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及初步实践

列宁对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从十月革命胜利到1918年春，称之为最初的过渡阶段。1918年3月3日，苏维埃俄国同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并退出帝国主义战争，首先面临的任务就是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时期，列宁虽提出过许多极为重要的正确思想，但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设想来组织社会主义经济。1918年夏天到1921年初，是“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直接过渡的思想居于主导地位。1921年春到1922年底，“新经济政策”的提出和实施，使经济落后国家只能通过迂回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得以确立。列宁晚年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对于今天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1．“战时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1918年春到1920年底，苏维埃俄国处于反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由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大片国土被叛乱分子占领，苏维埃政权处于空前的危机之中，物资极为缺乏，出现了严重的饥荒。为了保证供应前线及工人、城镇居民的需要，从1918年夏季开始，苏维埃政府陆续实行了一系列后来被称为“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这些政策主要有以下内容。

第一，实行余粮征集制。要求农民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把全部剩余农产品交给国家，农民不得私自处理，实际上是没收农民余粮和农产品。1918年5月起实行粮食垄断和粮食专卖，1919年1月又实行余粮征集制。国家派大批工人征粮队下乡，强制征购农民的全部余粮和其他农产品，一些农民的口粮也被强行征购。收购的价格很低，付给农民的是不断贬值的纸币。同时，法令还规定了严格的处罚措施：凡不缴余粮或存粮酿造私酒的人为人民敌人，法庭可判其十年以上监禁，没收全部财产，并把他从村社中永远驱逐出去。实行余粮征集制以后，粮食征购量有了较大幅度的上升。

第二，把所有工业企业，包括中小型企业，全部收归国有，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1918年6月20日，人民委员会宣布了石油工业国有化。6月28日，国家颁布法令将基本工业部门的大、中型企业一律收归国有。1920年11月29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通过决议，凡有机器动力而工人超过5人、没有机器动力而工人超过10人的一切私人企业，全部实行国有化。工业管理实行集中制，管理和计划集中于最高经济委员会各部门的总管理局，以垂直的行政领导方法实施管理。它们直接决定企业生产任务，调拨企业的人力物力，包收企业产品。

第三，禁止自由贸易，力图取消商品和货币。1918年11月21日，人民委员会发布法令取消私人贸易，并用国营和合作社的分配来供应居民的一切用品。1919年3月16日，苏俄人民委员会颁布关于消费公社的法令。该法令规定：“在分配方面，苏维埃政权现时的任务，是坚定不移地继续在全国范围内用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替商业。目的是把全体居民组织到统一的消费公社网中，这种公社能把全部分配机构严格地集中起来，最迅速、最有计划、最节省、花费最少的劳动来分配一切必需品。”^[8]当时，由于物资奇缺，国营和合作社供应的用品，根本无法满足居民需要，要通过集市购买或交换一些用品，投机商人倒卖产品的现象难以避免。1920年初，苏维埃政府封闭了所有市场，同时还打算尽快地取消货币。

第四，实行平均主义的分配，扩大供给制。在工资制度方面缩小工资等级的差距，从1919年2月1日起，按全俄工资率规定：工人的最低与最高工资额的比例为1∶1．95。从1920年起，供给制范围日益扩大。国家拟定了关于废除国家机关、企业的工人、职员的邮电费、电话费、自来水费和其他公共服务费用的法令草案。

第五，实行普遍的义务劳动制度。开始时，强制被推翻的剥削者参加义务劳动。后来，扩大了范围：凡是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必须参加义务劳动。

