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
1.“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江泽民同志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变化,根据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面临的新问题和新任务,根据我们党肩负的历史使命和党的自身建设实际,在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精辟论断和科学结论。
首先,当代世界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的新要求。当今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科技革命化,以及各种文化的相互激荡和渗透,对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重大影响。一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形势风云变幻,我们面临着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主流,多极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但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因素,特别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世界仍然很不太平。国内外敌对势力不愿看到社会主义中国发展壮大,他们“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不会改变,我们与西方敌对势力在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方面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会是十分尖锐的。”[31]二是经济全球化对我国既是机遇,也是挑战。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无论哪一个国家都不能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这一历史过程之外。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参与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对我国既是难得的发展机会,但同时我们也面临许多挑战。只有在全球化进程中,建立既与国际规则相适应又符合我国实际的经贸管理体制,才能更好地通过与各国合作来发展本国经济,更好地应对各种挑战。三是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给我国带来了深刻影响。世界科技革命给各国带来了发展机遇。一个国家或民族,如果不跟上科技进步潮流,不结合本国发展实际努力提高科技水平,就会落后,陷入极为被动的境地。高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越来越快,知识经济预示着人类社会生活将发生新的巨变。世界各国都在抓紧制定面向新世纪的发展战略,抢占科技、产业和经济制高点。在这种情势下,我们能否抓住机遇,乘势而起,这对我们党提出了重大考验。四是当代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在当前,各种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纷纷登场,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精神力量相互交织、相互激荡,使得世界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新态势。各种思想的相互激荡,是人类文化发展进步的必然结果,有利于各民族的思想文化相互学习、交流和借鉴,也有利于先进的思想文化在比较和吸收各种优秀思想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发展完善自己。但一些错误的、落后的,甚至是腐朽的思想文化也大量渗透我国,严重冲击着我国的思想文化阵地,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会造成消极影响。“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针对国际形势这一新变化对我们党所提出的新挑战而提出来的。
其次,当代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的新要求。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们已经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的第一、第二步战略目标,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是,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我们在发展过程中仍然面临诸多矛盾和问题。当前,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生活中出现了社会经济成分的多样化、利益主体的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形式的多样化。这四个方面的多样化给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带来深刻影响,向我们党执政和领导的各项事业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社会利益的调整,要求我们党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候,既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又要正确处理和调整不同利益之间的矛盾。比如,利益格局的调整、经济关系的新变化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使党的团结统一面临潜在威胁;大量流动党员和新经济组织的出现以及“三跨”企业(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发展,使传统的党的管理方式受到挑战;社会阶层的分化和经济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巩固党的执政基础问题更加紧迫;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和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对党的建设带来新的课题。与此同时,对改革不可避免地带给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以及对党员干部如何保持共产党员和人民公仆的革命本色提出的严峻挑战,也使党的建设遇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矛盾和新问题。面对这些十分紧迫而重要的问题,不应当固守过去的老观念,而应当从当前中国的实际出发,从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局出发,从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需要出发,实事求是地、与时俱进地来进行思想理论创新。显然,如果不能对这些问题很好地予以解决,就不能提高甚至会降低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党的战斗力就会削弱。“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针对国内这种形势变化而提出来的。
再次,我们党所处的地位、环境和所承担的任务的重大变化对自身建设提出的新要求。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具有80多年历史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历经革命、建设、改革三个时期,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和实行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我们党面临着执政、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能否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能否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能否继续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至关重要。我们党现在总的形势是好的,但也面临着不少问题。当前,我们党无论是在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上,还是在党的自身状况上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如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中还存在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等,一些党员甚至党的干部理想信念动摇,以权谋私,一切向钱看等严重腐蚀着党的肌体,败坏党的威信。因此,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指出,我们党既有内忧也有外患,全党同志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关键是我们党要在搞好现代化建设的同时,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不断提高凝聚力和战斗力,始终保持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也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经得起各种风浪的考验,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由此可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是根据党情的深刻变化对我们党所提出的严峻考验而提出来的。
2.“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过程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新的国际国内形势,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党的建设的根本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索,进而逐步形成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这一重要思想的形成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酝酿和初步形成时期(20世纪90年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我国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进行综合思考的结果。1991年,江泽民在建党7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我们要认真探讨和解决当代重大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问题,并及时“做出新的理论的概括。”[32]1992年10月,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论述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及其历史地位时就曾对党要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群众的根本利益和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问题做了初步阐述,从而形成了“三个代表”思想的雏形。十四大以后,我党在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逐渐体系化。1993年6月25日,江泽民在庆祝建党72周年座谈会上首次详细论述了党为什么要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思想。他说:“纵观七十二年的历史,我们党的发展壮大,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独立和走向繁荣富强,归根到底是同推动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密切相连的。在中国,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不会有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解放和发展,就不会有社会的全面进步,就谈不上社会主义现代化。”[33]在此基础上,江泽民又提出要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这样,党才能成为“代表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34]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江泽民强调“要弘扬高尚精神”,所谓“高尚精神就是指我们党的崇高理想信念、优良传统和作风,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优秀传统和美德,这就是大众的、民族的、科学的文化,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35]这实际上已指出了先进文化的思想内核。1997年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上全面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在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基本目标和基本要求,他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就要求党要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就要求党要始终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36]至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念的明确表述已是呼之欲出。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展的“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教育充分体现了“三个代表”的要求,尽管此时还没有理论上的明确表述,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已初步形成。
第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式提出时期(2000年2~6月)。2000年2~6月间,江泽民在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宁夏、甘肃考察期间,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全面总结了我们党自身建设的经验,明确、完整地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内涵、背景、原则要求以及三者的关系,标志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最终形成。
2000年2月20日江泽民在广东高州市的“三讲”讲话中首次讲党要代表先进生产力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两个“代表”。2月25日江泽民在听取广东省委的工作汇报后发表的重要讲话,首次完整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他说:“总结我们党七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37]5月14日,江泽民在上海主持召开了江苏、浙江、上海党建工作座谈会时,进一步指出:“‘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38]这就阐明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6月20日,江泽民在兰州主持西北五省区党建工作和西部开发工作座谈会时,论述了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原因,他说:“时代在发展,形势在变化,我们党要不断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必须紧跟世界发展进步的潮流……提出坚持‘三个代表’的要求,其出发点和着眼点就在这里。”[39]“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形成了新世纪加强自身建设的伟大纲领。
第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继续发展时期(2001年江泽民“七一”讲话至今)。2001年江泽民在建党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全面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以及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要求。“七一”讲话表明我们党对“三个代表”思想的认识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2002年5月31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发表的重要讲话,首次强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我们一定要适应实践的发展,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贯彻“三个代表”“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保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这不仅明确了它的理论意义和指导思想地位,而且提出了把握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三个基本要素,这就使“三个代表”的理论性进一步增强了。这是对“七一”讲话的丰富和发展。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又一次全面而系统地丰富和发展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六大报告进一步对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作了非常深刻的论述,展开地强调了坚持“四个必须”。至此,经过2000年以来两年多的阐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基本要求、历史背景、立论依据、传脉关系、时代精神、实践要求、体现途径、重大意义等问题,都得到了比较充分的说明。因此,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这是党在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的客观要求,是全党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识的理论升华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