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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四十年（1907）十月，内藤湖南在新设的京都文科大学担任讲师，由此得以跻身教坛。两年后的明治四十二年（1909）九月，湖南被正式任命为文科大学教授，负责东洋史学第一讲座。此后一两年间，是湖南最为积极关注敦煌及中亚新发现史料，并致力于宣扬这些史料价值的时期。而明治四十二年十一月，内藤湖南甫一从罗振玉处得报，知有伯希和在敦煌发现文书一事，就写下《敦煌发掘的古书》以及《敦煌石室的发现物》两篇文章介绍此事，刊于《大阪朝日新闻》上。同时，也举办了展览会与演讲会。翌年，湖南又邀请京都大学同事狩野、小川等诸位老师一道赴北京调查从敦煌移送至学部的敦煌文书^[1]。另一方面，大谷探险队获得的文物于明治四十三年（1910）运抵京都^[2]，湖南亦与京大的同僚一道调查了这批文物，且同之前那般，在《大阪朝日新闻》上也发表了《西本愿寺的发掘品》一文，对其中部分内容予以介绍。而此文中还提及著名的李柏文书，且介绍了羽田亨的相关研究成果^[3]。

本文旨在介绍橘瑞超在第二次大谷探险队考察时（就橘瑞超自身而言则为首次探险）所作的旅行记，这一资料以往罕为人知。尽管大谷探险队前后三回开展的西域探险已为世所熟知，但为明确本文所介绍的橘瑞超旅行记在这一脉络中的位置，还是就橘瑞超参加的第二、三次大谷探险队予以简要介绍。

大谷探险队第一次探险在1902年9月至1904年5月之间，由大谷光瑞亲自带队。之后数年，由于日俄战争的影响，向西域派遣探险队一事暂时搁置下来。直至1908年，战事平息之后局势稳定下来，方才派遣了第二次探险队。第二次探险队选派有两名队员，即橘瑞超（1890—1968）与野村荣三郎（1888—1935）。1908年4月，两人相继启程，前往北京。6月，他们又从北京出发，途经张家口，并于7月29日到达库伦（即今乌兰巴托），之后则朝着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继续前进，途中也调查了和林。10月26日，两人到达乌鲁木齐，而后南下，在吐鲁番附近展开调查。在吐鲁番时，橘瑞超收到大谷光瑞发来的电报，受命前往楼兰遗迹。由此，两人于1909年1月6日抵库尔勒后，便开始分头行动。野村往库车方向走，而橘因为需要考察楼兰遗迹，则以阿尔提米什泉（Āltmish-bulak）为目的地行进。1908年12月斯文赫定访日时，大谷光瑞曾向其请教楼兰遗址的详细经纬度^[4]，得知其定位正是在阿尔提米什泉。3月11日，橘瑞超总算完成沙漠旅行的准备工作，踏入罗布地区，在孔雀河附近的古城中发现了包括李柏文书在内的古文书。4月13日，橘瑞超离开罗布，是月27日，抵达且末，之后又途经克里雅、和田，于7月6日^[5]，抵达喀什噶尔，终于与野村重逢。

以上为第二次大谷探险队之概要。此次旅行结束后，野村与橘又赴印度与大谷光瑞汇合，在印度各地旅行、调查^[6]。野村结束考察收集品的发送工作之后，于1910年2月返回神户。另一方面，橘瑞超则随同大谷光瑞赴英。整备行装之后，1910年8月16日，橘瑞超带着其新雇用的助手霍布斯从伦敦启程，此即为第三次大谷探险队的开端。日本方面，翌年即1911年5月25日，吉川小一郎受大谷光瑞派遣，同月28日从神户启航准备与橘瑞超汇合^[7]。此时橘瑞超暂时下落不明，直至1912年1月26日才平安在敦煌现身，两人终于戏剧性地会面了。之后，两人共同行动，在哈密、吐鲁番等地调查后，最终抵达乌鲁木齐。橘瑞超离开乌鲁木齐，取道西伯利亚铁路返回日本，而吉川则将吐鲁番作为基地，继续展开调查，最终于1914年7月10日回到神户^[8]。

