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宁到访敦煌之前，近代历史上至少有4支欧洲考察队访问过敦煌。第一支考察队是由匈牙利贝拉·施切尼伯爵（Gróf Széchenyi Béla，1837—1918）、拉约斯·洛克齐（Loczi Lóczy Lajos，1849—1920）和古斯塔夫·克雷特奈尔（Gustav Kreitner，1843—1893）组成的奥匈帝国考察队，他们于1879年5月到访敦煌，参观了莫高窟。第二支考察队是由俄国探险家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普尔热瓦尔斯基（Никола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Пржевальский，1839—1888）领导的第三次中亚考察队，他们于1879年6月中旬到访敦煌，参观了莫高窟^[22]。第三支考察队是由英国探险家亚瑟·道格拉斯·卡瑞（Arthur Douglas Carey）和安德鲁·达格列什（Andrew Daglesh，？—1888）组成的英国考察队，他们于1886年7月到访敦煌，但没有参观莫高窟^[23]。第四支考察队是由英国探险家圣乔治·李透代尔（St.George Littledale，1851—1931）及其夫人特丽莎·哈里斯（Teresa Harris，1839—1928）组成的英国考察队，他们于1893年7月到访敦煌，参观了莫高窟^[24]。这几支考察队仓促访问敦煌及莫高窟期间，没有进行较深入的考古学调查和文物搜集活动。

保宁中亚考察期间，将敦煌及莫高窟（千佛洞）设定为考察重点之一。按照保宁后来在莫高窟考察记录《千佛洞》一文中所说：“我受命于1898年至1900年间，在中亚地区进行科学考察。在考察的过程中，我研究了一些考古学遗址。其中最有意义的、也是最重要的一处遗址，似乎要算是位于甘肃（Kansou）沙州（Sha-tcheou）东南方的千佛洞（Grottes des Mille Bouddhas）了。”^[25]关于前人在敦煌和莫高窟的活动，保宁在《千佛洞》一文中说：

整个佛教遗址，以其汉语名称“千佛洞”而为人所知。以前曾有几位欧洲游客访问过这里，包括普尔热瓦尔斯基、施切尼伯爵的旅伴克雷特奈尔以及李透代尔。但是，不管他们提供的情况多么详细，都无法让人对千佛洞的考古学价值及其对亚洲宗教史研究具有的重要性形成什么概念。这也难怪，事实上他们都是过路人，他们中间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将历史问题当做考察对象的。如此壮观的遗址，令他们产生的是其他方面的考虑。它却使我产生了一种想法：在说明我所发现的其余有价值的事物及其产生的科学问题之前，我应该先要比较全面地将该遗址描述一番^[26]。

保宁从南到北考察了莫高窟，特别关注了一些有大佛像和存有石碑的石窟。保宁并非佛教艺术研究专家，他对莫高窟建筑、壁画、泥塑的观察，只能是表面性的，显得非常不专业。但保宁对各窟的壁画和泥塑进行了分类总结，是敦煌学史上绕不开的事件。

图5　保宁所获《至正造像记》拓片

保宁考察莫高窟期间，特意寻找古碑，为古碑制作拓片。清嘉庆朝以降，碑铭学（金石学）达到顶峰，全国官绅对西北碑铭资料的搜集蔚然成风。敦煌莫高窟碑铭，成为近代中国金石学和西方碑铭学都重视的研究对象。清道光元年（1821），徐松（星伯，1781—1848）仿《水经注》体例，撰成《西域水道记》五卷，叙述甘肃河西西部及西域水系，其中卷三著录了立于敦煌莫高窟的5通碑铭的录文^[27]，依立碑时间顺序依次为：（1）武周圣历元年（698）的《李君重修莫高窟佛龛碑》（又称《圣历碑》、《698年碑》等）；（2）唐大历十一年（776）的《李府君修功德碑》（又称《大历碑》、《776年碑》等）；（3）唐乾宁元年（894）的《李氏再修功德碑》（又称《乾宁碑》、《894年碑》等）；（4）元至正八年（1348）的《至正造像记》（又称《六字真言碣》、《1348年碑》等）；（5）元至正十一年（1351）的《皇庆寺碑》（又称《重修皇庆寺记》、《1351年碑》等）。徐松《西域水道记》刊行后，流传颇广，甚至远播海外，在欧洲的汉学界及碑铭学界引起了重视。保宁访问莫高窟期间，为其中的4通碑铭制作了拓片，即《776年碑》（《李府君修功德碑》）、《894年碑》（《李氏再修功德碑》）、《1348年碑》（《至正造像记》）和《1351年碑》（《皇庆寺碑》）。（图5）至于保宁为何没有得到《李君重修莫高窟佛龛碑》（《698年碑》）的拓片，原因不明。

保宁在莫高窟的考古记录，尤其是他搜集碑拓材料的结果，对确定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时间，具有重要的意义。关于莫高窟道士王圆禄（1850—1931）发现藏经洞的时间，有近10种说法。其中比较可信者，是1899年说和1900年说。1899年说的主要依据，是王道士徒子徒孙们所立的《王圆禄墓志》，其中说藏经洞之发现系“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1899年7月2日）事也”。1900年说的主要依据，是王圆禄本人写的《催募经款草丹》，其中说“至（光绪）贰拾陆年五月贰拾陆日（1900年6月22日）清晨”，他发现了藏经洞^[28]。保宁在莫高窟考古的时间是1899年9月，他调查了当时能进入的所有底层洞窟，但在其游记中并未提到两个多月前莫高窟发现藏经洞之事，当然也未见过藏经洞，没有获得一件藏经洞出土文物。保宁为莫高窟的4通石碑制作了拓片，却没有见到最近发现的一块重要石碑，即镶嵌在藏经洞西壁的唐大中五年（851）刻《洪悟真告身碑》（又称《大中碑》、《851年碑》等）。这些事实间接证明，藏经洞发现于1899年7月2日之说难以成立，应该将藏经洞的发现时间确定为1900年6月22日，这是保宁中亚考察对敦煌学史的另一大贡献^[29]。

关于保宁是否获得藏经洞出土文物，学术界曾出现过杂音，需要在此略加辩论。台湾中国文化大学金荣华教授在《王道士——敦煌文物外流关键人物探微》一文中说：“第二年（1900年），法国人波林（C.E.Borrin，实系C.E.Bonin之误）也在莫高窟得到了四幅佛画。”^[30]按保宁造访敦煌莫高窟的时间是1899年9月末，而不是在1900年，金文的1900年说肯定有误，不辩自明。所谓保宁得到4幅佛画的说法，金文注释24中解释说，这一信息得自苏莹辉《敦煌发现藏经之谜》一文（载苏莹辉著《敦煌论集》，台北：学生书局，1983年修订三版，58页）；又说：“据该文作者苏莹辉先生告知，其事闻自向达先生。”可见，此说根本就是道听途说，并无任何确证，不足为据。传说保宁曾搜集到4幅藏经洞出土佛画，显系他在莫高窟获得4通碑铭拓片一事的讹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