点清理一空，由斯大林进行理论的规范，以统一思想。这些运动对于确立和强化斯大林模式起到了重要作用。
3．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历史地位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模式，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种重要的实践探索形式。苏联模式产生之后显示出的巨大优越性和示范效应，加上苏联的有意推广与强化，使之成为后来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学习样板与惟一模式，它的功绩与缺陷对当代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具有重要的历史功绩：
第一，确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推动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列宁逝世后，在斯大林和联共（布）党的领导下，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消灭了剥削阶级，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这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它极大地激发了人民对社会的责任感，整个社会充满了生机与活力，苏联不仅在极短时期内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人们的道德情操和精神面貌也健康向上，与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大危机形成鲜明对照，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一点连西方反共的学者都不得不承认。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高度集中的战备体制显示出巨大的威力，苏联成为打败法西斯的主力军。战后的经济恢复工作也十分迅速。正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所显示出的巨大威力，使二战后一系列欧、亚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占世界土地面积1／3，人口1／4的社会主义阵营。苏联不仅以其强大的军事力量直接帮助东欧一些国家打出一片社会主义新天地，而且以其强大的经济力量对抗了马歇尔计划，用15 0亿卢布援助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为第三世界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最终导致帝国主义旧殖民体系土崩瓦解。斯大林在世期间，这个制度的主要作用是积极的，推动了历史的前进。
第二，探索出一条不同于历史上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保证了苏联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苏联是当时世界上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虎视眈眈的国际帝国主义的包围中，军事上处于危险境地。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东西方两个战争策源地形成，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法西斯实行绥靖政策，力图把祸水引向苏联。这种国际形势要求它必须在极短时期内建成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防力量，尽快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技术水平，因此，速度问题成为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不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和高速工业化的战略，苏联就难以生存下去。为了解决工业化需要大量资金，处在资本主义经济封锁之中的苏联，只能自力更生，依靠内部积累，制定国家计划，集中调配有限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实行高积累、低消费，同时努力吸收资本主义的技术、资金和人才。在十几年时间里，苏联把一个庞大而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完整的、独立工业体系的社会主义工业强国，而历史上资本主义完成这些任务曾需要几十年和上百年时间。1937年，苏联工业总产值比1913年增加了7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工业大国。二战前苏联工业年平均增长率达13%，1953年同1913年相比，苏联工业总产值增长20．43倍，国民收入增长12．67倍。苏联工业化的实现，奠定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建成了强大的国防力量，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工业化使苏联在科技方面居于世界前列；工业化体现了社会主义巨大的优越性，为社会主义苏联在世界上发挥进步作用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三，保证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苏联迅速实行工业化，大力发展国防工业，为卫国战争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并确保在战争爆发后迅速转入战时轨道。斯大林模式在迅速动员人力物力投入战争方面发挥了极高的效率，经过艰苦的较量，重创了在欧洲所向披靡的法西斯德国，成为战胜法西斯的主力。原苏联的一些历史学家说，倘若没有斯大林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就不可能生产1800万吨钢（1940年产量为1800万吨），而没有1800万吨钢就不能打败德国法西斯。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人类进步力量的伟大胜利，是苏联对人类的重大贡献之一，它极大地提高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威望，向世界展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命力。
事实证明，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在当时不仅是可行的，而且也是有效的。但是，这种模式是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也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存在有一定的弊病，它从一开始就是优点与缺点并存的，不能将其绝对化和神圣化。其缺点是高度集中、高度集权的体制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人民生活不能得到较多的改善，工农群众生产积极性不能充分发挥，企业经济效益不高；各级干部缺乏主动性，官僚主义严重，社会主义法制遭到破坏，社会主义民主不能充分发展；人们思想遭到禁锢，科学技术的发展受到限制。因而，当这种模式在苏联长期延续下去，特别是战后恢复时期结束后继续推行，就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后来，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被强制推广到欧、亚社会主义各国，也给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严重后果，使这些国家的改革步履维艰。因此，改革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探索适合本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