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史是一环扣一环的吗？

传统哲学思维把哲学发展的轨迹确定为一环扣一环的螺旋式上升过程。比如说，谈到中国哲学，诸子之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明清实学，后面的时代解决前一时代未能解决的问题，又提出了新的问题，人类的思想由此前进上升。孔子讲仁，孟子讲仁义，是对孔子思想的发展。老庄讲“绝仁弃义”，是对儒家思想的批驳。墨子讲兼爱，是看到了仁爱中“爱有等差”的缺陷，主张不分彼此的平等之爱。谈到西方哲学，思路往往是这样的：康德提出了哪些哲学问题？其中哪些被他解决了，哪些没有解决，费希特是怎样去解决康德遗留下来的问题？他自己又留下哪些没有解决的问题？谢林又怎样接着去解决费希特的问题的？而黑格尔又是怎样解决谢林未解决的问题的？

上述对哲学史的理解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假设之上，即不同时代的哲学家在他们的著作里使用了同一种“语言”，这种语言对他们双方都是同一的。这样，变化仅仅意味着对以前观点的纠正。哲学的历史演进被描绘成追随者、辩护者和反对者所进行的观点置换和概念引申。事实并非如此，孔子、孟子、朱熹、王阳明表面上用了许多相同的概念，但他们各自生活于不同历史时期，作为大思想家有自己的独特个性，所要解决的问题也大不一样。从这样一种螺旋式上升的视角出发，哲学和其他文化形式的联系、哲学家活生生的个性都被推到视野之外，所留下的只是一连串问题的僵硬框架。

这种研究方法归根到底是犯了范畴化错误，就是将一种既定的范畴和模式强加到研究对象上，以此为标准对哲学家进行分类和排队。在排队的过程中，那些被当作人类认识发展过程中重要的思想家被保留下来，而另外一些被认为相对次要的哲学家则被忽视了。这种人为地把哲学家分为重要的和不重要的做法忽视了哲学思想的丰富性、多样性。正是有鉴于此，近年来的哲学史书写已经不再着重揭示哲学家的思想是如何作为人类认识史的某个环节，转而强调哲学家的思想是如何进入实际生活世界，真正在芸芸众生中起作用的，以及生活世界为哲学家提供了怎样的资源。这种研究使哲学史成了开放性解释的历史，使哲学的隐喻、神话、修辞等特征从封闭的认识框架中解放出来，从而使哲学智慧的彰显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