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段晴教授为代表的国内外语言专家，展示了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内容涵盖于阗文、粟特文、梵文、藏文等多个门类。其中，新疆地区新出土丝绸之路胡语文献的研究与刊布尤其引人注目。段晴与侯世新、李达等先生合著的《于阗伏阇雄时代两件契约》，即刊布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收藏的两件于阗语案牍，在于阗语词语解释及语法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重要突破，同时为研究于阗王国社会体系的运营模式提供了新材料。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范晶晶《吐峪沟新出粟特语〈金刚顶经〉入金刚界曼荼罗之梵语真言解析》一文，刊布了新疆吐鲁番地区吐峪沟最新出土的粟特语梵语佛经的梵语部分，将其比定为《金刚顶经》（《真实摄经》）中入金刚界曼荼罗的仪轨，进而探讨了翻译者不空在河西的译经、传法活动。粟特语夹写梵语的文献数量极少，新文书的刊布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密宗金刚界在西域地区的流传以及汉地佛教回流西域的情况。段晴教授对这件写经的整体情况，特别是粟特语部分做了补充说明。与会者对此做了热烈的讨论。

梵、藏文献的对勘是研究佛经的重要途径。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萨尔吉与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欧珠次仁合写的《〈海龙王所问经〉研究》，利用西藏所藏梵文贝叶经写本、新比定的敦煌藏文写本与传世的汉、藏译本进行比较研究，阐释了《海龙王所问经》的相关问题，强调了梵文本的价值。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普仓《〈宝鬘论颂〉梵文写本及藏译本谱系探究》，介绍了最近在西藏发现的《宝鬘论颂》梵文写本，并与藏文本、梵文注释本进行比较，讨论了为藏传佛教诸宗尤其是格鲁派所重视的《宝鬘论颂》的译本谱系问题。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王继红《达摩笈多〈金刚经〉译本的梵汉双语字书性质》，比照西域出土梵汉双语文献的特点，对《金刚经》笈多译本的性质提出了新观点，认为其并非是以阅读为目的的译经，实质上是一部需要与梵文原典配合使用的对译词表。对此，高田时雄教授认为也不能完全否定前人提出的译语未完成说，认为两说均可以成立。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李灿《鸠摩罗什失传〈贤劫经〉译本的新发现——比定自书道博物馆和国家图书馆吐鲁番藏品》，则是通过藏汉平行文本、语言等证据，从日本书道博物馆和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吐鲁番早期写经中比定出两件残片，推定其应是早已佚失的鸠摩罗什本《贤劫经》的珍贵遗存。与会者就此问题讨论了早期汉译本在丝绸之路上的流传问题。

巴利文佛典的相关研究则展现了佛经的南传路径。泰国法胜大学（Dhammachai Institute）萧贞贞（Wilaiporn Sucharitthammakul）的论文“Applying the principles of textual criticism to a comparison of the Pāli Dīgha-Nikāya and Chinese Dīrgha-āgama in Mahānidanasutta”（《运用文本批评的原则比较巴利语〈长部〉与汉译〈长阿含经〉中的〈大缘经〉》），对早期佛教经典《大缘经》的巴利文《长部》本与汉译《长阿含经》本进行了细致的比勘，认为二者的相似性达到80%以上，但很多证据还是显示巴利文本比汉译本更准确，或者说更加可靠。法胜大学文·憍陈如称法师（Ven.Kondannakitti）的论文“Selection of Burmese Pali Manuscripts”（《缅甸巴利语写本甄择》），介绍了法胜巴利三藏项目（DTP）的基本情况，以及该项目选用缅甸巴利文佛经写本的问题。

近年来福建霞浦文书的发现为摩尼教研究提供了新材料。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马小鹤《从死海古卷到明教文书——摩尼教“十天王”与“四天王”综考》，从霞浦文书中所见《赞天王》入手，认为大力士故事是随着宗教文明向东输入而沿着丝绸之路传播，从死海古卷中阿拉姆文《巨人书》残片到吐鲁番出土伊朗语《大力士经》，再到霞浦文书、日藏摩尼教绘画、屏南文书，展现出这一故事的传播路径。台湾铭传大学应用中国文学系汪娟《从敦煌礼忏到霞浦科册〈摩尼光佛〉的仪节分析》，通过参照敦煌礼忏乃至后世佛教的仪节，对霞浦科册《摩尼光佛》的仪节进行了分析，阐明了《摩尼光佛》与佛教礼忏之间的交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