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理和人欲，儒家是怎么平衡的

《笑林广记》里有一个故事叫《萝卜对》：

一个秀才给人家做私塾先生。主人每顿饭只有萝卜一个菜。先生心里很不痛快。一天，主人请先生一起吃饭，顺便看看儿子学得怎样。老师先对学生说：“你爸爸吃饭时，如果要对对子，你看我的筷子夹住什么，你就对什么。”学生答应了。一会儿，主人来了，请先生上坐，儿子在旁边陪着。主人说：“先生每天费心思教，想来我儿子应该学到不少东西了。”先生说：“对对子还可以。”主人说：“我出两字对，核桃。”学生看着先生。先生拿筷子夹萝卜，学生说：“萝卜。”主人说：“不太好。”又说：“绸缎。”先生又用筷子夹萝卜。学生说：“萝卜。”主人说：“绸缎如何对萝卜？”先生说：“萝是丝罗之罗，卜是布匹之布，有何不可？”主人抬头，看到隔壁东王庙，说：“鼓钟。”先生又用筷子夹萝卜，学生又对“萝卜”。主人说：“这更对不上了。”先生说：“萝乃锣鼓之锣，卜乃铙钹之钹，有何不可？”主人说：“太勉强了。”又出二字对：“岳飞。”先生又夹萝卜，学生仍对“萝卜”。主人说：“这更加不对了。”先生说：“岳飞是忠臣，萝布乃孝子，有何不可？”主人便发怒了：“先生怎么总是让我儿子对萝卜？”先生也发火说：“你天天叫我吃萝卜，好容易请客，也叫我吃萝卜。我眼睛看的也是萝卜，肚内装的也是萝卜，你让我怎么不教你儿子对萝卜？”

秀才是读书人，按照过去的要求，读书人要遵循儒家的道理，不应该因为天天吃萝卜而发牢骚，不好好教书。这个故事涉及理与欲的关系。理是社会规范、道德要求及其内化，欲是人的感性欲望。理与欲的关系怎样协调，也是中国哲学关心的一个问题。

早期的儒家对于感性需要的欲，并不简单加以贬斥和否定。

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对富与贵的愿望，不是要不要的问题，只是得之的方法是否正确的问题。荀子说：“人生而有欲。”又说：“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他主张养人之欲，给人之求。

当然，在人们的价值追求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天理”和“人欲”的对立。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孔子提出“君子谋道不谋食”，表现了对理性追求的注重。谋道是追求理想，体现了理性的追求，谋食是感性欲求。在谋道、谋食之间，孔子更重视前者。

随着儒学的正统化，理性优先的原则也不断地被强化，而感性的欲求则常常受到压制。宋明理学则强调天理人欲之辩，如朱熹认为“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主张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把理与欲的对立推向了极致，最终导致“以理杀人”。

《儒林外史》里写了一个秀才王玉辉，读了几十年程朱理学，结果越读越蠢。三女婿死了，他竟然怂恿女儿绝食殉夫。他对女儿说：“我儿，你既如此，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反拦阻你？你竟这样做罢。我今日就回去叫你母亲来和你作别。”女儿死了，他仰天大笑：“死得好，死得好！”

理与欲的极端对立一方面导致以理杀人，另一方面导致理的虚伪化。与王玉辉相似的是，《儒林外史》里的读书人都在不断地违背天理满足人欲。被誉为“居善守礼”的举人范进，守孝期间就跑出去打秋风。他在喝酒前装腔作势，不肯用银镶筷子和象牙筷子。可是刚开始吃，就迫不及待地“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到嘴里”。因为“优行”而被举荐为贡生的严大位，明知弟弟死了，却要等弟媳送来二百两银子，才“戴孝”过去，在柩前“干号了几声”。不久，又想方设法夺取弟媳的家产。理的虚伪化，对人的精神是一种腐蚀，使一些人常常用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满足不可告人的目的。

人作为社会的存在，既是理性的存在，又是感性的存在。在现代社会，如果一个人完全从口体之欲出发，追求物欲享受，无疑算不上一个高层次的人，但是如果追求某种与人的感性欲望截然对立的理，又会导致对人的感性欲望的抑制，而脱离人性的理无疑是一种抽象的、玄虚的教条。所以说，理与欲无疑需要某种平衡和协调，究竟怎样达到，这正是我们需要加以研究和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