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空想社会主义发展的几个阶段

空想社会主义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及其矛盾的逐渐暴露而产生的，也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及其矛盾的逐步激化而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阶段。与之相应，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也经历了从初级、中级到高级形态的发展变化。前后约300多年的时间，共分三个发展阶段：

1．16～17世纪的乌托邦社会主义

16～17世纪，资本原始积累进程不断加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扩展，导致社会群体急剧分化，产生了早期的无产者和资产者。资产者的巧取豪夺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一开始便孕育着阶级矛盾，无产者反抗资产者的斗争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空想社会主义是与这种斗争相适应的理论表现，莫尔、闵采尔和康帕内拉是这一时期空想社会主义的杰出代表人物。

托马斯·莫尔（1478～1535），英国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空想社会主义的奠基人。莫尔早年在牛津大学读书，深受人文主义的影响。毕业后，当过律师，任过英国下院议长，以后又成为大法官。他思想敏锐，亲眼目睹了原始积累的血腥场面，在资本主义初露端倪的时候，就天才地预见这种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私有制社会将被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公有制社会所代替。1516年，莫尔出版了《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一书（简称《乌托邦》），系统地论述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全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批判了当时英国和西欧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指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是劳动人民贫困和不幸的根源。他以辛辣幽默的语言，揭露在圈地运动中，“你们的羊，一向是那么驯服，那么容易喂饱，据说现在变得很贪婪、很野蛮，以至于吃人。”^[4]“羊吃人”生动明快地批判了资产者对平民进行的残酷经济剥夺，同时也成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剥削实质的代名词。他认为，要消除社会贫富分化及由此造成的社会不公，就必须废除私有制。“如不彻底废除私有制，产品不可能公平分配，人类不可能获得幸福。私有制存在一天，人类中绝大的一部分也是最优秀的一部分将始终背上沉重而甩不掉的贫困灾难担子。”^[5]接着，莫尔在书的第二部分对未来理想社会进行了令人神往的描述。他指出，乌托邦实行公有制，一切财产归全民所有。在国内的一切经济交往中取消商品、货币和市场，实行按需分配原则，每家都到指定市场领取全部所需的物品，不需任何费用。消灭了城乡对立，城乡之间互通有无。人们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每人每天只需工作6小时，且实行义务劳动，其他时间进行科学研究和技艺提高，以利于全面发展。对未来社会管理、文化教育、对外交往等许多方面，莫尔都提出了详细而独特的观点。这些系统描述，使后来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有了充实和改造的思想基础，莫尔也就成为近代社会主义思想的开创者。

托马斯·闵采尔（1489～1525），是德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在中学时代，他就组织过秘密团体，反对罗马教会。他对平民和农民的痛苦有深刻的了解，他经常深入矿工和农民中与他们谈心，听到了工农群众对悲惨现实的申诉，亲眼目睹了剥削者的各种罪恶和暴行。闵采尔是一个职业革命家，一生都积极投身于工人和农民的革命斗争，亲自领导了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在斗争中，他书写了大量书信、文章和宣传册子，运用宗教语言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闵采尔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是在革命实践中产生的，与《乌托邦》论述的思想有明显的不同。由于领导了实际斗争，革命暴力思想在其政治理论中占据核心地位。闵采尔强烈反对私有制，揭露和批判诸侯与贵族的残忍，谴责资产者与旧贵族的妥协。认为人世间的一切不平等的根源是私有制。因此，他主张以暴力的方式使整个世界经历一次大动荡，彻底推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消灭私有制，由人民自己建立起“千载太平之国”。这是闵采尔所设想的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理想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不再有阶级的差别，不再有私有财产，产品实行共同分配，国家政权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这种社会，既不是以往的封建社会，也不是正在到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完全是一种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新的理想社会，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闵采尔预测到共产主义。”^[6]因此，他已经成为正在萌芽的无产者的代表人物，其理想超出了农民革命的一般要求，也超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与同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相比，闵采尔开创了注重实践的思想，他不再是停留在感情层面去批判私有制，也不再仅仅表现为对未来理想的憧憬上，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到现实斗争中，力图以暴力革命的形式来消灭私有制，这就为建立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理想社会提出了现实途径。闵采尔也为实践这种理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托马斯·康帕内拉（1568～1639），意大利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和伟大的爱国者。他从小就目睹了西班牙殖民者对祖国的蹂躏，感受到了意大利经济停滞落后、政治四分五裂所带来的屈辱，胸中燃起强烈的爱国情怀，思想上很早就因不满黑暗现实表现出异端的特征。因此他年轻时3次被宗教裁判所逮捕入狱。1599年又因策划反抗西班牙侵略者的武装起义而被捕，直至1626年才获释。在漫长而残酷的监狱生活中，康帕内拉以惊人的毅力研读莫尔等人的著作，并于1601年写成了在社会主义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著作《太阳城》，随后写了《论最好的国家》一文，对《太阳城》中阐述的政治经济观点进行了进一步论证。在这些书中，康帕内拉猛烈抨击社会的不公，坚决反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贫富对立的社会是一所培养罪恶的学校。因此，他提出了“太阳城”这样一种理想社会。在他看来，太阳是一切光、热和力量的来源，理想国就应当是太阳主宰的国度而非黑暗笼罩的现实世界。太阳城废除了私有制，没有阶级区分，没有贫富的对立，一切财富归全民公有，由贫富对立引起的一切恶习也不再存在。康帕内拉在社会主义史上首次提出“劳动光荣”的思想，认为劳动是居民的普遍义务，精通手艺，从事最繁重劳动的人应备受尊敬。他还提出应由社会组织生产与劳动，并建立以技能为主的生产组织。主张利用科技发明减轻劳动强度，缩短劳动时间。提倡直观教学，注重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是社会主义教育思想的较早论述。康帕内拉深受莫尔乌托邦思想的影响，但他没有简单重复前人的东西，而是在批判旧制度设计新制度方面提出了不少更加先进的思想，对以后的社会主义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在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尚未完全成熟和充分暴露之时，就敏锐地观察到这些矛盾，并对它进行了开创性的分析与批判，第一次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思想。其共同点很明显：首先，他们都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各种弊端，不承认资本主义的历史合理性，特别揭示了私有制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其次，他们的思想都代表了近代无产阶级的先驱者反抗资产者的心声，与传统的反抗封建压迫的思想有了显著区别。再次，由于时代条件所限，他们对未来社会多以文学游记的形式进行描绘，是“理想社会制度的空想的描写”。^[7]