而1912年6月，橘瑞超回到日本之后，被报纸当作英雄报导，又受邀演讲，一时反响颇为热烈。而橘瑞超的讲演录《新疆探检记》（东京：民友社，1912年8月）和由橘瑞超口述、关露香编辑的《中亚探检》（东京：博文馆，1912年12月）相继刊行^[9]。不过，其中几乎只涉及第三回探险的内容，却未详述大谷第二回探险（对橘瑞超本人来说是第一回）的始末^[10]。且更为遗憾的是，涉及橘瑞超第一回探险的日记，随着其所在寺庙的失火化为灰烬，现已不存于世。后来《新西域记》编辑出版时，除了收录有上述《中亚探检》、《新疆探检记》两书外，还收录有主要据橘瑞超日记编成的《新疆通信抄》，但其中仍阙第一回旅行的部分^[11]。而这样一来，有关橘瑞超首次冒险之行的记录，仅存有其至加尔各答时接受《时代》记者的采访^[12]。橘瑞超的第一次旅行，尽管也有在楼兰发现李柏文书这样的幸事，但其始末不甚分明，总归还是颇为遗憾。

然而，关西大学图书馆所藏内藤文库中却存有橘瑞超的《新疆大發掘（第三回報告）》（《新疆に於ける大發掘》）。此书正是橘瑞超第一回探险的记录，应该是其从喀什噶尔寄给京都的大谷光瑞的报告书。除了橘瑞超所作的第三回报告之外，同时还存有野村荣三郎所作的第二回报告^[13]。而本文所谓的第二回报告、第三回报告，即是野村和橘从喀什噶尔向京都寄送的报告。笔者认为，这一报告应当是内藤湖南从大谷光瑞处获得的。本文开头已经提到，内藤湖南在这一时期对敦煌及西域的新获史料用心颇深，致力逐一收集与此相关的情报。湖南从光瑞处得到了这些材料，终为其箧底旧藏，也在情理之中。内藤文库中藏有该资料的这一事实，也正排除了其他可能性。

内藤文库中与此相关的材料，保存在置于同一编号下的四个信封中^[14]。而首先，信封①中的材料包括探险所获文物目录三种。信封②中见有杨守敬之名的笔谈记录，其与大谷探险队的关系目前尚不明确，恐怕是资料整理过程中不知缘何混入其中的，目前拟将其置于讨论范围之外。信封③中则是本文主要讨论的“新疆大发掘”，而信封④中则主要是由纸捻联缀而成的册子，其内容为李柏文书的录文和吐鲁番文书的简目。在笔者印象中，这批材料应当是由羽田亨所作，但这一点并无确证。

本文虽然主要着眼于③中所封入的报告书，但①中的目录是由野村和橘两人在喀什噶尔完成的，与报告书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应该将两者视作一系的东西。实际上，这些资料中的一种（即古纸之部），与后来《新西域记》中野村《蒙古新疆旅行日记》中所附载的“吐鲁番及库车附近发掘之古文书目录”同为一物^[15]。①中的目录有三种，如下所列，加上写本录文，一共是四种材料^[16]。而在末尾都逐一附上编制的年月日和地点（喀什噶尔），还标注有编制者的姓名。

1目録（古錢之部）明治42年7月12日　喀什噶爾　橘瑞超·野村榮三郎　第1、2張

2目録（雜部）明治42年7月15日　喀什噶爾　橘瑞超·野村榮三郎　第3、4張

3目録（古紙之部）明治42年7月14日　橘瑞超·野村榮三郎　第5—10張

4寫本録文　明治42年7月12日　橘瑞超·野村榮三郎　第11—17張

而写本录文第一叶（第11张）所抄写的是西凉建初七年（411）附有题记的《妙法莲华经》卷一残卷，其不仅钞录了从残卷起首一直至经文末尾的部分，同时也录了卷末的题记，并记有野村之名，并说“明治四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通过电报所报告之文物”^[17]。

