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宁返回巴黎后，将他搜集到的民族学、碑铭学、语言学资料，以及他的旅程报告书，提交给了法国教育部部长莱格，莱格又将它们转寄给了碑铭学院。碑铭学院委托嘉尔业基金委员会对保宁搜集品进行检查后，建议将民族学、碑铭学、语言学资料留在碑铭学院，而将保宁的旅程报告书返还给莱格，建议转交巴黎地理学会。碑铭学院于1900年7月20日召开的会议上，嘉尔业基金委员会主席夏尔·巴尔比尔·德·梅纳德（Charles Barbier de Meynard，1826—1908）专门就这件事进行了报告。《碑铭学院纪要》第44年（1900年卷）第4期上，以《本诺特·嘉尔业基金委员会关于保宁中亚考察团文书的报告》为题，报道了梅纳德报告的内容：

当会议重新变成公开会议后，巴尔比尔·德·梅纳德先生以本诺特·嘉尔业基金委员会的名义发表演讲。他根据公共教育与美术部部长的来信，就保宁考察队文书进行了以下报告：

碑铭学科学院很久以前就知道保宁先生的大名了，他是法国驻上海的副驻扎官（原文如此），领导了一次在中亚的科学考察。我们已经收到这位探险家寄来的好多件珍稀并奇特的文书，这批搜集品包括用倮倮（lolo）方言写成的写本，还包括圣牌、护身符等物品。今天，它们已被存入了法国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我们同样还受惠于保宁先生，得到他的一篇关于成吉思汗陵的文章，还有一篇与古代中亚景教社区有关的专题论文。

今天，公共教育部部长代表同一位先生，又向我们转交了一系列的文书，其重要性丝毫不逊于他以前送给我们的东西。这些东西一方面包括保宁先生撰写的有关他的旅程的3份报告书，第一份是从黄河走到甘肃和库库诺尔（青海）的旅程报告书，第二份是从甘肃走到罗布淖尔的旅程报告书，第三份是途经哈喇沙尔（焉耆）回到乌鲁木齐的旅程报告书。在这些旅程报告书之后，还附有一篇关于凉州佛教遗址的观察记录文，以及一些拓片。另有一批在高地吐蕃（Haut-Tibet）的喇嘛当中使用的神奇的符咒，最后还有一篇关于西托巴（音译，Si-tó-pa）吐蕃部落的叙述文和词汇表，他们住在凉州以西两天路程的地方。

公共教育部部长在他的寄送物品附信中，建议碑铭学科学院在充分了解了这些东西之后，将没有直接关联的东西返还给他，例如我在前面提到标题的那些旅程报告书。

嘉尔业基金委员会自然要对这些文书进行检查。在进行了简短的调查之后，谨向碑铭学科学院提出如下建议：

为了回应行政管理部门的要求，他们估计恐怕要将3份旅程报告书立即返还给他了。它们包含有地形测量学方面以及商业方面的详情细节，会让巴黎地理学会极感兴趣。建议公共教育部部长将它们全部提交给该学会。作为回报，那些与中亚一些几乎不为人所知的地区的民族学、碑铭学、语言学有关的附属小残片，值得把它们留下来。今后要对留下来的东西进行一次检查。

碑铭学科学院采纳了嘉尔业基金委员会的建议^[45]。

如此看来，保宁中亚考察队的行程报告书，后来通过法国教育部部长的调配，一度收藏于巴黎地理学会。

图11　负责考释保宁所获汉文碑拓的沙畹

保宁中亚考察期间从中国甘肃、新疆带回法国巴黎的10通碑铭拓片，由碑铭学院接收。按照刻碑时间顺序，这10通碑拓依次为：（1）出自巴里坤的《137年碑》（《敦煌太守裴岑记功碑》）；（2）出自库车的《158年刻石》（《刘平国刻石》）；（3）出自巴里坤的《640年碑》（《姜行本记功碑》）；（4）出自莫高窟的《776年碑》（《李府君修功德碑》）；（5）出自莫高窟的《894年碑》（《李氏再修功德碑》）；（6）出自莫高窟的《1348年碑》（《至正造像记》）；（7）出自莫高窟的《1351年碑》（《皇庆寺碑》）；（8）出自凉州的《1563年碑》（《重修大云寺碑记》）；（9）出自宁夏府的《1606年碑》（《岳飞送张紫岩北伐诗碑》）；（10）出自凉州的《1697年碑》（《结社题石》）。碑铭学院收到这10通碑拓后，委托法兰西学院汉学教授爱德华·沙畹（Édouard Chavannes，1865—1918）鉴定并考释（图11）。

沙畹经过短期鉴定后，很快就得出了结论。在碑铭学院于1901年2月8日召开的会议上，沙畹发表了讲演，初步报告他的考释结果。《碑铭学院纪要》第45年（1901年卷）第1期上，以《关于保宁考察团考古学成果的报告》为题，报道了沙畹的讲演内容：

