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1．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历史依据、现实依据和理论基础

邓小平理论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其形成和发展，是以当代中国和世界的一系列客观历史条件和时代特征为基础的。也就是说，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第一，当代国际形势的新发展，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

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其国际生活的主题，这是由该历史时期的世界基本矛盾决定的，而一旦世界基本矛盾发生了变化，国际生活的主题也就必然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以后，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各种矛盾日益加剧，形成了全面的、深刻的、持久的经济政治危机，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从而为无产阶级革命准备了条件。列宁由此而正确地指出，当时国际生活的主题就是帝国主义战争和反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20世纪上半期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充分证明了列宁关于战争与革命是这一时期的时代主题和特征这一判断的无比正确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的半个多世纪里，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新的变化和改组，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国际生活的主题由战争与革命演变为和平与发展。其主要表现为：（1）世界人民要求和平，反对战争，这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从而有力地制约了世界大战的爆发。因此，尽管战后以来世界局部地区的战争不断，但世界性大战始终没有爆发，而且在未来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爆发的可能性也不大。（2）战后以来，一些民族独立国家，由于经济上仍然落后，许多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工业产品，都要从发达国家进口，而农产品和矿产品的出口甚至国民经济往往摆脱不了这些国家的控制和操纵，使其民族利益受到极大的损害。因此，这些民族独立国家在国家建设中认识到，不发展本国经济，不改变贫穷和落后面貌，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独立。毫无疑问，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已成为占世界总人口3／4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突出问题。（3）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当今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也是经济发展问题。这些国家，虽然经济发达，人民生活水平较高，但却面临着原料短缺、劳动力价格昂贵、高福利高消费、发展不平衡、失业严重等一系列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此外，还存在着人口老龄化、生育率降低、单身家庭增多、吸毒现象严重等诸多社会问题。因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面临着如何促使经济持续发展的问题。（4）社会主义国家更需要发展。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在于它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二战后的一段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是相当快的，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特别是70年代，随着信息科技和其他高科技的兴起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暴露出了许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央高度集权，缺乏活力，应变能力差。由于僵化的体制阻碍了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形象在世界上受到了损害。因此，实行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经济效益和劳动生产率，已成为当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心任务。

在时代主题发生转换的同时，战后开始兴起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极大地改变了和改变着现代社会的生产力，从而也极大地改变了和改变着现代社会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阶级结构，乃至工人阶级的结构，也极大地改变了和改变着现代社会的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精神生活的条件和方式。这种改变的急剧和深刻，在近100多年来达到了前人难以想像的程度。当今世界范围内的竞争也开始更多地集中在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上，经济发展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所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哪一个国家发展太慢，处于落后地位，哪一个国家就会沦于被动，甚至挨打的境地。因此，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世界各国都在利用新技术革命提供的良好契机，寻求本国和本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之路。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就根据当代世界战略态势和国际关系的状况和特点，对国际形势做出了新的判断和概括，他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17]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和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理论观点、重大决策都与对世界主题的正确判断有关。如“我们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上的。”^[18]我们制定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也与此有关。邓小平理论正是根据中国国情，在抓住时代发展带来的机遇、回应时代发展提出的挑战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第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以及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历史依据。

20世纪社会主义制度诞生以后，始终面临着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并没有现成的经验或模式可供照搬，它需要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人民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本国的具体国情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进行摸索和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找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思路上却又受到苏联模式的重大影响。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深刻地阐述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正确处理的各种矛盾关系，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道路的基本指导思想。1956年9月，党的八大对国内外形势作了全面而正确的分析，及时地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的任务，并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改革设想。1957年2月，毛泽东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提出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

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我国开始摆脱苏联模式，走自己的路的伟大起点。1956年前后，我们党在探索中所创造和积累的一切积极理论成果成为邓小平理论的思想源泉。可惜，第一代领导人这种探索后来并没有沿着正确的轨道继续下去。1957年以后，由于对中国国情和国际形势的认识受教条主义和“左”的思想干扰，使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发生了严重的曲折。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改变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已发生变化的正确判断，提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建成以前的整个过渡时期，始终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必须在政治思想战线上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一次失败的探索。随着它的失败，党内意见分歧开始扩大，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左”的错误进一步得到发展，直到1966年终于爆发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从而使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误入歧途。“文化大革命”以极端尖锐的形式，充分暴露了“左”的错误的危害和我们在体制、工作上的弊端。它促使我们开始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进行反思，同时也为我们重新开始新的探索及理论创新提供了历史契机。

20世纪70年代后期，世界社会主义在同资本主义的经济竞争中已明显处于劣势，长期被社会主义国家搬用的苏联模式的弊端已暴露无遗。苏联模式是在战争与革命的年代形成的，带有明显的备战型或准战时型特点。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它在经济发展上，盲目追求高速度，忽视经济效率；经济增长以粗放发展为主要手段；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以实现自给自足为重要目标，具有封闭和半封闭性。在经济体制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忽视市场机制的作用。在政治体制上，机构庞杂，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权力高度集中。尽管这种体制在历史上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但随着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以及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和发展，其弊端日益暴露，并最终导致苏联模式走向衰败，苏东剧变则是这种模式衰败的必然结果。