且其后还接续有小字注记如下：“備考：報告原紙ハヨクナク缺損ハアルモ四句三十六行ナリシモ之ヲ節略ス[备考：报告原纸纸质差而有缺损，原（每行）四句三十六行，今节略之]”。应当亦是指上述《法华经》，其原来的报告书中应该是一行四句，共三十六行，此处行文应有所省略。重点是其后所写的“明治四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乘船赴上海途中，内田宏道”。也就是说这些所获文物目录，是在明治42年（1909）9月26日，由内田宏道据报告原本钞写。内田很可能是受大谷光瑞之命，誊写报告，并将其寄给内藤湖南。而《新疆大发掘》的报告，应当也差不多是在此时由光瑞提供给湖南的。内田宏道（1872—1918）是西本愿寺的僧人^[18]，此时其随光瑞一道赴往上海。大谷光瑞此行还携夫人筹子，从上海复又至印度，而后又漫游欧洲，乃是耗时近一年的浩大旅行^[19]。上文所述的野村、橘二人在印度与光瑞会合，应当也正是在这次旅行的途中。内田仅随行光瑞至上海，其返日后，记有此行的游记名为《鹏程随行之记》^[20]。湖南与光瑞相识自不用再提^[21]，而其与这位内田宏道两人亦是故知。1905年6月，湖南受外务省之嘱托，第三次出发向中国渡航时，已经在大连见过了内田^[22]。

而不久，1909年9月前后，应该正是湖南从内田处得到了这一批资料。实际上，所谓的“新疆に於ける大發掘”是《朝日新聞》上刊载的报导的题名。在1909年9月下旬，在同一份报纸上有相继刊载了以下几篇文章：

（一）《新疆の大發掘》《大阪朝日新聞》明治42年（1909）9月26日

（二）《新疆の大發掘》（未完）《大阪朝日新聞》明治42年（1909）9月27日

（三）《新疆大发掘（京都）》《东京朝日新闻》明治42年（1909）9月28日^[23]

上述的报导中，（一）连带标题也不过寥寥六行，仅是介绍了有报告存在这回事。而（二）、（三）则几乎与野村所作的第二回报告内容一致^[24]。应该正是湖南入手现在内藤文库保存的这些报告后，将其刊载在《朝日新闻》报纸上。若这样说，则这些报告中以朱笔修正之处，正是湖南的手笔。而在同一时间《大阪每日新聞》还登载了以《新疆探檢消息》（同年9月27日）、《新疆の佛蹟探檢》（同年9月28日）为题的报导。与《朝日》相同，其内容也是根据野村的报告，只是表述上有些细微的差异。这种差异应当是不同报社进行编辑后造成的。尤其是《朝日》刊载的报导，无疑应是经由湖南编辑后发表的。可以推想，或许《每日》不得不改变报导的题名，正是因为《朝日》已经早一日刊布了同样的文章。

由上文已知，内田宏道在开往上海的船中誊写了野村、橘联名的目录，但极其巧合的是，其誊写日期也是9月26日，与《大阪朝日》报纸上登载《新疆の大發掘》是同一天。由此说来，只能认为在稍早时，野村的报告早已寄到^[25]。野村与橘的报告书暂且不论，至少所获文书的目录与录文，内田抄写是在9月26日，寄达湖南处当要费些许时日^[26]。翌年春，所获品的实物也运抵京都。湖南在明治43年（1910）3月26日写给稻叶岩吉的书简中曾道^[27]：

西本愿寺发掘之西域文书，实物尚未运抵，其年代已可考证。此为在前凉（西晋、东晋之交）的见于《张骏传》中的西域长史李柏的文书，此为羽田学士之发现。其大抵是给鄯善王的东西。其与王羲之是同时代人，但此稍早，在书法方面亦颇有意思，大为期待。