俄国当时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确实有形势所迫的一面，不是自觉要搞“直接过渡”，但稍后国际革命形势进入低潮以后，“直接过渡”的思想在党内逐渐占了上风。所以，“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持续了两年半多，同列宁的“直接过渡”思想是有联系的。这个时期，列宁强调“建成社会主义就是建成集中的经济，由中央统一领导的经济。”^[9]由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在国有土地上和国营企业中组织大生产，把劳动力分配给不同的经济部门和企业，把属于国家的大量消费品分配给劳动者。在分配方面，他认为，“只有粮食人民委员部同农业人民委员部一起把所有的商品都收归国有，规定价格，我们才真正做到了社会主义。”^[10]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俄国建立了一个由国家实行高度集中领导的、用行政手段组织生产和分配、基本上不要商品和货币的经济体制。这正是“直接过渡”思想所要求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虽是特殊的战争环境下的产物，但它在内容上和实施的时间上都超出了支援战争所必需的限度。余粮收集制实际上是对农民的一种剥夺，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工业国有化超过了应有的范围和限度，造成生产管理混乱。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和地方周转的堵塞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提高。在战争时期，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还可以勉强接受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战争一旦基本结束，由于实行这种政策而造成的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便出现了。从1920年底到1921年初，在苏维埃俄国，农民不满情绪日益明显，工人的不满情绪也在滋长，工农联盟面临分裂的严重局面。历史表明，企图在一个小农国家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是行不通的。

列宁总结这段历史经验教训时认为，这一政策犯了“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的错误。他说：“当时我们认定，农民将按照余粮收集制这样，交出我们所需数量的粮食，我们则把这些粮食分配给各个工厂，我们就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了。”^[11]又说：“在经济战线上由于我们企图过渡到共产主义，到1921年春天我们就遭到了严重的失败，这次失败比高尔察克、邓尼金或皮尔苏茨基使我们遭到的任何一次失败都要严重得多，危险得多。”^[12]1921年初，列宁在不断实践和不断探索中得出了落后国家不能“直接过渡”的结论。

2．新经济政策的理论与实践

“新经济政策”是1921年初苏维埃政权遭受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的情况下提出来的。

1920年底，体现直接过渡思想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苏俄各地遭到工农群众的抵抗和反对。在农村不时发生暴动和抢粮事件，农民愈来愈不愿意接受余粮征集制度，普遍存在不满情绪。经济方面，连年的战争使工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许多工厂停工。就总的生产水平而言，倒退了几十年。例如1920年煤炭产量为870万吨，只相当于1898年水平；生铁冶炼量为11．6万吨，比1863年减少一半；棉织品产量只相当于1857年的水平；1920年的工业生产只相当于战前的1／7。经济的破坏造成工人阶级队伍的涣散，工人数量锐减，许多工人失业。农业的状况也十分严峻，耕种面积缩小，粮食产量只有战前的一半左右。广大工人、农民生活异常艰苦。

国内战争的结束和经济的极度破败，使农民对余粮征集制的不满演变为骚乱和暴动。从1920年下半年开始，苏维埃俄国的政治形势十分紧张。在坦波夫省、伏尔加河流域、乌克兰和西伯利亚等地出现了暴动，参加暴动的不仅有富农，还有相当数量的中农。中部各省、俄国北部和白俄罗斯等地区的农民也向各级苏维埃申诉，表示他们的不满情绪。

1921年2月底至3月中旬，苏俄发生了历时约20天的震动全社会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参加者多是刚刚穿上军装的农民。兵变中士兵们组织了“临时革命委员会”，接管要塞区的行政权力，逮捕了反对兵变的苏维埃代表和俄共（布）党员，提出了“政权归苏维埃，不归党！”“建立自由苏维埃！”“拥护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立即取消粮食征购队！”“恢复农民自行处理农产品的权利”等口号。“临时革命委员会”发布《告喀琅施塔得要塞和市民群众书》，宣称“统治着祖国的共产党完全脱离群众，没有力量把群众从全面崩溃的现状中拯救出来”，“只有靠全体工人的努力和决心，才能给祖国提供面包和燃料，才能让人们穿上衣服和皮靴，才能使共和国摆脱困境”。喀琅施塔得兵变表明苏维埃国家面临着最严重的政治危机。列宁和俄共（布）中央从中吸取教训，认识到必须改变现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消除农民的严重不满情绪，以巩固工农联盟。

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通过决议，决定立即废止“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转变。从表面上看，新经济政策是在当时极其危急的环境中迫不得已实行的一种战略退却，实际上它是列宁经过艰苦的反复的实践，终于找到的一条俄国通向社会主义的必然道路。新经济政策是关于如何正确处理工农关系；如何正确处理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货币交换的关系；如何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其他经济成分的关系的一整套完整的、系统的学说。它是以经济政策形式出现的，涉及工业、农业、商业和财经、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它的许多原则不仅适用于过渡时期，而且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相当长的时期。