法兰西学院教授沙畹先生向负责整理保宁考察团所获考古学成果的碑铭学与美文学科学院作了一次讲演，汇报他的考释结果。

保宁所获碑铭材料是通过制作拓片的方式获得的，它们可被分为三组。

第一组首先包括获自巴里坤湖（lac Barkoul）周围的两块石碑。其中的一块已经被格瑞纳德先生（M.Grenard）刊布（《高地亚洲》第3卷，第136—137页），也已被德微理亚（Devéria）翻译过，其年代是我们纪元的137年。这块石碑是为了纪念中国军官裴岑（P'ei Tch'en）在一次打击匈奴呼衍王（prince Hou-yen）的战争中大获全胜而刻制的。第二块石碑树立于640年，是为了赞颂将军姜行本（Kiang Hing-ben）建立的功绩，他在折罗漫（Che-lo-man）山上建造了战争机器，用于进攻与西突厥联盟的高昌（吐鲁番）城。这两块碑铭向我们说明，隔了500年的时间，中国人一直在努力地剥夺突厥族人对哈密和吐鲁番的控制。这两块碑铭还让我们理解了这两个地方的战略重要性，它们同样扼制着穿越天山山脉的咽喉要道。

中国人抵御突厥族人的斗争史，还与发现与库车的第三块石碑连接在一起。没有任何中国金石学家曾经揭示过这块石碑，而正是保宁先生的拓片，才向我们展示了它的存在。碑铭的文字非常简短，也极为模糊不清，但还是具有一定的重要性。人们可以从铭文中读到一个名叫刘平国（Lieou P'ing-kouo）的人，他是龟兹（库车）的左将军，铭文的年代是耶稣·基督纪元后的158年。我们据此可知，在158年，中国人仍保持着其在库车的影响力。我们纪元的91年，功勋卓著的班超（Pan Tch'ao）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确保了这种影响力。

保宁先生获得的第二组纪念碑铭文，包括两块甘肃凉州大云寺（temple du Grand Nuage）碑刻。第一块的年代是1563年，回忆了重建在一次地震中遭到局部毁坏的城墙的事迹。有许多奇异的事件，可以证明这座建筑物带来的神力的保护。其中列举的一件事是1383年有一位名叫志满（Tche-man）的日本僧人的到来。另一块碑刻于1697年，记录了一个盂兰盆会（association d'ullambana）的组建背景，组建盂兰盆会的目的是为寺庙的维修提供接济。

大云寺正是发现那块1094年刻制的汉—西夏语双语石碑的地方。德微理亚第一次刊布了这块石碑。该碑的西夏文部分还没有被解读出来，其内容大概也同样是说明与该寺历史有关的细节。从今以后，接近我们是有益的，因为我们有能够搜集到的关于这一建筑物的所有相关资料。保宁先生带回来的碑铭，有朝一日也许会提供有用的线索，用以找到一条途径，解开西夏文典籍之谜。

保宁先生探访过的第三个地区，是位于沙州东南方的千佛洞。千佛洞是普尔热瓦尔斯基于1879年发现的，与克莱门兹先生（M.Klementz）率领的俄国考察团最近在吐鲁番附近探查过的石窟寺属于同类。在一部书名为《新疆志略》（Sin Kiang Che Lio）的汉文著作中（第2卷，第37页，乌鲁木齐地区地图），还标示了另一处千佛洞，位于济木萨（Tsi-mou-sa）的西南方，而济木萨又是位于古城（Goutchen）以西的一个地方。

沙州石窟很久很久以来就是佛教崇拜中用于祭神的场所。有一块698年的碑铭告诉我们说，石窟中第一窟的开凿，是在秦（Ts'in）的建元（kien-yuen）二年由沙门乐僔（çramaṇa Lo-tsuen）实施的，这一年相当于我们纪元的366年。保宁先生在这个地方发现的碑铭一共有4件。其中最早的两件，其年代分别是776年和894年，是为装饰这些寺庙的供养人的歌功颂德之词。另外两块石碑，是一名叫守朗（Cheou-lang）的僧人分别于1348年和1351年镌刻的，为了纪念速来蛮西宁王的宗教基金会。这位速来蛮，或称苏莱曼（Soleyman），在《元史》中有记载，他于1330年被封为西宁王，是成吉思汗（Tchinggis-khan）三弟特姆古-乌楚根（Témougou-utchuguen）的四世孙。

《1348年碑》特别有价值，因为它呈现出谜一般的套语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哞”，用不同的6种文字写成，它们是提婆那迦梨字、吐蕃文、突厥-回鹘文、八思巴蒙古文、西夏文和汉文。这6种文字与1345年镌刻的居庸关大碑上的铭文完全一样，也就是说，居庸关大碑仅仅比这块六字真言碑早3年时间。

刚才检阅过的碑铭拓片，代表着汉学家们已经知道的几乎所有中亚碑铭，也增添了一些至今尚未刊布的碑铭。正因为如此，它们可以让我们重新构建出中国碑铭志的全新一章^[46]。

沙畹在考释保宁所获莫高窟4通碑铭拓片的同时，根据徐松《西域水道记》卷三的记录，强调不在保宁搜集品之列的《李君重修莫高窟佛龛碑》（《698年碑》）之重要性。该碑碑文中关于莫高窟系沙门乐僔首开于初秦建元二年（366）的记录，奠定了敦煌莫高窟史研究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