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之道

孔子的学生曾参，以孝敬父母著称。一次他到瓜田铲草，不小心把瓜苗的根铲断了。父亲十分生气，抡起棍子劈头盖脸地狠打他。曾参既不躲闪也不求饶，任凭父亲将自己打得头破血流，昏倒在地。孔子得知此事，心里很不高兴，不让曾参上学。曾参不明其意，托人去问孔子。孔子说，做儿女的有过错，父母拿小棍子轻打，应该站着受罚；如果动用大棍子，就必须走开，以免受伤。可是，曾参却在父亲暴怒时，情愿被打死也不走，这不是陷父母于不义吗？曾参的过错并不比不孝顺的人轻。

孔子之所以反对曾参的做法，是因为曾参没有按照中庸之道来立身处世。中庸之道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则，也是儒家修身的一个重要标准。所谓中庸之道，简单地说，就是在思考问题或为人处世时，要做到恰到好处。偏离中庸就会走极端，孔子把超过了“中”称为“过”，把达不到“中”称为“不及”。

上面的故事讲的是孝。孔子向来主张人人都应该孝顺父母，对于不孝的人，孔子总是持鄙视、责备的态度。但是，孔子也不赞成“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种愚孝，因为这种孝对父母并非有益，反而有害。孔子之所以责备曾参，不让曾参上学，正是出于这种思想。实际上，孔子认为，不孝是“不及”，愚孝是“过”，都是违背中庸之道的。

在社会生活中，不及的不良后果，容易被人理解；而过的不良后果，则不容易被人察觉。孔子是反对走极端的，他并不认为“过”比“不及”好。在《论语》里面有这样的记载：

子张和子夏都是孔子的学生。子张天资聪颖，但性格急躁，做事情往往超过恰到好处的标准。子夏天资较差，做事慢条斯理，往往达不到恰到好处的标准。换句话说，子张的缺点是“过”，子夏的缺点是“不及”。对此，子贡问孔子，这两个人谁更强一些，他回答说：“过犹不及。”即过分和赶不上同样不好。

如何避免“过”与“不及”两种极端，达到事物的最佳状况呢？社会生活中之所以有人走极端，往往是由于过于执着己见。针对这种现象，孔子提出了和而不同。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所谓“和”，是指保持不同事物间的和谐，把相同的事物归在一起。

孔子并不否认差异的存在，但他要求把差异的各方按照一定的秩序协调起来。孔子从“和而不同”出发，提倡人与人之间相互谅解、妥协、关怀、支持，从而达到关系协调，共同成长。在诸侯纷争的春秋时期，孔子还强调国家不论大小都应该平等相待，主张用和平手段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

孔子的中庸之道，除了和而不同，还强调“时中”，也就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所谓“时中”，是要求人们在发展变化的时代、环境和各种关系中去研究并把握彼时彼地的中。例如，古代人认为父母去世以后，儿女应该守孝三年，这就是“中”。然而，在今天的社会，这就不太合适了。又如“生命在于运动”，人人需要锻炼，但运动量因人而异。身强力壮的人，打球、跑步、爬山对身体健康更为有利，而体弱多病的人就不适宜这些剧烈运动。儒家推崇这种不断变化的“中”，即时时处于正中。由于“中”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而不同，所以时中突出表现了“中”因时而变的思想。孟子称赞孔子为“圣之时者”，孔子的一生，既坚持“先王之道”或“礼”的基本原则，又能根据具体情况做一些适当的、灵活变通的调整，力图兼顾原则性和灵活性。

对于中庸之道，有些人认为是折中调和、不讲是非，这是对“中庸”的误解。就其本意讲，孔子的中庸是追求适度、适中、无过与不及。它是有明确的原则界限和标准的。中庸的中本身就是一种准则，已经包含了坚持原则的意义。孔子把无过与不及的适度看作是最佳状态，就同我们穿衣服一样既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大小要符合自己的身材，要适中。

中庸之道反映在孔子的人格上，就是温和而又严厉，威严而不凶猛，庄重而又安详。孔子的时代，有一种人被称为乡愿，这种人志趣卑下，不讲原则，善于讨众人喜欢。孔子骂乡愿是“德之贼也”，意思是败坏道德的人。由此看来，把中庸说成是折中主义，不符合儒家的实际思想，也是不公正的。

总而言之，中庸之道作为一种道德原则，尽管含有与进取精神、竞争智慧相冲突的因素，但它主张把不偏不倚与无原则的调和折中相区别，强调言行的一定界限，在今天仍然有积极意义，值得我们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