同年4月27日寄给稻叶岩吉的书简中还有^[28]：

西本愿寺的行李中，文书已运抵大部。前所述及西域长史李柏文书也已运抵，我预计在30日（周六）全部检阅，考虑在五、六月中可作较大的发表，届时还请大家一道光临。

其后数月，湖南在《大阪朝日》中发表了《西本愿寺之发掘品》一文，恐怕此时其已经物色到了大谷队所获得的诸种文书。羽田亨的考证无疑是基于内藤湖南提供的录文而作。现在，就上述信封④中装有的册子附载有文书的简目这一点而言，应当是实物运抵之后，羽田参考实物而编制的。

简而言之，上文加以简单介绍的四枚信封中的数据，除②中的笔谈记录外，①③④均是内藤湖南在1909—1910年间所收集的与大谷探险队相关联的情报。正如本文起首所叙述的，这一时期是湖南对敦煌和西域发现文书文物关心最甚的一段时间。加之其在几年前还一直任《大阪朝日》的记者，因此也是其频繁在《大阪朝日》上发表论说的一段时期。現在列举出其中与敦煌、西域有关的：《敦煌石室の發見物》（1909年11月12日）、《敦煌發掘の古書》（1909年11月24至27日）、《西本願寺の發掘物》（1910年8月3至6日）、《清國派遣教授學術視察報告》（與狩野、小川、富岡、濱田合作，1911年2月5日）等，以上均刊载在《大阪朝日》上。那么大谷队的报告经由湖南之手，刊载在《大阪朝日》上，想来也是极其自然的。其并未披露橘瑞超所作的第三回报告的原因，如今很难探求，但笔者认为，原本湖南无疑也是打算将其刊载在《大阪朝日》上的。

第二次大谷探险队是仅凭橘和野村二人完成的壮行，他们自库尔勒分袂之后，再到喀什噶尔会合，期间完全采取分头行动。野村的《蒙古新疆旅行日记》已经编入了《新西域记》中，因此我们得以详细知晓其行动。另一方面，有关橘的行动目前并无书面记录公布。如今我们在内藤文库中发现有记载橘本人在这一期间行动的报告书，实可谓幸事一桩。以下是湖南曾准备刊载的橘瑞超的第三回报告，其内容极为简单，且其中疑有日期、地名讹混，但因并无其他详细行记可供参考，该报告仍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以下刊载笔者对此所作的中文翻译，亦附日文原文以供参考。

据说被本派本愿寺法主大谷光瑞伯爵派遣新疆的探险家橘瑞超氏后来在库尔勒与同行者野村荣三郎分手，单骑沿着天山南路大道，搜索铁干力克^[29]与阿布达里的古城，更进一步经阿德勒河、尼雅河、克里雅（于阗）、和阗（和田）、叶尔羌，在本年六月八日抵达喀什噶尔，其探险梗概今亦抵达伯爵处，将其摘录如左。

在吐鲁番接到直行阿尔提米什泉^[30]的电令，就开始准备，但直接南下至阿尔提米什泉有困难，因此决定往西走汉代大道，边在喀喇沙尔、库尔勒附近的古代遗址进行探险，边编制搜索阿尔提米什泉的队伍。请拥有骆驼的土人加入此行，但他们却不肯，最后依靠焉耆府知府的帮助着手编制，亦无效果。事到如今，买下骆驼，才得编制赴阿尔提米什泉的队伍，即刻束装将大行李由大道寄往喀什噶尔，途中将轮台、库车一带的发掘委托给野村，予一个人即着手搜索南路阿尔提米什泉的大目的，其结果实为如左。

本来人烟稀少的沙漠中，尤其土人不熟悉古遗址，而大的遗址大都沉没于沙漠，因子日间需要率领而携带水薪，不得不与他们共寝食，这也使我们感到贯彻我们期待的目的。找到外国人没去的地方进行发掘等事极为困难，大抵只能尝外国人的糟粕，没能作显著的发现而结束。但此次幸而在孔雀河附近的古城发现的汉代古文书，是可作为历史学家好资料的唯一猎物，引以为自豪的东西。