2．18世纪的平均共产主义

到了18世纪，资本主义生产由简单协作发展到工场手工业阶段，英法等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无产者同工场主的矛盾日益暴露。比较成熟的资本主义相应地促进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更加成熟、更为系统。其主要代表多来自深受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影响的法国。摩莱里、马布利和巴贝夫是其中最杰出的思想家。

摩莱里（1720～1780），法国著名的空想平均共产主义者。出身农民，当过教师。他研究过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霍布斯和洛克的思想，同时又深受莫尔、康帕内拉、温斯坦莱等空想社会主义先辈的影响。主要著作是《巴齐里阿达》和《自然法典》。前者用乌托邦的形式描绘了一个实行共产主义的国家的蓝图，主张建立符合理性的社会，废除一切私有制，产品实行按需分配，要根据理性的原则来管理人民。如何保证这一理想社会的正常运转呢？摩莱里认为最根本的是依靠法律来规范一切。在《自然法典》中，摩莱里认为存在着永恒的理性，人类历史和社会生活都要用理性来检验，而私有制不符合理性原则，应该全部推倒。为此，他以法律的形式提出了符合理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原则。在其基本法中，摩莱里提出了三项基本原则，即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公民都有权获得工作，有权从社会得到生活的物质保障；人人都为社会发展尽其所能。这些思想在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尤其是他较明确地把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加以区分，初步懂得在生产关系中决定性因素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根据这三条基本法，摩莱里还制定了各种单行法，对未来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都作了详细规定。所有这些，使他在理性的基础上构造了比较现实和完整的社会主义大厦。

马布利（1709～1785），是与摩莱里同时期的著名空想平均共产主义者。他出身于法国贵族家庭，很早就受到人文主义教育和启蒙思想的影响。曾担任过神职和外交官，后辞官全力从事研究工作，成为启蒙运动中著名的思想家。他注意研究历史，力图从古希腊的民主制度中寻找理想社会的素材。马布利一生著述颇多，后被编为多达15卷的《马布利全集》。其中在空想社会主义史上最有影响的是《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论法制或法律的原则》。他将理性作为理论的出发点，认为理性是最高尚和最重要的，是永远不变的规律，人只有凭借理性才能理解一切，从而建立理想社会。通过对历史的研究，马布利认为奴隶制度、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都是违反理性的私有制。他将原始社会理想化，认为是一个自由平等的、没有私有制、没有阶级剥削的黄金时代。因此只有公有制才是符合理性的。他把私有制同阶级联系起来，认为私有制导致社会分裂为相互对立的阶级，而这种对立必然导致阶级之间的斗争，革命似乎不可避免，人民可以使用武力来保卫和维护自由。马布利的政治理想是建立一个合乎理性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共和国。在这个国度里，一切财产公有、平等高于一切。社会全面繁荣。他知道在私有制长期统治之后，要立即恢复公有制是做不到的。因此，他极力主张实行社会改良，改变过去的恶习，逐步限制和取消财产继承权；取消公务人员额外报酬；改革税制，取消无财产者的税额；限制对土地的占有数量等。因此，他不仅批判私有制，而且提出了改造现实世界以最终消灭私有制的措施。

