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宁进行中亚考察后，法国外交部为了促进法国的中亚考察，一度任命保宁为法国驻中亚领事，但具体驻扎地点尚待确定。自1856—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热衷于在中国内地设立领事，作为实施其侵略政策的前沿堡垒。当时所谓“法国驻中亚领事”，指的是法国在中国新疆境内设立的领事，相当于俄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彼德罗夫斯基和英国驻喀什噶尔政治代表马继业。法国东方学界听闻保宁被任命为“法国驻中亚领事”的消息后，开始大做中亚考察的文章。1901年春，斯坦因的第一次中亚考察也接近尾声，进一步刺激了法国东方学界。

1901年4月出版的《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第1卷第2号“大事记”部分的“中亚”栏中，发表了一篇鼓励中亚考察的文章。这篇文章从保宁的中亚考察入手，以斯坦因的第一次中亚考察结尾，对“鲍威尔写本”发现后的国际中亚考古史进行了简要的回顾。该文全文如下：

前印度支那民政部门主管官员夏-厄·保宁先生，因其圆满地完成了一项科学考察旅行而赫赫有名。最近，他被任命为法国驻中亚领事（consul de France en Asie centrale），只是具体驻扎地点尚有待确定。为了我们的研究，新设立了这样一个领事职务，并且有这样一个任命，请允许我们在此表示我们的喜悦。

中亚，尤其是新疆，最近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片印度考古学研究成果极为丰富的地区。多沙的大洼地构成了罗布淖尔盆地，在其北方和南方，分别坐落着库车与和阗。在库车周围与和阗周围，出现了大量的新发现。这些发现散布在环绕沙漠边缘的几条大道两旁，这些道路位于天山山脉的南坡和昆仑山脉的北麓。高僧玄奘从中国西行求法的时候，首先走了这些道路中的第一条，取道吐鲁番和库车。而当他返回的时候，又走了第二条道路，取道喀什噶尔、叶尔羌与和阗。所有的发现物实际上完全可以证明，这里存在着佛教的文物，而印度的影响也曾远播到这片遥远的地区。

1889年，在库车以西25公里处的一座窣堵婆（即佛教的坟头）中，有了第一次发现。觅宝的人们在一座窣堵婆的内室，即人们指望能找到珍宝的地方，发现了一批写本。他们将这批写本毫无秩序地取之一空，装满了一箩筐。这些写本都有着非常稀奇古怪的经历。其中一件被送给了一名英国旅行家，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被称为“鲍威尔写本”（ms.Bower）。还有一部分辗转落入一位驻列城的摩拉维亚传教士之手，这便是“韦伯写本”（mss.Weber）。最后的一部分在印度旅行一圈后，又回到了新疆，再由当地的英国代办寄回加尔各答，这便是“马继业写本”（mss.Macartney）。一位德裔教授，即加尔各答马德拉萨学院（Medrasah，穆斯林学院）院长霍恩勒博士（Dr.Hoernle），分别于1891年、1893年和1897年在《孟加拉亚细亚学会会刊》上刊布了这三批文物。与此同时，他还为印度考古局完成了一部刊布“鲍威尔写本”的豪华出版物（包括影印照片、双重转写、英译本），其内容是梵语写成的医学著作（第1—7部分，1893—1897年）。至于在库车发现的其余写本，似乎因为俄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彼德罗夫斯基先生（M.Petrovsky）的强势插手，于1893年被运到圣彼得堡。谢·鄂登堡先生（M.S.d'Oldenbourg）对该写本的一部分研究成果，发表在《俄罗斯帝国考古学会东方分会纪要》（第7卷）上。

彼德罗夫斯基先生的活动不仅仅限于此，他将自己在其他地方搜集到的东西陆续寄回国内，丰富了艾尔米塔什博物馆（musée de l'Ermitage）的馆藏，形成了一批同样珍奇的文物收藏品。1885年，该博物馆馆长基泽里茨基先生（M.Kizeritzky）在《俄罗斯帝国考古学会东方分会纪要》（第9卷）上刊布其中的一些标本。除此之外，印度政府根据霍恩勒博士的建议，于1893年年末给其驻中亚各地政治代表下达了命令，最后形成了一批类似的收藏品，最终收藏地是大英博物院。霍恩勒博士在《孟加拉亚细亚学会会刊》的一期增刊上，发表了《中亚文物搜集品》（第1部分，附19幅图版和1幅地图，1899年，加尔各答），将印度政府驻喀什噶尔代表马继业先生（M.Macartney）和印度政府驻列城代表格德福雷先生（M.Godfrey）购买到的东西放在一起检查了一遍。这批文物不论是去了圣彼得堡，还是去了伦敦，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和阗周围的沙漠里，到处散布着陶器碎片。在这里，当地的传说被当代旅行家们的观察结果所证实。在整个这片地区，过去曾经有过繁荣昌盛的时期，农耕发达，人口稠密。今天存在的废墟和大片的墓地，出土了大量的文物，除了时间比较近的雕版印刷书外，还有写本、徽章、玉石浮雕、木质或金属质雕像、陶器、金器、瓷器碎片、陶像等。有些装饰品往往呈现出一种完全西方的样式。大部分偶像都是佛教的，或者是希腊式佛教的。许多宝石饰品都呈现出古典的风格或印度的风格。古代的钱币都是印度-希腊式的，或是印度-斯基泰式的，或是中国-印度式的。写本是用印度文字写成的，往往使用的是梵语。这些文书的简要内容向我们显示，在漫长的时间里，中亚与中华世界之间保持着密切的接触，与喀布尔谷地和巴克特利亚的印度-希腊式文明和艺术也保持着密切的接触。关于其意义，这里已经说够了。