从库尔勒走向喀喇沙尔，据土人所言，此地曾有外国人发掘过，无任何猎物，因此予等无需用锄翻地，只是拍摄荒废的旧城墙的样子而已。再前进大约三十清里，在被称为舒尔楚克^[31]的地方抵达土人叫作明屋（土语，义为千家）的一古迹，追想佛洞与一聚落的盛时，立刻进行了发掘，但已经由外国人发掘过，只能获得不完整的粗糙塑像而已。然后走了八天路，过天山与昆仑山脉之间、沙漠交通路上第一聚落铁干力克，此后七天到达罗布，再走两天经过婼羌县，最后走向了阿尔提米什泉。到达米兰（俄版地图加古迹记号者），立刻开始发掘，获得草摺^[32]一个。如与我国的东西比较还很粗糙，但想象可作为一个正好的历史资料。其他还获得五枚有文字的木牍^[33]，文字似为卡尔梅克文。

阿布达里：三月廿四日傍晚抵达此地，在古城内当中获得了中间有方孔的古钱两枚。然后过孔雀河的旧河床，虽然是两三个欧洲探险家曾留下足迹的地方，能够发掘出几件砖石器具，以及上面提为予辈最骄傲的猎物，即汉代的古文书如左图，即为此行唯一猎物也。

在孔雀河的成功之后，予辈再回铁干力克，更换编制，开始探索所谓小宛戎庐古址的行动，因无任何遗址的凭据，再回尼雅，在观察艾丁河^[34]下游时，季节已为夏天，旅行沙漠的船只骆驼毛发脱落，不适于使役，不得已而连自己的东西全都卖掉，此处竟受到了一挫折。因此取消探查自克里雅至库车路上的古址的目的，直接西行两天，经葛兰涵^[35]、铁干力克、罗布等地的聚落，抵达了和阗。

和阗：因抵达喀什噶尔的日期临近，不能探查全部古址，策马奔驰，走向喀什噶尔，路上凭吊古址，多为外国人发掘过，无有价值的东西，而且荒废的程度与吐鲁番附近的遗址没有显著不同。如此长途旅行无恙结尾，最后六月八日抵达喀什噶尔^[36]，与先到的野村荣三郎君握手祝贺久阔无事，才觉得忘却羁旅的辛苦。数月后离开西域故地的现在，将全力搜索命令中的叶尔羌西南斫句那国遗址而能够有所报告，期望在西域调查结束时增添光彩。

（參考）日文原文

本派本願寺法主大谷光瑞伯爵より新疆に派遣されたる探檢家、橘瑞超氏は其後庫爾勒に於て仝行者野村榮三郎氏と袖を分ち、單騎天山南路の大道に沿ひ、チャカリップ、アブタルなる古城を搜索し、更に進んでアデレ河、ニヤ河、ケリヤ、和闐、ヤルカンドを經て、本年六月八日喀什噶爾に到着したる由にて、其探檢の梗概が今伯の許に到達したれば、左に之を摘録する事とはなしぬ。

土魯番に於てアドミシュブラフ（Āltmish-bulak）に直行せよとの御電令に接し、早速其準備に取りかかり候得共、直に南下アドミシュブラフに至る事困難なれば、漢時代の大道を西に喀喇沙爾、庫爾勒附近の古趾を探檢しつつ、アドミシュブラフ搜索のキャラバンを編制する事に決心致し、土人の駱駝を有するものを請ふて此行に加へんとせしも、彼等之れを肯ぜざるため、終に焉耆府知府の力を借り、之れが編制に着手したるも、是亦好果無く、仍てイヨイヨ駱駝を買收し、茲に初めてアドミシュブラフ行のキャラバンを編制する事を得、直に裝を束して大行李は大道を經て喀什噶爾に送り、途次輪臺、庫車一帶の發掘を野村に托し、予は直に南路アドミシュブラフ搜索の大目的に着手致したるの結果は、實に左の如くに候。