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在农村中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粮食税额要比余粮收集额低，农民在纳税后可以自由处置，包括自由出卖剩余农副产品；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来恢复工业和振兴国民经济，允许把已经没收的中小企业租借或发还给资本家等私人经营，利用外国资本和技术加快经济恢复和发展，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市场机制和商业来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允许通过市场进行商品买卖，通过商品交换、货币流通和自由贸易来活跃经济，赋予企业一定的自主经营权。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以及列宁晚年对它的总结、思考，使这一思想日臻完善，概括起来讲就是一个中心：以恢复和发展大工业为中心，奠定社会主义物质基础。两个中介：以商品交换为中介，加强城乡之间的经济交流；以合作社为中介，将小农经济逐步引向社会主义经济。三项措施：改革国家机关，发展文教事业，实行对外开放。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上，列宁的最大贡献在于深刻阐明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必须而且可能利用商品货币关系来建设社会主义，必须而且可能利用资本主义并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迂回”道路来发展社会主义。它的实施，标志着苏维埃俄国开始找到了一条适合俄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新路子。

新经济政策的普遍意义在于：首先，落后国家要从本国国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列宁指出，不同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必然不同，这要取决于国内是大资本主义关系占优势，还是小经济占优势；是大农业还是小农业。在达到完全的共产主义以前，任何形式都不是最终的，在方式方法方面的多样性，可以保证生气勃勃地、胜利地达到共同的一致的目标。

其次，不能仅仅凭革命热情和依靠国家法令建设社会主义。落后国家由于受生产力发展水平低、生产社会化程度低、经济管理水平低等条件的限制，不能用行政强制手段搞直接过渡，不能超越经济关系或违背客观经济规律。要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依靠个人兴趣，依靠对个人利益的关心，依靠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才能把千百万人引向共产主义。

第三，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将比社会主义革命更为困难、更为复杂。改造小农生产者需要一个艰苦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至少需要一二十年，甚至几十年），克服旧的习惯势力、旧的传统、旧的观念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切忌操之过急，更忌简单粗暴。要探索这一漫长历程中的“中间环节”“中间站”“过渡阶梯”以及迂回道路、补助方法和改良措施，通过进攻与退却、革命与改良、利用与限制的斗争策略来消灭资本主义，利用多种经济成分和因素来发展生产力。应该学会这样一种必要的革命艺术：“灵活机动，善于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而迅速急剧地改变自己的策略，如果原先的道路在当前这个时期证明不合适，走不通，就选择另一条道路来达到我们的目的。”^[13]

第四，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时必须充分考虑农民的利益。在落后的国度里，不从农民经济占优势的条件出发，不充分顾及农民的经济利益，而试图迅速地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是行不通的。只有寻找到农民能够接受的走向社会主义的形式，才能在过渡时期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新经济政策的真正意义在于实现了社会主义经济同农民经济的结合，从而较好地解决了小农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方式、步骤、中间环节和政策等。

3．列宁晚年关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从1921年春到1924年列宁逝世，列宁从俄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实际出发，重新审视以往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做出总结。由于长期在艰苦的条件下从事革命工作，以及超负荷的极度紧张的脑力劳动，极大地影响了列宁的健康。1922年，列宁两次突发脑溢血，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在重病不能视事之际，从1922年12月24日到1923年2月9日由他口授经秘书整理，先后完成了《日记摘抄》《论合作社》《论我国革命》《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五篇论文和《给代表大会的信》《关于国家计划委员会有立法职能》《关于民族“自治化”问题》等三封重要信件。这些论文和信件后被称为列宁的“政治遗嘱”，连同此前列宁所写的《论粮食税》《十月革命四周年》《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等文章，成为列宁晚年社会主义的重要著作。基于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7年实践经验的总结，对俄国社会主义命运与发展方针的战略思考，列宁集中回答了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能不能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问题，为我们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理论财富。