除了格德福雷上尉寄赠给法兰西研究院的一批不太重要的物件之外，我们在巴黎拥有的这类文物并不多。另一批文物搜集品便是杜特列·德·兰斯考察团从高地亚洲带回来的东西（1890—1895年），格瑞纳德先生在他的多卷本报告书第3卷中刊布了这批文物（巴黎，1898年，附两幅图版）。有一处希望之地，保宁先生没有抓住这次机会。这个地方出土了一件具有头等重要性的文书，要提请本《学报》的读者注意。我们想要谈谈这件佉卢文写本《法句经》的一件残片，塞纳先生（M.Senart）于1898年在《亚洲学报》上发表了该残片的一个权威校注本，并将其定名为“杜特列·德·兰斯写本”（ms.Dutreuil de Rhins）。

在同一种学术刊物上，塞纳先生还刊布了他对奥·多奈尔（M.O.Donner）先生从吐鲁番石窟中发现的碑铭题记残片的解读成果，他将这些材料的拓片寄给了塞纳先生（参见《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第1卷第47页）。除了他们的工作之外，克莱门兹先生（M.Klementz）和拉德洛夫先生（M.Radloff）于1899年在圣彼得堡开始刊布他们于前一年在吐鲁番进行一次考察的成果，这次考察由俄罗斯科学院赞助。在这段时间里，瑞典旅行家斯文·赫定也恢复了他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的活动。虽然差一点渴死，他还是追踪到了埋在流沙沙丘之下的好几座古代城市（毋宁说是小镇）的遗址，西北风吹起的沙子将他们掩盖得无踪无迹。流沙沙丘和其他沙漠一样，本身可以确保将暂时埋藏的东西无限期地保存下去。

我们最后还要谈一谈从时间上讲在所有科学考察中属于最近的一次考察，我们觉得也是独一无二的一次考察。这次考察由一位真正的专家来进行，这位专家就是马·奥·斯坦因博士。斯坦因博士是霍恩勒博士所遗马德拉萨学院院长一职的继任者，他为了印度政府的利益而实施了这次考察。他是一位印度学家，同时也是一位伊朗学家，而且他已经对克什米尔和印度西北边境地区进行了卓越的研究和探险工作，已经是这类研究中的一位专家，再也挑选不出比他更合适的人了。我们各个方面在听到他成功的消息后，都感到很震惊。斯坦因博士于去年的6月份离开斯利那加，在翻越了基里克关后，途经色勒库尔谷地、小喀喇库尔湖和喀什噶尔，于10月份到达和阗。途中，他确定了这条中国古代商道沿线的好几处古代地点。同时，他借助于印度地理调查部门的一位地形测量员的帮助，精心地绘制了该地区的地图。首要的一次发掘工作，实际上是于1900年12月在丹丹威里克进行的。这个遗址位于和阗西北方8天路程的地方。他在这里发现了大约6座佛教寺院，都使用砖头建筑而成。他在这里发现了壁画、塑像、浅浮雕、画有各种神像和圣人像的木板。此外，发现物还包括了写本，其中一部分是用汉语文写成的，还有一部分使用的文字与库车出土写本上的文字一样，都是中印度的婆罗谜文字母，有一些就是用梵语写成的，其断代应该从公元5世纪至8世纪。最晚的一次发掘活动是在尼雅以北的沙漠中实施的，成果最为辉煌。这一次发现了两座寺院，一次出土的文书就多达300件，其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1世纪至2世纪。它们实际上是用佉卢文写成的，与杜特列·德·兰斯写本上使用的文字一样。惟一的不同是，杜特列·德·兰斯写本写在桦树皮上，而这里发现的文书写在木牍上，所以大部分都很好地保存了下来。况且，文书的种类也不少于其数量，其中包括宗教典籍、契约文书、诉讼案例、寄达书信等，有时还带有用粘土印玺钤上印章^[54]。

这篇文章是《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上发表的第一篇综述国际中亚考古史的文章。文章虽没有署名，但作者对相关事件、人物了如指掌，述评精准，绝非一般学者的手笔。根据作者熟知中亚考察这一点判断，可推测为塞纳或沙畹。

保宁在中国新疆担任“法国驻中亚领事”的愿望，最终并没有实现。因为某国在另一国某地设立领事的一个前提条件，是该国在当地有足够数量的侨民。由于法国在中国新疆没有侨民存在，法国政府也迟迟不能确定法国驻中亚领事的具体驻扎地点，因而保宁被派驻中亚的事情终于搁浅，仍然回到河内的法属印度支那政府，担任总督府政治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