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清华大学本《皇华劳瘁》

以祥麟为名检索国内汉籍，则清华大学图书馆藏《皇华劳瘁》稿本遂得脱颖而出（图2）。较早公布《皇华劳瘁》的著录，见于《清华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书目》：

图2　清华大学图书馆藏《皇华劳瘁》第一册书影

871　　　　　　　　己583.74/7219

皇華勞瘁不分卷

（清）祥麟撰

清抄本

八冊一函

　　鈐“士和珍藏”印^[12]。

以上著录的一点失误，是祥麟撰《皇华劳瘁》可定为稿本，该书线装一函八册，函套为蓝色五面盒，每册半叶16.7×11.5 cm，半叶8行，满行18字（抬格有满行20字者）。

第一册内封有残存贴签，书“华劳瘁八本”，是此函名“皇华劳瘁”所由也（本册中也另有夹签书“皇华劳瘁”四字）。“皇华”是《诗经·小雅》的篇名，《毛诗序》谓：“皇皇者华，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礼乐，言远而有光华也。”此处即作者以皇帝的使臣自居而奔波于出使任上之意。清代京师发往各地邮驿的第一站名为“皇华驿”者，亦本于此。

但是函内八册，每册封面左上角都粘有带黑框的签条，并非“皇华劳瘁”，而是各有名称。第一、八册，书“行程日记”，第二至七册，书“哈密纪事”。此八册的作者署名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一些用印，如正文首叶钤印，有“边臣祥印”、“移孝作忠效力边陲”，末叶钤印，有“仁趾”、“臣祥麟印”，均为作者姓名、表字和闲章。

其次，是第一册的卷首一叶半，为明春序言，明确指出了日记作者即“祥仁趾都护”：

夫江淮禹穴，太史公之壮游；骖鸾吴船，范石湖之纪录。自来英儒赡闻之士，类多以宦辙所至，见之著述，垂示方来。而忧劳况瘁之情，盘根错节之器，亦因之见其概矣。矧乃躬膺简命，职司边陲，倘不标题山川，博访风俗，何以纪运甓之分阴，写携琴之寸抱哉！

余友祥仁趾都护，以磊落英伟之姿，起家科名，致身馆阁。甲申二月，简放哈密帮办大臣，节麾所至，不废著述。凡道里山川、形胜古迹、风土民俗、饮食起居，靡不博考见闻，登诸纪载。其生平、文章、政迹，略具一斑。且治国本诸齐家，今观记中稽核出入，约束纪纲，兼综条贯，巨细靡遗。推而广之，以为察吏安民之治，岂外是乎？

余与仁趾同舟共济，交非恒泛。聊志数言为券。他日者领畺圻之封，成悬弧之志，必更有奇观大观之记。余当拭目以先睹为快云。

光绪十年甲申中秋前

乡愚弟明春拜序（钤印：“镜泉”、“明春”，长朱文）

哈密办事大臣明春是祥麟所任帮办大臣的上级。前揭《行程日记》载作者到达当日：“拜明镜泉，镜兄力疾相见，痛谈一切。麟开诚布公，彼此言之泪下，麟亦不觉凄然。”可见二人相逢西域，非常投机。序言因此也称“同舟共济，交非恒泛”，称其“道里山川、形胜古迹、风土民俗、饮食起居，靡不博考见闻，登诸纪载”，并言“记中稽核出入，约束纪纲，兼综条贯，巨细靡遗”，确实点明了作者对于身边琐事无所不及的特点，而所谓“以宦辙所至，见之著述，垂示方来”，也充分说明了作者有规模前贤、打算出版该书的用意。

在明春序言后的半叶空白处，题写了两则识语：

光绪戊子（十四年/1888）冬月念六日，士龢氏重订并藏。计共八本。（钤“士龢氏曾观”朱方、“恒斌之印”白方印）

民国贰拾贰年集亭氏订（钤“集亭”椭圆朱印）

以上两款识语，交代了与作者同期及之后两次递藏的情况，其中恒斌字士龢，是祥麟同期的满族亲友，也是其委托抄写日记者，因此得以装订、保藏其日记原本（详下）。

第一册的正文内容，与京都大学本《行程日记》几完全相同，唯一的不同，是清华本每日记录后，有当日费用的登记，如第一天“光绪十年十二月初六日”纪事后，有“早尖饭钱”、“钉掌”、“两车夫饭”、“溜牲口”、“修车”、“田张郑饭”等账目，每一事项下有市井计数用字，以及每天“兑银”、“合钱”类的总计开销数字（图3）。这些内容，不为京大本所载，因此，清华本应是京都大学本之祖本。

