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4月3日，碑铭学院召开全体会议，保宁应邀在会上做了一场题为“千佛洞”的学术报告，专门介绍敦煌莫高窟。会议由碑铭学院院士、法国亚洲学会副会长埃米尔·夏尔·玛里埃·塞纳（Émile Charles Marie Senart，1847—1928）主持。据《碑铭学院纪要》第45年（1901年卷）第2期报道说：

印度支那副驻扎官兼本科学院派遣的一支考察队领队保宁先生，做了一场学术报告，关于他在中亚探险期间考察过的考古学遗址中最值得重视的一座遗址，也就是千佛洞。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在中国能看到的最古老的印度佛教艺术遗址。（详见后文。）

塞纳先生最后指出，保宁先生的观察结果显露出他自己的兴趣所在。但关于千佛洞的年代，还要保留一些意见，请参考吐鲁番的佛教石窟寺的壁画装饰物。塞纳先生说：“保宁先生无疑做了谨慎细致的工作，他论证说，直到新的分类出现之前，似乎很难达到8世纪的回鹘佛教王朝所达到的最高水准的制做水平。围绕着这些地区的历史仍然过于昏暗隐晦，尚不允许他得出确切的结论。不过，我至少可以这样说，我已经研究了来自这些石窟的好几件铭文的样本残片。我研究它们，以前承蒙赫尔辛基（Helsingfors）的多奈尔先生（M.Donner）提供信息，最近又承蒙保宁先生提供信息。显示出的年代，似乎应该更早些。无疑，这些样本残片的数量很少，无法做出非常有把握的判断。尽管中亚的印度铭文学（épigraphie indienne de l'Asie centrale）创建人霍恩勒先生（M.Hörnle）已经做了极好的研究，但我们的知识还都不能确定所有的问题。我毫不掩饰自己在此期间得出的印象，即根据实际上已经获得的基本看法，这些铭文的年代最迟不大可能晚过6世纪或7世纪。我得出以上印象，尤其是建立在对星宿（Naksatras）名称形式的认识基础之上，我将它释读为Singimaus。这些疑云有待将来消除。目前，有意义的事情是，所有这些推测都以一种相互核对的方式变得一清二楚了。我之所以产生这些疑虑，丝毫不敢得出任何有倾向性的或者是确定的夸大定论，这就是原因所在。”^[47]

保宁的讲演稿《千佛洞》一文，发表在《碑铭学院纪要》第45年（1901年卷）第2期的“通信”栏中^[48]，同时印制了抽印本（图12）^[49]。这篇文章是保宁发表的第二篇中亚考察报告，是他专门探讨敦煌莫高窟报告书，实际上也是近代关于敦煌莫高窟的第一篇专题文章，因此极为重要。

图12　保宁《千佛洞》首页

此时的保宁已经知道沙畹对其在敦煌莫高窟所获碑铭拓片的研究结果，于是在《千佛洞》一文中重点介绍了两块莫高窟元碑：

沙畹先生已经揭示了与这些碑文相关的所有事实。他揭示的方式是如此全面，如此博学，我在这里就没有必要重复他的结论了。我只是想就与西宁王速来曼有关的两块碑继续强调一下。速来曼是成吉思汗某位兄弟的四世孙，根据现在发现的这条新文字，可以将他死亡的时间确定下来（耶稣·基督纪元后的1349年或1350年）。

正如我在前文中所说，在两块碑铭中的一块上，碑文的周围有用6种文字的字母写成一句祈祷套语（六字真言），它们是：提婆那迦梨文（devanagari，婆罗谜文天城体）、吐蕃文（tibétain）、突厥-回鹘文（turk-ouïgour）、八思巴文（phagspa）、西夏文（sihia）和汉文。关于八思巴文和西夏文的文字标本，人们能看到的非常稀少。因此，我非常高兴能带回来一种新的样本。正如沙畹先生所论，对于远东语言学和文献学研究来说，这一样本构成了一种极为珍贵的文献。

沙畹先生在查阅了一些汉文书籍后指出，根据其中一块有关千佛洞的石碑之碑文，这些洞窟中的第一窟之开凿，实施于耶稣·基督纪元后的366年，是由一个叫乐僔（Lo-tsuen）的沙门（çramana）开凿的。

我带回来的碑铭中，有两块碑的年代是唐代（分别属于776年和894年）。它们赞颂了为佛教石窟提供泥塑和绘画的供养人。

两块有关速来蛮王的碑铭（分别属于1348年和1354年），纪念了该王位为了寺庙的利益而创建的宗教基金会^[50]。

保宁在《千佛洞》一文的末尾处中提出了一个建议：

我希望，在下一次进行的探险过程中，能给我提供一个机会，让我得以对这篇粗略的研究成果加以完善，并对有关这个千佛洞的主要问题进行阐释。今天，我只是要提请碑铭学与美文学科学院去关注这个千佛洞。因为难以到达的缘故，还没有多少人知道这处遗址。在佛教从印度向中国传播的历史上，这处遗址很可能是极为古老的、极为重要的一站^[51]。

这说明保宁仍有再进行一次中亚考察的想法。保宁的这个希望最终并没有实现，他的建议后来由碑铭学院委派的法兰西远东学院汉学教授保罗·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实施。就在保宁横穿中国期间，碑铭学院于1898年12月15日在河内创建“印度支那考古学调查团”。1900年1月15日，该调查团改组为“法兰西远东学院”。1906—1908年，碑铭学院资助伯希和进行了中亚考察。伯希和于1908年2—5月在莫高窟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不仅对石窟寺进行了编号、摄影和记录，完成了保宁的未竟之愿，而且将1900年6月22日从藏经洞出土的数千件文书和绘画品劫往法国巴黎。

由于保宁的《千佛洞》一文用法文写成，长期以来《碑铭学院纪要》杂志又很难被人看到，致使后世研究者很少注意这篇文章。20世纪70年代末，榎一雄主编《敦煌的自然和现状》时，第一次关注保宁的《千佛洞》一文。在1980年日本大东出版社出版的《敦煌的自然和现状》中，榎一雄根据原“莫理循文库”、现日本东洋文库收藏的《千佛洞》一文抽印本，日译了《千佛洞》一文的第4段（始于“沙州绿洲与安西附近的绿洲相比”，终于“仅这里的人民就比安西城中的全部居民还要多”）和第6段（始于“重新上路后”，终于“也即普尔热瓦尔斯基记录中的‘水沟’”）^[52]，并影印了该文的首页^[53]。只是日译文中错误较多，首页照片也不清晰。笔者于1991—1992年在东洋文库工作期间，曾查得《千佛洞》一文抽印本在东洋文库中的藏书编号是：Morrison Pamphlets/Central Asia P-VIII-a，No.49，并将其翻检出来过目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