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

对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能否建立社会主义”这一问题，并非苏东社会主义失败后才提出的问题。实际上，在俄国十月革命的时候，人们就已经提出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早产论”。

早在俄国二月革命后，要不要搞社会主义革命，列宁和孟什维克首领普列汉诺夫就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普列汉诺夫认为：俄国生产力落后，群众觉悟不高，文化水平低，不可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说，列宁的《四月提纲》是梦话，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气味，并指责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在俄国无产阶级还没有准备好之前就夺取政权，那只能将俄国“推向最大的历史灾难的道路”。

当时，有不少人支持普列汉诺夫的观点，如加米涅夫、李可夫等，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只能在欧洲开始，首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荣誉不属于俄国。考茨基则用更刻毒的语言攻击列宁的“一国胜利”论，说什么在俄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做法，就像“一个怀孕妇女，她疯狂万分地猛跳，为了把它无法忍受的怀孕期缩短并且引起早产”。他甚至诅咒：“这样生下来的孩子，通常是活不成的”。

“早产论”提出不久，便淹没在十月革命胜利的大潮中，了无声息。20世纪末，由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早产论”似乎得到了某种“验证”，再次被人们所关注。在社会主义陷入低潮的今天，不仅有“早产论”，还有“原罪说”“补课论”等。如波兰前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亚当·沙夫说：“企图在不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客观条件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这是原罪。”^[40]在我国，也有人认为，中国解放前资本主义不发达，社会主义是“早产儿”，我们还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资格，要想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先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这就是所谓的“补课论”。

不管是“早产论”“补课论”，还是“原罪说”，其核心都是说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历史必然性。那么，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到底能不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对这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原因如下：

1．从理论来看，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状况，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也不能容纳生产力发展的时候，资本主义社会就必然会让位与社会主义社会。因此，按照这一理论的推断，社会主义应该首先在政治经济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建立，而非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因此，不少人认为，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首先进入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偶然，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也注定是要失败的。

从表面看，这种观点似乎很科学，仔细分析则不然。关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规律，我们必须用辩证的观点去理解，不能用形而上学的观点去理解。

第一，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辩证统一。从宏观角度而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绝对，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必然要求建立什么样的生产关系，超越或落后于生产力的生产关系都不可能是成功的。所谓宏观，包含时空两层含意：从时间上说，就是要纵观历史长河，不能局限某一时期、某一阶段，人类社会依据生产力发展的不同水平，依次经过不同的生产关系形式，这一点是绝对的。从空间上说，就是放眼整个世界，不要局限于某一地区、某一国家。从世界范围看问题，不可能出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水平长期脱钩的现象，就是说，先进的生产关系不可能长期建立在落后的生产力的基础上，落后的生产关系也不可能长期容纳先进的生产力发展。就这一点而言，也是绝对的。

如果从某一发展时期和阶段来看，则可能出现参差不齐、犬牙交错的局面，尤其是在历史的转折期，更是如此。就是说，在大体相同的生产力水平上，可以建立不同性质的生产关系，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可以建立先进的生产关系；而同一性质的生产关系在不同国家可以容纳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不同。因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容量还要受上层建筑的制约。这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相对性。例如，民主制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调节的能力也就越强，克服危机的办法也越多，因而生产关系容纳生产力发展的弹性限度也越大，反之亦然。马克思曾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41]这一著名论断被不少人经常用来否定比较落后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

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理解这段话后必须注意两点，一是马克思是从宏观角度考察各种社会形态的替代的，决不应把它理解为是指某一个具体国家。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强调指出：“对某一国家内冲突的发生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等这种矛盾在这个国家本身中发展到极端的地步”。^[42]二是一种旧的社会形态灭亡和一种新的社会形态诞生所需要具备的生产力水平，在各个国家也不可能有统一尺度。因此，我们既不能用马克思这个论断来否定比较落后的国家率先进入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也不能用比较落后的国家首先进入社会主义的历史事实来否定马克思的这个论断。

第二，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是生产力，但生产力并不是惟一因素。历史是各种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合力论”。恩格斯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无疑，生产力的发展将导致生产关系的变化，这种变革是通过社会变革实现的，是社会历史诸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实践证明，肩负着实现社会主义历史使命的无产阶级，其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对于革命的成败，具有极其重大的作用。

因此，马克思、恩格斯从来不把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作为惟一因素，来谈论各国革命的发生程度。恩格斯不止一次讲过，要是俄国发生革命，它将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开端，改变整个欧洲的面貌。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是经济因素，但如果“说经济因素是惟一决定性的因素”，否认历史进程中发生影响的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那就把这一理论“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列宁也说，如果认为只要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使繁荣完全成熟了，革命的阶级就总会有足够的力量来实现繁荣，那是错误。

2．从现实上看，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已具备一定物质条件

否认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必然性的一个重要理由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还不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

实事求是讲，原社会主义各国乃至现在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等国家，就其生产力发展水平而言，确实和西方发达国家有较大的差距，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确实非常薄弱。但是，绝对否定这些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已经具备的物质基础，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建设社会主义是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但是，这个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又是相对的。客观地说，20世纪欧亚一系列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都有不同程度的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一定数量的工人阶级，特别是有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例如，俄国在1913年的工业产值已占国民经济的42．1%，产业无产阶级约有300多万；捷克斯洛伐克走社会主义道路时，工业产值已占国民经济的75%；波兰1938年工业约占国民经济的46%，工人阶级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2%；匈牙利1939年工业和建筑业已占国民收入的38%，工人占全国人口22%；罗马尼亚1938年工业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工人已有80多万；朝鲜1940年工人约80多万人，1946年工业占全国总产值28%；中国1949年工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17%，有组织的工人已达300多万人，到1952年工业产值已占工农业总产值的41．5%，职工人数已达1600万。