列宁晚年关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主要有以下重要思想：

第一，落后国家能够一国建设社会主义，但要充分估计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列宁针对国际国内的机会主义者反对和否定十月革命的言论指出，俄国虽然是个农民占人口多数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但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可以首先夺取政权，然后在苏维埃制度下发展生产力，逐步走向社会主义。这并没有违背历史发展的规律，因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14]列宁指出，由于各国所处的历史条件不同，世界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将是多种多样的，在东方那些人口众多，社会情况更加复杂的国家，今后的革命无疑会带有更多的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并不是对共同规律的否定，而是它的丰富和发展。同时列宁认为，在一个大私有制、大农业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与小资产阶级占优势的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情形是不同的，“资本主义社会愈不发达，所需要的过渡时间就愈长”，^[15]要经过许多年，不可能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

第二，发展商品经济，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十月革命胜利初期，俄国存在着五种经济成分：农村自然经济、城乡小商品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其中占优势的是小农经济。列宁认为，在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家里，单靠剥夺剥夺者不能解决问题，国有化并不等于生产社会化。因此，在过渡时期，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不可避免。问题的关键在于寻找由小生产过渡到社会主义大生产的中间环节。这就提出了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的问题。

列宁明言，与中世纪制度和小生产、官僚主义相比，资本主义是幸福，国家资本主义是落后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桥梁。他说：“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16]问题的关键在于，找出正确的方法，把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即纳入无产阶级国家的监督和调节之下，使其不敢也不能超出无产阶级规定的限度和范围。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列宁更明确提出通过租让制、合作制、租借制等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步骤。此外，列宁还提出了利用资本主义文化成果的观点，他认为社会主义实现得如何，取决于苏维埃政权和管理机构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的好坏，从这个意义上列宁提出了“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总和＝社会主义。”^[17]就是说，要依靠社会主义国家政权通过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及文化方面的全部精华，才能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

列宁还指出，在一个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关键在于找到社会主义经济与小农经济的结合点。列宁认为，商业“是千百万小农与大工业之间惟一可能的经济联系”，是全党“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只有紧紧抓住这个环节，才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应当把商品交换提到首要地位，把它作为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杠杆”，全部问题就在于“是以市场、商业为基础，还是反对这个基础”。^[18]落后国家要发展商品生产，利用商品和市场发展生产力，通过与商品生产相联系的合作社引导小农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最终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

第三，发展现代大工业，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只能是现代大工业。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而提高社会生产力的有效途径，就是建设大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列宁把实现工业化形象地比喻为：从农民的、庄稼汉的、穷苦的马上，跨到大机器的、工业的、电气化的马上，并强调“我们的希望就在这里，而且仅仅在这里。”^[19]没有现代化大工业，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大工业是创造社会主义物质生产的基础，也是实现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根本途径。他说：“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只能是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生产工业。”^[20]“谁忘记了这一点，谁就不是共产主义者。”^[21]

社会主义一定要建立起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没有现代科学技术装备起来的物质基础，靠先进的政治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是不能战胜资本主义的。列宁非常重视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电气化计划”，把它看作是发展苏维埃国民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计划的物质技术基础。列宁的一个著名公式即“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充分肯定了电气化对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实现共产主义所起的作用。列宁在他逝世前一年的口述文章中告诫后人，在生产率较低的水平上，社会主义是难以持久的，发展生产力不仅是经济任务，也是拯救、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政治任务。

第四，通过农业合作化，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对于农村和农民，列宁主张通过合作化的方式把农民引上社会主义道路。列宁认为，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家，处理好同农民的关系，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条件。但是，农民具有劳动者和小私有者的两重性，对他们不能驱逐、镇压，只能通过长期、谨慎的改造和教育。列宁总结了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合作社发展的经验，于1923年1月写了著名的《论合作制》一文。他指出合作社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其性质和发展方向是不同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合作社具有资本主义性质，但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通过合作制，在城乡广泛、充分地发展合作事业，办各种类型的合作社，就可以把俄国的小生产者吸引到合作社这种集体经济中来，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克服小生产的自发趋势，并使小生产者过渡到社会主义。由于合作社占用的土地和使用的生产资料是属于工人国家的。因此这种集体企业就同社会主义企业没有区别了。俄国居民的合作社化，对建立社会主义有深远的意义，单是“合作社的发展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22]。因此，列宁强调新经济政策下的合作社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就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这里，列宁找到了在一个小农国家怎样引导小农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吸引小农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途径。在政治上解决了如何巩固工农联盟，加强对农民领导的问题，在经济上解决了如何把小农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结合起来的问题。