抑もそも人煙稀少なる沙漠の中、殊に土人の古遺趾に關する事情に暗く、大趾多くは沙漠中に沈み、數日間人夫を引率して水薪を攜帶し、彼等と寢食を共にせざるべからざるとは、偶々以て吾人の所思を貫徹するに困む所以、殊に外人の至らざる地點を見出して發掘する等は至難の極にして、多くは外人の糟粕をなめ、著しき發見をもなさずして了るものなるに、幸に今回コンチダリヤ附近の古城に於て漢時代の古文書を發掘し得たるは、史學者の好資料となすべき唯一の獲物と聊か驕るに足るものに候。

庫爾勒より喀喇沙爾に向いたるも、土人の言によれば此地曾て外人の發掘したる者ありしが、何等の獲物なかりしとの事なりし故、予輩今更鍬を容るる程も無御座、荒敗したる舊城壁の有樣を撮影したる而已に候。尚進むを約三十清里にしてジョウチョコットと稱する地に於て一古蹟、土人のミンゴイ（土語千家の義）と稱する地に至りて、佛洞及一聚落の盛時を追想し、早速發掘を行ひたるも、外人の已に發掘を行ひし後にて、粗末なる塑像の不完全なるを獲たるのみに候。それより八日行程にして天山と崑崙山陰との間に於ける、沙漠中交通路上第一の聚落たるチャカリップを過ぎ、七日間にして羅布に着し、更らに二日行程にて婼羗縣を經て、愈々アドミシュブラフに向ひ申候。ミラン（露版地圖に古蹟の記號あるもの）に到着し、直に發掘を開始し、鎧の草摺一個を獲申候。我國のものと比較すれば迚ても粗末なるものに候得共、史上亦好個の資料たるものかとも存候。其他竹の篦に文字あるもの五個、字はカルマック文字かと被存候モノをも得申候。

アブタル。三月廿四日夕方此地に到り、古城内の中央にて古銭弐個、中央に方形を有するものを得、更らにコンチダリヤの舊河床を過ぎて、歐人の探險家二三の足跡を印したる地にも不拘、磚石製の器具數點、並に先に予輩の尤も驕るべき獲物と稱したる左圖の如き漢時代の古文書を發掘し得たるは此行に於ける唯一の獲物に御座候。

コンチダリヤに於て成功したる後、予輩は再びチャカリックに皈り更に編制を改めて、所謂小宛戎盧の古趾を探るべく行動を始めたるも、何等遺趾の憑印するもの無かりしため、再びニヤに皈り、アデン河の下流を觀察したる時、已に夏季にして、沙漠旅行の船たる駱駝は、毛髮脱落して使役するに至らず、自己のものすら賣却致したる次第にして、此處に一頓挫折を來たし、ケリヤよりタリム河に出で庫車に到るの路上に在る古址を探見するの目的を中止し、直に西行二日間にしてグラハム、チャカリップ、ロブなる聚落を過ぎて和闐に到著致候。

和闐噶什喀爾到着の日迫りたれば、古址の全部を探る事不能して、馬を疾せて噶什喀爾に向ひ、行く行く路上の古址を弔いしも、多くは外人の發掘後にて有望のもの無御座、且つ荒廢の度は、吐魯番附近のものと大差無之候。如此にして長途の旅行も無恙、愈々六月八日噶什喀爾に到着致し、先着の野村榮三郎君と久闊の無事を祝しつつ握手いたしたる時は、初めて羈旅の苦を忘れたる心地ぞいたし候。今數月にして西域の故地を去るに臨み、御命令の葉爾羗西南、斫句那國遺址搜索に全力を傾け、何等か報ずる處なりて、西域調査の終りに光彩を添へんと存じ候。

笔者核对完校样后，复又在关西大学内藤文库中新发现了明治43年（1910）3月24日羽田亨致内藤湖南函，试将其文译作中文，如下：

刚刚拍案大叫“有了”，为家人所笑。于《晋书》卷八十六张骏列传中检得一条史料，录于下：“西域长史李柏请击叛将赵贞，为贞所败。议者以柏造谋致败，请诛之”云云。大约记得目录中有“李柏”之名，奉告如上。匆匆。

