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沿线近年来有很多重要的考古发掘及调查发现，新近考古成果的介绍也成为这次会议的一大亮点。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霍巍《高原丝路吉隆道的考古发现》，结合西藏自治区吉隆县发现的《大唐出使天竺铭》以及调查所见吐蕃碑铭遗迹，证明吉隆道是唐朝经吐蕃通往印度的重要通道，也是丝绸之路上的一条重要路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郭物《2018年新疆吉木萨尔县北庭故城遗址考古新发现》，揭示了丝路北道重镇北庭故城遗址“两套四重六块”的布局形态，介绍了今年在内城北门和西门、外城北门和南门四个城门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对外城南门附近佛寺遗址进行的勘探工作，以及出土文物情况。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胡兴军《安西四镇之于阗镇防体制考》，介绍了该所对麻札塔格烽火台及戍堡、安迪尔古城等和田地区现存烽火台与城堡的考古调查情况，并结合文献记载对唐代安西四镇中于阗地区镇防体系的具体分布和路线问题进行了新的考证。吐鲁番学研究院武海龙《吐峪沟新出汉文佛典过眼录》，介绍了2016、2017年间吐峪沟发掘出土的14件佛经残片，并对其中所见高夫人写经题记的相关信息进行了考证。

丝绸之路促成了各个文明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相关研究成果为我们展示了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甘肃省简牍博物馆张德芳《丝绸之路上的丝绸——以河西出土的实物为中心》，介绍了甘肃敦煌马圈湾遗址、居延遗址和悬泉置遗址三个遗址出土的近2000件两汉丝织品的信息，并结合汉代简牍中所见丝、帛、缣、练等相关记载，证明两汉时期作为丝绸之路重要地段的河西走廊确实拥有相当数量的丝织品，它们对当时河西走廊的社会生活以及丝绸之路上的经济文化交流曾起到过重大作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王一丹《巴达赫尚的红宝石》，指出马可·波罗记载中亚巴达赫尚出产的名为巴剌思（balasci）的红宝石，在波斯、阿拉伯语文献中称为la‘l（或lāl），实际上是一种红色尖晶石（spinel），受到西亚、中亚人民的广泛喜爱，而且自元代起这类红宝石就已进入中国。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沈睿文《吐峪沟所见纳骨器的宗教属性》，讨论了鄯善县吐峪沟千佛洞玛扎古墓区出土的两具陶棺的宗教属性，对于以往将纳骨器看作祆教的性质进行了质疑，认为使用纳骨器藏纳余骸或余灰，应是中亚不同信仰者在丧葬中所用葬具之一；祆教徒使用纳骨器更可能是缘于中亚佛教之影响，而中亚佛教丧葬中使用纳骨器恐亦是受到本土葬俗影响所致，是丧葬中的内亚性对外来宗教的渗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王楠《东魏北齐河神王之溯源》，对比了北凉石塔、如马德惠塔和沙山塔、高善穆塔以及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索阿俊塔等石刻的河神王图像，指出东魏北齐的河神王形象当来自中亚，并可上溯到斯基泰文明，他们随粟特人东迁时来到中原。这一问题也引起了大家对丝绸之路神王形象的热烈讨论。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毛秋瑾《丝绸之路汉文书法研究综述》，对丝绸之路汉文书法的文字资料及研究成果进行了分类梳理，指出相关研究应着眼于不同材质的书写载体所呈现的书体与书风，以及丝绸之路书法传播和接受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