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宁于1865年6月26日出生于法国巴黎西郊的普瓦西（Poissy），早年事迹不详，于1888年从法国专门培养图书、档案管理人员的巴黎文献学院（École des chartes）毕业。据《碑铭学与美文学科学院会议纪要》（简称《碑铭学院纪要》）第32年（1888年卷）第6期记录，碑铭学院于1888年给文献学院的7名毕业生授予“古文书档案学家”（archiviste paléographes）称号，其中包括夏尔-朱里斯-约瑟夫·保宁（Charles-Jules-Joseph Bonin），这应该是保宁的曾用名^[10]。保宁从文献学院毕业后，没有按照惯例担任法国图书馆或档案馆的管理员，而是进入法国外交部工作。1889年，保宁被派往法属印度支那政府工作，并奉命考察安南的部分地区。从此以后，保宁利用在印度支那工作的机会，多次进行旅行和考察。

1894年7月26日，杜特列考察团成员格瑞纳德从甘肃西宁府（今青海西宁）给他父亲写了一封信，其中叙述了杜特列被杀的经过，又声称该考察团在西藏高原西北部（今青海省）发现了湄公河（澜沧江）和扬子江（长江）的源头。1894年10月19日出版的法国《政治与文学辩论报》（简称《辩论报》）上，以《杜特列·德·兰斯先生之死》为题，刊布了格瑞纳德的这封信^[11]，其内容在西方引起轰动，也促使保宁萌生了远赴澜沧江和长江上游地区进行考察的念头。1895年，保宁被任命为法国驻印度支那副驻扎官（vice-résident de France en Indo-chine），随后奉命赴红河（元江）、湄公河（澜沧江）和长江三条大河上游地区，调查有关行政、交通、商业等方面的状况。

1895年7月，保宁在一名安南护卫的陪伴下，从河内出发，朝着西北方向进行第一次亚洲考察。保宁溯红河（元江）而上，到达中国云南省大理府，然后转北，经丽江，渡金沙江，至打箭炉（今四川康定）。此后，保宁再经成都府、兰州府、宁夏府（今宁夏银川），至张家口，再取西北方向，纵断戈壁沙漠，于1896年9月中旬到达乌勒加（今蒙古乌兰巴托）。保宁在蒙古考察期间，在鄂尔多斯地区伊金霍洛旗调查了成吉思汗的衣冠冢，拍摄了一批照片。随后，保宁再经张家口、北京、天津，于1896年底返回河内，完成了他的第一次从南至北纵贯亚洲的旅行。

保宁结束其第一次亚洲考察后，开始与碑铭学院取得联系，并专门为碑铭学院撰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关于成吉思汗陵的札记》，发表在《碑铭学院纪要》第41年（1897年卷）第6期的“通信”栏中^[12]。保宁在文中第一次详细地向西方介绍了成吉思汗陵的保存现状，并附印了两幅成吉思汗陵的照片。

1897年，保宁向碑铭学院提出申请，计划在嘉尔业基金资助下进行第二次亚洲考察，从东向西横穿亚洲，考察重点在中国西部。中国西部属于法国人所谓“高地亚洲”的中亚地区，因此碑铭学院很快同意了保宁的申请。碑铭学院于1897年11月12日召开的公开全会上做出决定，计划次年用嘉尔业基金的利息收益资助4支考察队，其中为保宁提供的资助最多。据《碑铭学院纪要》记录：

本科学院将（嘉尔业）基金的收益分配如下：（1）给法兰西学院教授西尔万·烈维先生（M.Sylvain Lévi）分配一笔总数为8000法郎的经费，使他得以对喜马拉雅山次区的佛教继续进行研究；（2）给福色尔先生（M.Foucher）分配一笔总数为3000法郎的新补助金，使他得以完成对印度西北部进行的研究；（3）给布拉尼斯神父会（Compagnie des Pères Blanes）的传教士哈克华德神父（R.P.Hacquard）分配一笔总数为5000法郎的经费，以鼓励他继续研究非洲的语言；（4）给法国驻印度支那的副驻扎官（vice-résident de France en Indo-chine）夏-厄·保宁先生分配一笔总数为20000法郎的经费，用于他在高地亚洲进行一次考察^[13]。

在碑铭学院的这次公开全会上，1897年度院长赫荣·德·维勒佛塞（Héron de Villefosse）致开幕词时，还对保宁的情况略做如下介绍：“出自同一（嘉尔业）基金的最后的一份补助金，总数达20000法郎，经过投票表决，分配给了古文书档案学家夏-厄·保宁先生。他没有走文献学院总是为自己的老学生们设定的道路，而是误入歧途，因为他走到了印度支那，并在那里担任了法国副驻扎官的职务。保宁先生是第二次领导一支在高地亚洲的考察队。这次新旅行将要持续两年时间。所有人都希望，他的这次旅行将会和第一次旅行一样，在历史学、地理学和考古学方面，取得最令人满意的成果。”^[14]

1898年4月，保宁离开法属安南首府河内，北上中国，为即将横穿亚洲的考察做前期热身。保宁在离开河内之前，给碑铭学院终身干事（Secrétaire perpetuel）亨利-亚历山大·瓦隆（Henri-Alexandre Wallon，1812—1904，1874—1904在任）写了一封信，宣布他即将开始考察，并介绍了他的旅行线路。在碑铭学院于1898年4月22日召开的会议上，瓦隆宣读了保宁的这封信。《碑铭学院纪要》第42年（1898年卷）第2号上，以《在中国的考察》为题，报道了保宁这封信的大意：

夏尔·保宁先生从河内给终身干事写了一封信，宣布他即将离开东京（越南北部），返回中国，并开始着手进行碑铭学与美文学科学院委托给他的考察活动。在信中，他随后还提供了一些细节，关于他今后打算要走的线路。

转给嘉尔业基金委员会^[15]。

保宁先在中国西南部旅行，直达四川省峨眉山和雅安一带，获得一批文物，包括碑铭拓片、佛教画像等。保宁在四川考察期间，对当地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很感兴趣，记录了倮倮人（彝族）的语言词汇，搜集了相关文字资料。

保宁在四川考察后，给碑铭学院终身干事瓦隆写了一封信，介绍此前的考察结果，重点是在峨眉山一带的考察。碑铭学院于1898年10月28日召开的会议上，瓦隆宣读了保宁的这封信。《碑铭学院纪要》第42年（1898年卷）第5期上，以《峨眉山的寺庙》为题，报道了保宁这封信的大意：

碑铭学与美文学科学院委托法国驻印度支那副驻扎官夏-厄·保宁先生在高地亚洲进行一次考察活动。保宁先生给终身干事先生写来了一封信，信中汇报了他对峨眉山（Omei-Shan）的寺庙进行的一次考古学调查结果。峨眉山是西藏和中国内地佛教徒们的圣山，有人在这里看见过“神的影子”。他还随他的报告一起，寄来了好几个附件，包括有价值的碑铭的拓片和抄件，以及佛教徒们的非常奇怪的宗教画像的标本^[16]。

碑铭学院于1898年11月12日召开的公开全会上，1898年度院长奥古斯特·隆农（Auguste Longnon，1844—1911）致开幕词时，对保宁做了如下介绍：“嘉尔业基金的宗旨是资助在非洲中部和高地亚洲的探险，具有排他性。该基金目前正在资助法国驻印度支那副驻扎官厄德·保宁先生在最后提到的高地亚洲地区进行的旅行。这位学者最近给我们寄来了他在旅行第一阶段搜集到的材料，特别是一些13世纪的汉文碑铭拓片，从古文字学的角度看很有意义。”^[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