此即为上文提及的内藤湖南致稻叶岩吉书简（1910年3月26日）中所云“此为羽田学士之发现”信息的第一手资料。补记于此。（高田时雄）

[1]有关内藤湖南的敦煌学，参见拙文《内藤湖南的敦煌学》，《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2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353—366页。而上述赴京考察一事，也可参照拙文《明治43年（1910）京都文科大学清国派遣员北京访书始末》，《敦煌吐鲁番研究》第7卷，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13—27页，以及《内藤湖南の敦煌遺書調査及び關連資料——前書きに代えて》，玄幸子、高田時雄共編《内藤湖南敦煌遺書調査記録》（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資料週刊34），吹田：关西大学出版部，2015年，1—15页。

[2]日本习惯将大谷探险队的“探险”写作“探检”，本文中除征引书名的场合之外，将该词统一写作“探险”。

[3]内藤湖南《西本願寺の發掘物》，《大阪朝日新聞》1910年8月3日至6日。此文之后被收录于作者著《目睹書譚》，京都：弘文堂，1948年，275—289页；又可见于《内藤湖南全集》第12卷，东京：筑摩书房，1970年，212—221页。

[4]有关这一方面详细说明，可以参考橘瑞超《中亞探檢》（中公文库，东京：中央公论社，1989年）卷末金子民雄所作的《解说》。尤其应当参照的是第239页起《第二回西域调查》一节的内容。在245—246页，也介绍了大谷光瑞从京都向吐鲁番的橘瑞超发送的电报内容。

[5]后文所载的新材料《新疆大發掘第三回報告》中，提到其时为6月8日，恐怕是错误的。橘瑞超探险结束之后去印度时，接受了驻加尔各达的《时代》周刊记者的采访，参考这一报导Exploration in Chinese Turkestan（The Times，Feb.3，1910），其抵达喀什喀尔应当是7月6日。且据野村榮三郎《蒙古新疆旅行日記》，《新西域記》下卷（东京：有光社，1937年4月），第538页，亦是此日。有关《时代》的报导，参考了片山章雄《大谷探檢隊關係記録拾遺》I、II、《季刊東西交渉》第4卷第3号（1985年9月），1—4页；第4卷第4号（1985年12月），59—62页。

[6]关于此时光瑞的旅行，详见与之随行的每日新闻记者關露香所寫《本派本願寺法主大谷光瑞伯印度探檢》（东京：博文馆，1913年4月）。

[9]此二书中译本有柳洪亮先生翻译的《橘瑞超西行记》，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初版。

[10]榎一雄教授新发现有德富蘇峰纪念馆所藏《沙漠漫遊記》，发表在《月刊シルクロード》中（第7卷第1号，1971年1月）。而此亦为橘瑞超第二回考察的旅行记，并无有关第一回旅行的内容。且此即为德富蘇峰早年在《國民新聞》报纸上连载过的文章，（《沙漠行》（一）—（八），明治44年（1911）9月20日—24日、26日、28日—29日）。

[11]《新西域記》下卷收录的《新疆通信鈔》前有编者上原芳太郎的注记云：“此番探求橘瑞超的旅行记与材料，遗憾的是，橘自己的寺庙烧失之时，这些材料几乎全部散失了，并未从橘处获得什么材料。现在在此仅能插入一些零碎的材料，若他日复有所得，再行补充。”（724页）

[12]有关这一方面详细说明，可以参考橘瑞超《中亞探檢》（中公文库，东京：中央公论社，1989年）卷末金子民雄所作的《解说》。尤其应当参照的是第239页起《第二回西域调查》一节的内容。在245—246页，也介绍了大谷光瑞从京都向吐鲁番的橘瑞超发送的电报内容。

