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近代地缘政治的缘故，英国通过英属印度与中国新疆、西藏接壤，俄国也通过俄属中亚与新疆接壤。两国利用地利之便，最先潜入中国西部地区搜集情报。从19世纪20年代起，英、俄两国争先恐后进入中国新疆、西藏考察。1860年以后，外国人得以自由进入中国内地游历、经商、传教，西方列强借机派遣考察队在中国西部进行所谓的“中亚考察”，并逐渐将考察重点转向了考古学和文物搜集活动。英、俄两国在中亚地区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竞争活动，此后也延伸到了文化领域，表现形式便是争夺新疆文物。

当英国和俄国开始争夺新疆文物时，势力范围远在东南亚的法国只能望洋兴叹，但也随时准备染指新疆文物争夺战。近代最早进入中国西北考察的法国人，应是法国遣使会传教士古伯察（埃瓦里斯特-雷吉斯·于克，Evariste-Regis Huc，1813—1860）与秦神甫（约瑟夫·加贝，Joseph Gabet，1808—1853）。他们于1844年从北京赴今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西藏等地游历。1889年，法国查特雷斯公爵（Duc de Chartres，1840—1910）之子、奥尔良的亨利亲王（Prince Henri d'Orléans，1867—1901）在中亚探险家加布列尔·邦瓦罗特（Gabriel Bonvalot，1853—1933）的陪同下，进行了一次横穿中国新疆南疆的旅行。但这类临时拼凑的法国中亚考察队，都无力进行有系统的考古活动。直到碑铭学院于1886年设立“嘉尔业基金”，才为法国大力发展中亚考察创造了经济条件。

1883年4月11日，法国探险家和领事官本诺特·嘉尔业（Benoît Garnier，？—1883）临终签署遗嘱，将全部遗产约60万法郎捐赠给碑铭学院，设立“嘉尔业基金”，规定每年用本金产生的利息，资助由碑铭学院委派的法国人考察队，在非洲中部（中非）或高地亚洲（Haute Asie，即中亚）进行考古学、历史地理学、语言学、民族学等方面的科学考察。1884年9月27日，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朱里斯·格列维（Jules Grévy，1807—1891，1879—1887在任）签署法令，批准碑铭学院接受嘉尔业遗产。随后，法国主管全国教育、科学、文化等事业的最高行政机构“公共教育与美术部”（Ministère de l'instruction publique et des beaux-arts，以下简称“法国教育部”）部长阿尔曼德·法里埃斯（Armand Fallières，1841—1931，1883—1885、1889—1890在任）将总统法令下达给碑铭学院。碑铭学院于1884年10月3日召开会议，通过投票表决，同意接受嘉尔业遗赠^[5]。1886年，碑铭学院正式设立“嘉尔业基金”。

嘉尔业基金初创时期，法国尚无任何中亚考察的项目或计划。因此，碑铭学院将1887年度、1888年度、1889年度的资助金额全部投入在中非活动的几支法国考察队。在连续3年资助中非考察之后，碑铭学院及其主管部门法国教育部决定从1890年开始，调整嘉尔业基金的使用方向，从中非转到中亚。1889年12月，法国教育部长法里埃斯召回曾在东南亚、非洲活动的法国探险家朱里斯-勒昂·杜特列·德·兰斯（Jules-Léon Dutreuil de Rhins，中文名“吕推”，以下简称“杜特列”，1846—1894），委托他利用嘉尔业基金，以中国新疆和阗直隶州为中心，对新疆和西藏地区进行一次考古学和语言学考察，并搜集各类文献资料。（图3）法国政治家勒昂·维克多·奥古斯特·布尔乔瓦（Léon Victor Auguste Bourgeois，1851—1925）于1890年3月转任法国教育部长（1890—1892在任）后，更是大力支持杜特列组建中亚考察团。

1890年夏，杜特列与法国东方学家约瑟夫·费尔南德·格瑞纳德（Joseph Fernand Grenard，中文名“李默德”，1866—1942）组建了中亚考察团。随后，碑铭学院于1890年11月14日召开的公开全会上，决定1890年度由嘉尔业基金向杜特列考察团提供19000法郎的资助^[6]。杜特列考察团是嘉尔业基金成立后资助的第一支法国中亚考察队，于1891年2月至1894年6月实施考察，以和阗为大本营，在新疆、西藏、青海等地进行了三次考察。在此期间，碑铭学院先后于1891年11月、1892年11月做出决定，继续用嘉尔业基金资助杜特列考察团。杜特列在新疆考察期间，从清朝官员处获得一批碑铭拓片，包括出自新疆镇西直隶厅（今新疆巴里坤）的东汉永和二年（137）刻《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又称《裴岑碑》、《137年碑》等）拓片等。

图3　法国探险家杜特列·德·兰斯

1894年6月5日，杜特列在结古镇（今青海玉树）附近的通不多（Tong bou mdo）被藏民杀死，考察团作鸟兽散。格瑞纳德经西宁府、兰州府、西安府、太原府，于1894年12月16日到达北京，以索要杜特列的死亡赔偿为借口，从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敲诈了25万法郎^[7]。格瑞纳德于1895年初返回巴黎后，出版了一部3卷本的考察报告书，总称为《1890—1895年杜特列·德·兰斯科学考察队在高地亚洲的考察》（简称《高地亚洲》）^[8]。《高地亚洲》第3卷“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地理学研究”中，刊布了碑铭学院委托法国汉学家让·加布列尔·德微理亚（Jean Gabriel Deveria，1844—1899）考释、研究《裴岑碑》等文物拓片的成果（图4）^[9]。

至1893年，英、俄在中国新疆的文物争夺战已达白热化程度。1893年8月22日，英属印度政府向驻扎在喀什噶尔的“克什米尔驻扎官负责中国事务的特别助理（Special Assistant for Chinese Affairs to the Resident in Kashmir）”乔治·马继业（George Macartney，1867—1945）、英国驻吉尔吉特政治代表斯图亚特·格德福雷（Stuart H.Godfrey）等人下达搜集中亚文物的命令。马继业、格德福雷等官员于1893—1898年搜集到的数千件新疆文物，被命名为“中亚文物英国搜集品”（British Collection of Antiquities from Central Asia），其中包括“马继业写本”和“格德福雷写本”等著名写本。

图4　杜特列所获《裴岑碑》拓片（左）及德微理亚的释文

在英国人和俄国人大规模搜集新疆塔里木盆地出土文物的背景下，为了让法国人能在新疆文物争夺战中取得一席之地，碑铭学院于1897年11月做出决定，用嘉尔业基金资助法属印度支那副驻扎官保宁，委派他以考古学为主要目的，进行一次从东向西横穿中国的旅行，重点是在中国西北地区进行考古学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