3．经济文化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的必然结果

资本主义制度，最通俗的理解就是资本占统治的制度，这种制度的本质就是不断实现资本的无限增值，实现剩余价值。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以后，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方面，在创造物质财富方面，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对此，马克思、恩格斯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43]

但是，由于受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决定，这种财富的大量增长，不仅孕育着严重的国内社会危机，也给世界和平与发展带来巨大的威胁。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帝国主义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资本主义的繁荣与发展靠的是对本国人民压迫与剥削，靠的是对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的奴役与掠夺。特别是进入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后，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垄断阶段，为了实现资本的无限扩张，加快了从资本主义产生那一天就开始的全球化进程。仅在20世纪前半叶不到30年的时间里，就爆发了两次规模空前的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20世纪的社会主义，之所以会在战争中诞生，就是战争把这些国家逼向了绝路，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进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那些国家在当时客观条件下所做出的惟一正确选择。

4．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爆发革命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本国历史发展的必然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现代社会制度，但是对某一个民族或国家是应该选择社会主义，还是应该选择资本主义，决不能抽象地回答，而应从各国的国情与特定的历史条件来分析。像中国、越南、古巴、南斯拉夫等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确实与苏联的影响有关，但是，也并不是苏联输出社会主义的结果，而是本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苏联的支持和帮助只是加快了这一历史进程。

比如中国，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如何才能实现民族独立与解放，中国人也曾选择过资本主义道路，希望资本主义能救中国。但是，两次选择两次失败。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光绪皇帝支持下实行维新变法，试图在中国确立君主立宪制，走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然而，这场变法仅仅持续了100天，就被顽固的封建势力扼杀了。主张维新变法的人不是人头落地，就是逃往异国他乡。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王朝，实现了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愿望，但是，救亡图存，民富国强的民族梦并未实现，中国并未真正走上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辛亥革命不久，革命的胜利果实便被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所篡夺。随后，中国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依然没有变，1949年以前中华民族始终未能实现民族独立、国家解放、人民自由的愿望。

为什么在西方国家、在亚洲的日本等国都能走得通的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就走不通，原因有四个：

一是当时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走向资本主义，成为他们竞争的对手，而希望成为他们剥削、奴役的对象。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殖民地是帝国主义的生命线，西方列强决不允许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更不允许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独立走上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道路，成为一个能够与他们相抗衡和竞争的经济发达国家。帝国主义入侵中国，虽然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但他们反对中国强大，反对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正如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就是中国的近代史。历史上中国革命的失败，都是被帝国主义绞杀的，无数革命的先烈，为此而抱终天之恨。”^[44]其实，即使就是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今天，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并不真心希望中国实现现代化，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今天西方国家要么一会儿是“中国威胁论”，要么一会儿又是什么“中国失败论”。不管什么理论，无非是在为他们遏制中国发展寻找理论依据。因为在他们看来，强大的中国必将是他们强大的竞争对手，这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二是封建势力不甘心死亡。中国是世界上封建社会历史最长的国家，封建制度延续2000多年。因此，中国的封建势力异常强大。在封建势力特别强大的国家，要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确实非常艰难，这是资本主义在中国行不通的主要根源之一。实际上，就是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仍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进一步肃清封建余毒的影响。

三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由于其买办性、封建性、投机性，即使代表官僚资本的国民党政权没有，也不可能使中国资本主义化。

四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没有能力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因此，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肩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作了必要准备，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必然结果。

不仅是中国，其他欧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虽然各国国情不同，解放方式各异，建立人民民主政权、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也不完全相同，但殊途同归。当初这些国家之所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也并非偶然，并非完全是原苏联红军的作用。实际上，是各种政治力量在当时条件下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历史合力的结果。如：东欧各国除德国外，都是小国，历史上长期受俄、德以及奥斯曼帝国侵略统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虽然各自成为独立国家，但仍是周边大国的附庸，分属于大国的势力范围，经常成为大国之间交易的牺牲品。二战期间，这些国家全部遭到法西斯的侵略和蹂躏，人民备受国内外反动统治之苦，企盼民族独立、国家解放、人民自由，早已成为这些国家人民的共同心声与愿望。战后，欧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共产党获得执政的方式，大多是通过民主选举。当时，各国人民之所以会选择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就在于当各国处于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是各国共产党人以民族利益、人民利益为重，不怕牺牲，全力以赴，从而在战后赢得了本国人民的信任。如铁托领导的原南斯拉夫共产党，金日成领导的朝鲜劳动党，等即是如此。

5．特殊的国际环境

社会主义之所以在二战结束后从一国向多国发展，还因为当时存在有利的国际条件。战争之初，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各国共产党不可能战胜自己的敌人。但是，为了共同反对法西斯，两种制度实现了结盟，为各国共产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所发挥的中流砥柱的作用，激励和鼓舞了各国共产党，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苏联的存在，为各国共产党人争取解放，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外部条件。强大苏联的存在，制约了美英等西方国家反对社会主义的行动。在二战中，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要么是战败，如德、意、日；要么是在战争中力量大大被削弱，如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它们虽然对亚欧一些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十分不满，但并不敢直接诉诸武力来进行扼杀。这种国际环境，对这些国家顺利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非常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