[13]与此近乎完全一致的文章，也刊载在当时的杂志中。《新疆に於ける大發掘》，《考古界》第8篇第7号（明治42年10月）。

[14]见于关西大学图书馆的网站中公开的《内藤文庫各種資料リスト（内藤文庫諸種資料列表）》中“13湖南以外の原稿”的206号。《列表》中将这一内容视作“敦煌旅行時？の原稿”。

[16]此处所用均为印有大谷家家纹“西六条藤纹”的用笺，共17张，按照上述顺序书写。当然，其并非是在喀什写就的原件，而是到京都后才誊写的。

[17]野村起初误以为该写本年代为后汉建初七年（82）。野村《蒙古新疆旅行日記》6月22日條中有“有庫車人來售賣發掘經文殘片。記有建初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據此，向京都打電報。‘本日，買求タル經文アリ，建初七年，アリ西曆八十二年’”，见《新西域記》下卷，539页。

[18]据井上哲雄《真宗本派學僧逸傳》（京都：永田文昌堂，1979年9月），内田是兵庫县出石郡出石町嶋（現在的丰岡市出石町嶋）西宗寺的住持，死后追赠司教。关于此文献，承蒙柴田幹夫先生指教。

[21]内藤湖南于明治39年7月受外务省的委托，调查间岛问题，在韩国、满洲调查，11月归国。其启程之时，曾赴须磨访问光瑞。《韓滿視察旅行日記》，《全集》第6卷，393页原文为“七月九日大阪發、二時須磨ニ光瑞法主ヲ訪フ”。而湖南及京都大学的同僚们于明治40年（1907）12月组织了史学研究会，翌年即41年12月，承蒙大谷光瑞的好意，在本愿寺召开了总会，其不仅在其府邸内得到茶点招待，还参观了大谷家所藏的古文书、文书、日记以及印度、中国的石刻等，光瑞亦做了一场演讲。《史學研究會講演集》第二册（明治42年9月），176—177页。当然，也有可能两人在之前就认识。

[22]内藤湖南《游清第三記》（明治38年），《全集》第6卷，393页“午前本願寺布教使内田宏道師來ル”（早上，本願寺布教使内田宏道来访）。

[23]为何（三）未刊于《大阪朝日》，而刊载在《東京朝日》上，原因不明。

[24]《朝日》的报导中并未见有“第一回”“第二回”这样的字样。不过，在野村的旅行记中，5月15日条为“阿克蘇迄の一般報告を作了す”（完成阿克苏为止的一般报告），而6月22日条中有“第二回報告書七通と、書状七八通を出す”（寄出第二回报告书七通，信函七八通），如此，此处提示了野村报告书的次序。橘的报告是第三回，应该是承接上述野村报告。《新西域記》下卷，533、539页。

[25]实际上，据本页注⑤，野村的第二回报告从喀什噶尔寄出时是6月22日，比目录的日期早不少。

[26]这三种目录，包括古纸之部在内，都是橘与野村联署的，但实际上“古纸之部”目录中，仅列有野村所获文物，并无橘所获之文物。且据野村《旅行日記》可知，其将该目录与5月15日的报告书同封寄出（《新西域記》下卷，534页）。但《新西域記》5月23日条后刊载的《古文書目録》，还包括了应该是6月20日才购买的建初七年写经，不可能5月15日附报告一道寄出。此处应该是《新西域記》编者上原芳太郎在编辑时用了7月15日作成的目录，因此有所抵牾，请读者注意。

[29]铁干力克（Tikkenlik）、原文用假名写成チャカリップ，下同。

[30]阿尔提米什泉（Āltmish-bulak），原文写成アドミシュブラフ，下同。

[32]“草摺”是日文专业术语，指古代铠甲下部悬挂以保护大腿的部件。

[34]艾丁河，假名写作アデン川，不详，应为尼雅附近的河流。

[35]葛兰涵，原文假名写作グラハム，或为Gulakhma的错误。此集市（bazaar）位置在北纬37度、东经81度。但下面铁干力克、罗布等地都不在尼雅和和阗之间，可能有混乱。

[36]六月八日，据野村日记与《泰晤士报》应为七月六日，参看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