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宁结束了在敦煌的考古后，向西南进入阿尔金山脉，再沿山西行，至新疆罗布泊地区，考察了许多古塔、古城和古村落遗址。1899年12月，保宁来到塔里木河下游、罗布泊地区的土拉·萨尔干·乌伊（央吉·库尔），邂逅正在进行第三次中亚考察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1865-1952）。斯文·赫定当时虽然远在罗布泊一带考察，但通过报刊资料，仍能掌握各国中亚考察家的动向。斯文·赫定于1899年12月11日晚第一次听说有欧洲人到访罗布泊时，便推测此人应是保宁。对此，他在游记《中亚和西藏：前往圣城拉萨》中记录说：

（1899年12月11日）下午，我们有幸接待了一位中国师爷的来访。他是焉耆知府派来问候我的健康状况的，实则是一个没有害处的探子。派他来，是想弄清楚我到底是哪一类的游历者。晚上，我们还接待了另一位来客，他是我的老朋友，也是从前我在铁干里克时的房东，名叫那色尔·伯克（Naser Beg）。整个晚上，他都和我们呆在一起，给我提供了一些有用的信息。他告诉我的一件事是：有一个“俄国佬”已经从敦煌（即沙州）来到卡克里克（若羌），将在一周内与我会面。我猜想这人并不是俄国人，而是法国旅行家保宁先生^[31]。

关于保宁和斯文·赫定于1899年12月16—18日在罗布泊附近相会的经过，斯文·赫定在《中亚与西藏——前往圣城拉萨》一书中记录说：

传闻中正朝我们所在的这个地区走来的俄罗斯老爷，老底是谁呢？我知道，夏尔-厄德·保宁先生已经离开中国内地，打算经沙州、罗布地区和乌鲁木齐横越大陆。我推测，那位神秘的旅行者必定是他，于是便派了一个特殊的信使去会会他，邀请他来这里和我一起住。我将这送信的差事委托给了帕皮·巴伊（Parpi Bai），因为我认为保宁先生肯定会饶有兴趣地会见这个人，该人曾陪同奥尔良公爵（Prince of Orleans）和邦瓦罗特先生（M.Bonvalot）进行过穿越西藏的旅行，也曾经目睹过杜特列·德·兰斯先生被杀的事件。

帕皮·巴伊于（1899年）12月16日晚上返回，带来了一封答复信，用最有礼貌的词句写成，充满了法国式的和蔼可亲。那人的的确确就是保宁先生，他已经到达了我们的村子以北大约6英里处的间库里（Jan-kuli）客栈。于是，我骑着马，趁着明亮的月光赶往那里，在一间房屋里找到了这位杰出的旅行家。房间中央地面上点着火，使房间里充满了烟，他那些说法语的安南随从围绕着他。

当你在一片荒芜的地区旅行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没有任何事情比碰到一位欧洲人更让你高兴。现在，我得到的这种欢乐是加倍的，因为保宁先生是一位文静的、但又聪明开朗并富有魅力的人，也是一位学者。坐下来听他讲述他的那些传奇经历和种种假说，对我来说真是难得的乐事。他已经发现了一条越阿尔金山进入西藏的古代进香路线，还发现了一条从沙州直达古代罗布淖尔湖所在地的古道路。关于这个湖床的易变性，他抱有与我相同的看法。

保宁先生让我吃了一顿顶好的晚餐。第二天早上吃过早饭后，我们一起骑着马回到土拉·萨尔干·乌伊。我们在这里共度了一天，这一天真是说不出的高兴与快乐。我的法国客人怀着极浓厚的兴趣视察了我们的小村落，看了所有的“景点”：棚屋、火炉、港口和港口中冻住的小船。我们一起将我绘制的塔里木河及其无数河曲的地图页子从头到尾地翻了一遍，月亮升起后，我们又在流冰中小规模地航行了一番。

但是，由于晚上很冷，我便邀请我的客人进了帐篷，在火炉中点起了熊熊大火。然后我的手下人们端来食物，开始了一顿盛宴，用上了我们的库存和贮藏室中能够提供的一切东西。最主要的几道菜是：瑞典风味的“皇帝”汤，鞑靼风味的西斯里克（shisslick，烤羊肉串）和土耳其风味的阿什（ash，米制布丁），接着是一些水果罐头等物，我们的饮料是我的酒窖中仅有的一瓶葡萄酒，这瓶酒是塞泽夫上校趁我不注意时偷偷塞到我的一只箱子中的。宴会还有音乐相伴，一直持续到凌晨的一、二、三点钟。接着，保宁先生进帐篷上床睡觉，而我则在漏风的“沙龙”中打了个地铺。这是我在亚洲腹地曾经度过的最愉快的日子之一。