巴贝夫（1760～1797），著名的空想共产主义者，法国大革命中杰出的平等派革命家。他出身于贫苦家庭，亲身体验过劳动阶级的疾苦。在大革命中，与战友一起建立平等派密谋组织，准备发动起义以实现自己的理想。巴贝夫思想的核心在于实现全社会的真正平等。他把私有制看成社会不平等的根本原因，主张彻底废除私有制。巴贝夫的贡献在于，他不但提出了社会改革方案，主张建立平等共和国，而且还找到了实现其理想的手段——暴力革命，将理论与革命行动结合起来；他已经有了阶级斗争的概念，认为创造财富的是劳动阶级，法国大革命就是富人同穷人之间的斗争；他明确提出人民专政的观念，主张一旦革命取得成功，为了粉碎反动势力，必须由劳动人民对敌人实行专政。巴贝夫的目标是建立平等共和国，把以实现劳动为基础的公众福利作为目标，这就超越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的思想，为其赋予了无产阶级的社会内容，即消灭任何形式的人剥削人的制度，实现社会的、经济的真正平等，绝对不要资产阶级那种形式上的、表面上的平等。

巴贝夫的这些思想直接从法国大革命的实践中产生，并继承和发扬了闵采尔学说的革命传统，把革命实践同革命理想紧密结合，因而在空想社会主义史上具有重要而独特的地位。

18世纪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特点十分明显。他们不再采用传统的文学游记的形式，而是充分利用资产阶级理性主义和人性论，并赋予其新的内容，积极从理论上论证社会主义的理想，增强了思想的现实感，也具有了更多的科学性；他们采取法律条文的形式将其理想法律化、制度化，对未来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作了详细规定，初步具备了现代法律制度的色彩；他们发现并承认社会革命过程中暴力革命的重要性，巴贝夫甚至付诸于实践，力图推翻刚刚建立的资产阶级政权。但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尚未充分发展，在工场手工业生产水平的条件下去研究公有制和平等，就不能不使他们的思想带有明显的绝对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的色彩，这是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历史局限性。

3．19世纪初的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

19世纪初，经过英国产业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机器大工业阶段，资本主义有了长足的发展，随之而来的是社会危机的空前加剧，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更进一步暴露，无产者的反抗斗争更加激烈。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

昂利·圣西门（1760～1825），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他出身于贵族家庭，早年深受启蒙思想和法国唯物主义影响，以后投身于革命斗争，资本主义社会的严重矛盾引起他的思考。在深入研究中，他写出了《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论实业体系》《论文学、哲学和实业》《新基督教》等著作，系统阐述了他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圣西门认为人类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每一个旧制度都是下一个新制度产生的前提，新制度的产生是旧制度的必然延续，而新旧更替是历史的进步，也是不可违背的规律。据此，他认为人类历史发展将经历五个时期，即人类开化初期、古希腊罗马奴隶社会、中世纪封建社会、新封建社会和未来的“实业制度”。他认为法国革命推翻旧制度是合乎规律的历史进步，但革命所建立起来的制度同样将被更合理的制度代替，因为革命所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颠倒黑白的世界，到处是没有道德的人统治着有才能的善良的人，统治者们为了自己私利而损害整个民族的利益。如果法国立刻死去三万多名这类所谓国家栋梁，丝毫不会给社会带来任何危害。因此，资本主义制度不过是存在于新旧制度间的过渡性制度，真正理想的社会应当使学者、艺术家和实业家成为社会管理者，享有各种职权。圣西门将自己设计的理想社会制度称之为“实业制度”。他认为在这种制度下“社会组织的唯一而长远的目的，应当是尽善尽美地运用科学、艺术和工艺的现有知识来满足人们的需要”^[8]，明确提出了新社会组织的目的和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圣西门思想的核心是发展实业，它既包括发展物质生产，也包括精神生产。在实业制度下，教育科学等精神权利交给学者，行政、生产等世俗权力交给实业家，分别组成最高科学委员会和最高行政委员会，成为最高管理机构。在这种制度下，“一切人都应当劳动”^[9]，而且要有计划地组织生产并在社会生活各方面制定工作计划；人们分工协作，其收入与贡献成正比；人人平等自由，妇女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力；反对禁欲主义，人们享有很高生活水平等。圣西门的思想丰富而独特，为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正如恩格斯所言，“后来的社会主义者的几乎一切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思想都以萌芽状态包含在他的思想中。”^[10]

