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己与安人

个人总是要在一定社会中生存，如何生存？隐士的态度和孔子截然不同。

《论语》中有一段子路问津的故事：

长沮和桀溺是春秋时的两位隐士。有一天，他们在一起耕地，孔子从楚国返回蔡国，正巧路过那里，便叫子路前去打听渡口。长沮漫不经心地问：“那执缰绳的是谁呀？”子路答：“是孔丘。”长沮用嘲讽的口吻又问：“是鲁国的孔丘吗？”子路答：“是的。”长沮调侃说：“那他一定知道渡口在哪里了！”子路没趣，转而去问桀溺，桀溺却反问道：“你是谁呀？”子路答：“我是仲由。”桀溺紧接着问：“是鲁国孔丘的门徒吧？”子路答：“是的。”桀溺说：“天下皆乱，犹如洪水滔滔，有谁来改变它呢？你与其追随孔丘这样躲避坏人的人，还不如跟随我们这些避开乱世的隐士呢！”他边说着，边继续翻着土。子路讨了个没趣，只好回来告诉孔子。孔子怅然长叹：“既然不可与鸟兽同群，我不与天下人为伍，还会与谁在一起呢？如果天下都归了正道，我孔丘就不会想去改变它了。”

在上面的故事里，孔子把长沮、桀溺这类消极避世而自命清高的隐士看作是与鸟兽为伍的人，并认为不能追随他们躲避现实的人世。中国古代素有“孔席不暇暖”之说，意思是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一生忙忙碌碌，奔波不定，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游说列国，奔走于道途，不能久留于一地，因而他的席子没有暖和过，可见其积极入世的执着劲头非同一般。

孔子尽管说过“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他本人却并没有真正隐居过；相反，正因为天下无道，孔子才毕生“志于道”，决定用“道”来改变它。为此他亲自带领弟子周游列国，恓恓惶惶，屡屡碰壁，被人讽刺为“丧家之犬”。孔子也曾叹息道：如果有人用我，一年就可以了，三年必有成效。孔子这种百折不挠的入世精神，甚至遭到讥讽，有人说他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孔子的积极入世精神意味着在孔子那里，自我的实现跟对群体的社会责任感是联系在一起的。事实上，孔子总是把自我的完善同关怀他人联系起来。当子路问孔子什么是君子时，孔子的回答便是“修己以安人”。修己即自我的道德修养，安人泛指社会整体的稳定和发展。可以看到，自我人格的完善，最终是为了实现社会安定等群体价值。孔子的看法既不同于无视个体价值的极端整体主义，也不同于排斥群体的极端自我中心主义，表现了将群体价值与社会进步统一起来的思维趋向。

当然，孔子将“安人”规定为“修己”的归宿，意味着相对于群体的安定，自我的实现多少居于从属的地位。作为一种安人的过程，自我完善的内容主要不是培养独特的个性，而是使自我合乎社会的普遍规范。这一点从孔子的克己复礼思想中不难看出。依孔子之见，修己无非是以仁道原则来规范自我，而仁的内涵原则就是克己复礼。礼是一种普遍的社会规范，克己复礼，就是用这种社会规范来约束自我，从而实现自我的社会化。任何人在其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中，都要经过一个社会化的过程，而个体的社会化过程又是对群体价值认同的过程，复礼的要求无疑触及了这一点。

孔子的修己以安人的思想，注意到个体的社会化以及个体的社会责任，无疑有积极意义。事实上，后来儒家的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传统，便可以溯源于此。然而，在强化自我的群体认同及社会认同的同时，孔子对个体的自我认同未免有所弱化。从孔子的“绝四”说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这一趋向。孔子曾经说：“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这里固然有克服主观独断的意思，但“毋我”的价值原则与克己的要求相结合，到底强化了个体对群体的从属性。

从总体上看，孔子对于如何处理个体和群体的关系，比较侧重个体的社会认同和社会责任，要求将“成人”的过程和群体的关怀统一起来，从而避免把自我看成是某种普遍规范的化身，避免形成枯燥、封闭的人格模式，在这些方面，有其积极的意义。但是，过分强调群体认同，也容易导致弱化个体的自我认同，乃至压制个性的发展，出现所谓“重群体而轻个体”的偏向。而这方面，孔子确有其局限性，因此，我们应该建立个体和群体统一的现代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