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借鉴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探索本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性问题有了更为科学的认识，并能够做出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回答。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正是由于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认真总结了国际国内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才在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深入探索中，从本质上把握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正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9]

第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事物、新经验，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现实依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带领我国亿万人民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使我国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首先，由于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使我国生产力得到了巨大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综合经济实力、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在世界上的位次都有明显上升，位居世界前列。虽然我国的经济技术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还远未摆脱落后的地位，但是，我们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实实在在的、有目共睹的。其次，改革开放使整个国家和社会主义焕发出勃勃生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国改革开放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到政治、科技、教育等各方面波澜壮阔的历史发展过程。随着我国经济从计划经济模式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转换，我国的社会经济生活展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显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强大活力和生命力。与此同时，我国政治体制也逐步走向民主化和法制化，开始了依法治国的伟大历史进程。人们的思想观念也随着改革的发展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空前高涨。中国社会主义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再次，由于党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一立国之本，坚决排除一切可能导致国家发生混乱甚至动乱的因素，维护了社会稳定和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从而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证。

我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所进行的伟大的、生动活泼的社会主义实践，所创造的新事物、新经验，是新的理论创立和发展的取之不尽的丰富源泉。邓小平和党中央正是在总结新时期人民群众的成功经验中，也从总结工作的某些失误的教训中，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根本规律，把经验上升为理论，提出了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因此，邓小平理论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

第四，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直接理论基础。

邓小平多次强调，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充分信仰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建设社会主义“靠的是马克思主义”。^[20]他谆谆告诫全党：“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21]这些论断，充分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老祖宗不能丢”，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例如，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即毛泽东所说的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和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起最终决定作用的原理，是邓小平理论中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和“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论，是邓小平理论中改革开放思想的理论依据，等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活水源头。

“搞清楚”，最重要的是要澄清被搞乱的理论是非，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用新的实践经验、新的思想观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说出老祖宗没有说过的符合客观实际的和时代要求的新话。例如，邓小平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搞清楚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并做出了科学的回答；在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论的基础上，纠正了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的错误判断，做出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对当代中国基本国情的科学判断；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科学论断，突破了那种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是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的束缚，等等。

总之，邓小平理论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辩证地统一起来，既不搞教条主义，又没有否定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典范。

2．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过程

邓小平理论从产生到形成完整的科学体系，是有一个过程的，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2年）：邓小平理论初步萌芽。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党重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起点，也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历史起点。在这次中央全会上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做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从此，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邓小平于1979年3月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思想开始形成。并且，邓小平在上述讲话中还首次提出“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22]的命题，从而为我们党根据中国国情，确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提供了科学的思路。同年9月，叶剑英同志代表党中央作的庆祝建国30周年讲话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幼年时期，还不成熟、不完善。第一次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从而丰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基本内容。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把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基本内容概括为10个方面，初步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宏伟任务。邓小平在大会开幕词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命题。

第二阶段（1982～1987年）：邓小平理论形成基本轮廓。十二大以后，党领导全国人民继续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农村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城市改革开始提到日程，对外开放领域不断扩大，从而极大地拓展了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视野，促使党在理论上的不断创新，邓小平理论的基本轮廓逐渐形成。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著名论断，破除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经济性质的认识有了重大突破。从此，我国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改革的领域由经济改革扩展到政治、科技、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并形成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和相应的理论观点。1986年10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确立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整个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方针和任务，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特征和内容更加具体化。这个《决议》使我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的认识更加完整化了。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全面概括和论述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了现实基础和主体内容。大会报告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的过程中，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的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概括为12个方面，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轮廓，初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规划了我们前进的科学轨道。

第三阶段（1987～1992年）：邓小平理论形成完整的科学体系。十三大以后，党领导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继续开拓前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推动党在理论上继续进行重大突破，不断地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1990年12月，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提出了“全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认识的12条原则，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更加系统化、具体化，更加明确地回答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1991年7月1日，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建党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又全面地阐述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基本要求和总体蓝图，体现了社会主义全面发展和进步的要求。

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作了总结，明确回答了多年来困扰和束缚我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其中包括：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进一步发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和“三个有利于”标准理论，以及社会主义必须大胆借鉴和利用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的理论，等等。邓小平南方谈话使全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对于党的十四大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并进行新的概括起了特殊的作用。

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中具有里程碑的地位。江泽民同志在大会报告中把“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概括为9个方面，标志着邓小平理论已形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1998年3月，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正式把邓小平理论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载入宪法。这是我们党和国家经过近20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做出的历史性决策。十五大强调指出，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是我们党庄严的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