沙利·傅立叶（1772～1837），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出身于商人家庭，长期涉足于商业活动，深刻了解资本主义的种种罪恶。通过对资本主义矛盾和罪恶的长期观察和研究，傅立叶找到了他所说的“新的科学”。其主要著作有《四种运动论》《宇宙统一论》《新世界》《全世界和谐》《论商业》等。傅立叶比圣西门更尖锐更深刻地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混乱和罪恶，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必要性和永恒性，认为犯罪是这个制度的灵魂，资本主义社会“是恢复了的奴隶制度”。^[11]他以辛辣的语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限制的竞争和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的婚姻关系、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虚伪性、道德的沦丧等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在马克思主义产生前，对资本主义社会“能够进行这种批评的只有傅立叶一人。”^[12]人们只要根据他的无情批判，“就可以得出必须改造社会的结论”。^[13]如何改造这个社会呢？傅立叶认为必须建立和谐制度。这种制度的基本单位是“法朗吉”。它是一种有组织的生产消费协作社，在这种制度下，不仅生产领域的工业和农业要协作，流通领域的商业劳动要协作，而且家务劳动、教育、科学、艺术劳动也要联合协作，社会就是这七种劳动联合协作起来的整体。傅立叶认为要实现和谐制度，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要创造大规模的生产、高度的科学和优美的艺术；第二，要发明这种与分散经营相反的协作机构，即经济的新世界。”^[14]其中第一个条件已经做到，已经为和谐制度准备了必需的条件。而他的历史任务便是创造第二个条件。为此，他怀着极大热情详细规划并进行了试验。但由于其空想性，这些试验遭到了失败。傅立叶坚决反对禁欲主义和绝对平均主义，将妇女的解放程度作为衡量普遍解放的尺度，在人类历史中第一次预见到了资本主义生产过剩而引起的经济危机。这些相对于其他空想社会主义者来说是一个长足进步。

罗伯特·欧文（1771～1858），英国杰出的空想社会主义实践家。欧文出身于手工业者家庭，读完初小就开始独自谋生，20岁时在英国实业界崭露头角。在担任棉纱厂经理期间，为改善工人生活和劳动条件做了大量工作，成为著名慈善家。同时，经营工商业活动也使他懂得了资本家剥削的秘密。他还积极参加工人运动，于1833年当选为全国工会主席。因此，欧文的思想是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这就使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触及到了制度的根基。他通过计算发现，剩余财富是工人创造的，却被企业主以利润形式占有，从劳动价值论角度剖析资本主义本质，初步找到工人贫困的原因。这是同时代的圣西门和傅立叶无法相比的。欧文猛烈批判了资本主义私有制，认为私有制、宗教与现在的婚姻形式是社会发展的三大障碍。在实践中，欧文发表了《致拉纳克郡的报告》《人类思想和实验中的革命》《新道德世界书》等著作，阐述了他的社会主义思想。欧文提出了建立理想社会的方案。他设计的理想社会是共产主义劳动公社联合体，是“全新的人类社会组织的细胞。”^[15]它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完全消灭了私有制。劳动公社是这个社会的基层组织，是独立的政治经济组织和社会单位，其根本原则是联合劳动、联合消费、联合保有财产和特权均等。公社的最高权力属于全体社员大会，整个公社是一个由农工商学结合起来的大家庭，生产的目的是为了直接满足公社全体成员和社会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因而公社内部实行按需分配。他主张把城市与乡村结合，工业与农业结合，从而消除城乡对立。还主张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人通过全面实践活动获得全面发展。欧文对公社制度充满信心，认为它一定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因而在实践中历经失败却不屈服，将一生献给了共产主义探索与实践。

19世纪初，欧洲著名的三大空想家把空想社会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三大空想家直接继承了启蒙思想的各种原则，赋予它新的内容，同时以更明确的哲学观点把资本主义制度置于理性的法庭上进行审判，对其批判也更加深刻。他们用带有唯物主义因素的历史观分析历史的发展，认为理想社会取代资本主义制度是必然的。他们提出的社会改革，既摆脱了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虚幻的文学描绘却提不出具体途径的局限性，又比较彻底地克服了18世纪空想社会主义的禁欲主义和平均主义缺陷。他们具体提出了实现理想社会的道路和方法，并将这种社会建立在大工业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小生产的水平上。他们处在资本主义有了充分发展的时代，其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资本主义制度，其思想较之先辈更有价值，为研究资本主义和创立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直接的思想材料。因此，恩格斯说：“科学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依靠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位思想家而确立起来的。”^[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