第二天早上，也就是（1899年）12月18日早晨，保宁先生那长途跋涉过的中国式大车开进了我们的院子中。分手的时刻到了，他要返回他自己的国家去，而我也要消失在茫茫“沙海”的荒野之中。他已经把他自己的艰难困苦抛在了身后，——他已经做完了他的工作，而我本人的艰难困苦还横在我的面前，——我的前途未卜，还有许多不测之谜被笼罩在看不透的浓雾当中。当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我给保宁先生和他的仆从们照了一张相，他们站在一个中国式大灯笼之下，灯笼挂在竖立在院子中央的一根柱子上。这位法国旅行家穿着一件红色的长斗篷，裹着红色的头巾，看上去像是一位喇嘛教香客。我们热情地握手告别，互道“再见”。然后他登上他的大车，消失在灌木丛后，我再一次地变得孤独了。但是每当我回想起我们的那次相会，我都会把它当做是我整个旅行过程中遇到的最令人愉快的事件之一^[32]。

在斯文·赫定的游记《中亚和西藏》第1卷中，刊登了两幅与保宁有关的照片，均拍摄于1899年12月18日。第253页上刊登的照片题为“保宁先生和著者（斯文·赫定）在央吉·库尔”（图6），第257页上刊登的照片题为“保宁先生”（图7），即保宁及其随从在大灯笼下的合影。

保宁离开罗布泊地区后，朝着西北方向继续西进。美国学者杰克·奥特瑞·达布斯（Jack Autrey Dabbs，1914-1992）在其名著《新疆的发现与考察史》一书中说：“保宁曾在米兰（Miran）遗址发现过有意义的写本。”^[33]米兰遗址位于罗布泊西南，不在保宁的西行线路上，保宁本人在游记中从未提及他曾去过米兰遗址。达布斯之说不知有何依据，因为他在这句话后没有注释，我们无法核查。最早探访米兰遗址的英国考古学家奥莱尔·斯坦因（Aurel Stein，1862—1945）在其著作中，以及其他有关米兰遗址的文献中，都没有提到保宁曾在该遗址进行过考古发掘的事情。鉴于达布斯书中多有似是而非的讹误，我们判定其说不实，不必细究。

图6　保宁（左）和斯文·赫定（右）于1899年12月18日在央吉·库尔营地合影

图7　斯文·赫定于1899年12月18日在央吉·库尔营地拍摄的保宁（中立者）及其中亚考察队

保宁于1899年12月底到达焉耆后，于12月31日从焉耆给法国巴黎地理学会（Société de Géographie）写了一封信，讲述他离开凉州以来的考察情况，以及未来的旅行计划。保宁还随此信附寄了一篇介绍斯文·赫定考察队的短文，并转寄了一幅反映斯文·赫定乘船考察塔里木河的照片。1900年3月15日出版的巴黎地理学会机关刊物《地理学：地理学会纪要》（La Geographie：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Géographie，以下简称《地理学》）第1卷第3期（1900年3月号）上，以《在中亚的保宁考察队》为题，刊布了这封保宁来信^[34]。在同期《地理学》杂志上，依据保宁提供的信息，发表了一篇题为《斯文·赫定博士对塔里木河水道的探访》的报道^[35]，并配发了保宁寄回的斯文·赫定考察队照片。

英国《地理学学报》第16卷第1期（1900年7月号）99页“月记”栏中，以“保宁先生在中亚的旅行”为题，转载了《地理学》1900年第1期上刊布的保宁来信内容，全文如下：

保宁署期“1899年12月31日于喀拉沙尔（焉耆）”的一封信，刊登在法国《地理学》杂志的3月号上。该旅行家从凉州出发，越过横向的南山山脉，至库库诺尔（青海），再走一条新道路返回甘州。其后，他经过肃州、安西，至沙州，又从沙州向西进入跨越两个经度的沙漠，几乎因缺水而死去。通往罗布淖尔的惟一一条实用道路是沿阿尔金山而行，可能就是1893年李透代尔夫妇反向行走时所经过的那条道路。不过，保宁先生在西行考察的过程中，令人满意地发现了在马可·波罗曾走过的那条中西交流古商道上留下的遗迹，这些遗迹存在于保存完好的烽燧塔和长城以及古城残遗部分中。在沿着阿尔金山旅行的过程中，考察队攀达到了一定的高度，经历了严寒、缺水、甚至断粮的困难，直到罗布泊才看到了人烟。我们在上期提到了保宁与赫定博士相会之事，这事发生在央吉·库尔的岸边。保宁先生希望接着从焉耆越过天山去乌鲁木齐，然后再前往固勒扎（Kulja，今新疆伊宁）^[36]。

保宁离开焉耆后，按计划于1900年初北越天山，到达乌鲁木齐。保宁在新疆旅行期间，获得3通新疆著名碑铭的拓片，即（1）《裴岑碑》；（2）出自镇西厅的唐贞观十四年（640）刻《姜行本纪功碑》（又称《640年碑》等）；（3）出自库车直隶抚民厅拜城县的东汉永寿四年（延熹元年，158）刻《龟兹左将军刘平国治关亭诵刻石》（又称《刘平国刻石》、《158年刻石》等）（图8）。这3通碑拓乃晚清名碑，拓片作为赠礼流行于西北乃至全国的官场。保宁搜集品绝非亲拓，应得自沿途某位清朝官员的馈赠。

图8　保宁所获《刘平国刻石》拓片

保宁离开乌鲁木齐后，于1900年3月14日到达固勒扎（今新疆伊宁），然后穿越俄属中亚地区，经撒马尔罕至里海的克拉斯诺夫斯克，最终返回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