第五，加强国家政权建设和对执政党的监督。苏维埃政权是俄国历史上第一个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它一方面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它的国家机关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官僚主义、滥用职权、拖拖拉拉，甚至压制民主、贪污腐化等旧思想和旧风气，严重影响到社会主义事业。列宁对苏维埃国家机关的基本看法是：一方面，“如果没有‘机构’，那我们早就灭亡了”，另一方面，“如果不进行有步骤的和顽强的斗争来改善机构，那我们一定会在社会主义的基础还没有建成以前灭亡”。^[23]因此，必须改善国家机关。

对于如何改善国家机关，列宁认为要进行全民的文明建设，使公民能够名副

其实参加国家管理工作；加强组织工作和法制工作，重视法制和行政监督；反对地方主义；提高机关工作人员素质；精简机构；严格实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培训和考核制度；提高国家监察机关的威望。其中根本的措施是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和参政议政能力。“只有当全体居民都参加管理工作时，才能把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直到取得完全的胜利。”^[24]

加强执政党自身的建设，是列宁晚年十分重视的问题。首先是要保持党的纯洁性，严格入党条件，清除党内投机分子和坏分子，提高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文化水平。其次是发扬党内民主，建立和健全党内选举制、报告制和监督制。再次是加强党的统一，防止党内分裂。为了防止党内分裂，列宁在病危期间口授了给党的代表大会的信，主张扩大中央委员会，人数由原来的27名增加到50名或100名，以便加强党中央集体领导，“防止中央委员会一小部分人的冲突对党的整个前途产生过分大的影响”。^[25]列宁在信中还具体分析了俄共（布）中央一些领导人的性格特点，并提出了许多富有远见的建设性意见，为俄共（布）党的建设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训。

第六，开展“文化革命”，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列宁认为，文化教育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建设本身要求加强文化建设，发展教育事业，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培养出各行各业足够数量的高度熟练的专门人才。在一个像俄国这样文化比较落后、文盲众多的国家内，特别需要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列宁指出：“在一个文盲的国家里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26]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文化异常落后，城市居民中的40%、农村居民中的80%以上是文盲。正因为这样，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无论是在经济建设还是在民主政治建设上，都遇到了由于文化的落后所带来的一系列困难。所以，列宁强调，不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文化异常落后的状况，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要把俄国这样一个大多数居民都是文盲的国家，变成一个人人识字的文化发达的国家，不是一般的文化建设任务，而是一场深刻的“文化变革”或“文化革命”。实现这场文化革命，首先要消灭文盲，但不只是消灭文盲，它的根本任务是要建设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

建设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包括的内容很多：扫除文盲，普及文化知识，造就科技人才和其他方面的专门人才，加强共产主义道德风尚的教育等等。解决这些任务的基本途径是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为此，列宁提出要采取以下两方面的实际措施：一是大力增加教育经费，要把其他部门缩减出来的款项转给教育部门。二是提高人民教师的地位，要把“国民教师的地位提到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高度。……而最最重要的是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27]

总之，在列宁晚年的著作中，他根据苏维埃建设的实际经验，提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与计划，包括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在技术上实现全俄电气化，建立社会主义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开展文化革命，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养；加强执政党建设，防止党的分裂；加强政权建设，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大民族主义等重要内容。

列宁指出：“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28]列宁经过初步实践所认识的社会主义，已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从欧洲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出发所论述的社会主义，也不同于后来斯大林所建立的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模式，而是从俄国的实际出发，重视改革和创新的新经济政策模式，它大大突破了对社会主义的旧认识，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宝库的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