图3　清华大学图书馆藏《皇华劳瘁》第一册二月初六、初七日日记后的账目书影

此外，如前所述，京大本还有一些为了付梓印行而再次修订的文字。

其后的第二册（图4）至第七册，记录了光绪十年五月廿七日至光绪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在哈密以及由哈密返程的每日事务。

图4　清华大学图书馆藏《皇华劳瘁》第二册书影

最后的第八册，封面左上角也贴签书“行程日记”，记录了从光绪十一年八月十二日发自哈密，至十二月初四日抵达京师的行程。每日地点、里程都是楷书，而期间记事则皆行草。地点、里程的楷书，疑系根据来程预先拟好，临期有不按来程行宿者，便有改正，如来程保定府至方顺桥六十里，返程作“方顺桥至保定府六十里”，旁改作“望都县至保定府九十里”。这种行草夹杂的方式，也使我们怀疑之前的七册，可能在行程中有类似的底稿，只是得到了比较宽裕的时间，而做了誊清。

八册中的后七册内容，都不为京大本所载。然而京大本的《行程日记》是否就是唯一的再次誊清本呢？看来也不是。《皇华劳瘁》中光绪十一年一月卅日后，有作者的行书标注：

日记儿鹏仍求虞臣二阿哥代为抄录，便中寄来。写时不必注日用账。至于前恳世龢、虞臣待钞日记，如有录成者，由陶弁带回来更妙。

这一交代，应是作者让自己的儿子桂鹏将日记请虞臣抄录，并且说明其中的“日用帐”不必抄录；而以前抄录了的日记，还请通过陶姓的差使带回来云云。观其第二天即二月初一日的日记，则言：

还公廨，晤毅帅郭什哈陶差弁，托寄本年正月分日记，并嘱其抵京时面见家严、儿鹏，即带回信前来。殷殷渎恳，渠叩辞而去。

郭什哈又作戈什哈，简称“戈什”，满语，是清代高级官员的侍从护卫（武弁）之意，此处即指刘锦棠属下的陶姓差弁。由此可知，作者是每写完整月的日记，便会托人带回家中，由儿子委托自己信任的友朋代为抄写一份。之前卷首序言之后的“士龢氏重订并藏”者，当即待钞日记的“世龢”，他是作者信任的抄写者和稿本珍藏者，在作者仍然行役在外的时候，稿本即由在京师的士龢代为收藏，而将寄回的誊抄录文本带在身边翻阅。京大本应该只是这完整的八册抄本中流散出来的第一册。

上述接受其委托在京师抄录日记的“世龢、虞臣”，是其满族亲友。《皇华劳瘁》第八册记十二月初四日从良乡到京师的最后一天路程，有“午初，策骑将行，小儿桂鹏偕恒士龢通家、荣虞臣姻侄率源价逆焉”。下面接着要提及的傅斯年图书馆本《乌里雅苏台行程纪事》中，在开篇的光绪十二年四月十三日由京师启程时，也提及了“午正，至清河镇茶尖，与长少白、常馨吾席地先谈于路侧，与伊建勋……恒继龢、恒士龢、荣辅臣、荣虞臣……诸亲友、通家继别于逆旅”^[13]；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本《乌里雅苏台日记》在结尾的光绪十六年五月十七日由清河镇抵京师帽儿胡同家中时，也有“儿鹏及恒士龢通家（、荣虞臣姻侄）逆焉”的记录。这里的恒氏兄弟是其有通家之好的满族世交，荣氏兄弟则是姻亲侄辈。

祥麟誊抄副本的做法，体现了对其日记著述的珍重。在寄往京师家信而“内附钉上月分记事”以备抄写的习惯，在其后担任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14]、察哈尔都统任上的日记中^[15]，也得到了延续。同时，从京大本《行程日记》放弃了底本中日用账目的琐碎记录的简略抄写，以及其中排版行款的提示来看，作者将其出征日记择要付梓流传的愿望还是非常强烈的，他是有意识地将自己的日记放到了明春序言所谓“垂示方来”的著述之林中^[16]。

从目前的调查来看，祥麟赴任哈密的日记，并未在当时如愿刊刻出来。而在笔者撰写这一论文的过程中，京大本早已如前所示，公布在网页上；清华本则在最近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全部影印出版^[17]，冯立昇先生的前言也简要论述了祥麟及其《皇华劳瘁》的情况，其言：“新疆建省是中国边疆史和新疆近代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历史事件，而祥麟任期正好在建省前后时期，这十五个多月的日记无疑是非常难得的史料。”洵称知音。

因此，祥麟自己或倩人一抄再抄而担心遗失的这部分边陲日记，已经通过以上这些传播方式化身千万，为世人所共睹。如果说第一、八册的《行程日记》是为我们留下了新疆军府制度期间官员往返新疆履任的最后一份行程实录的话，则中间的六册更是军府制向行省制过渡期间哈密帮办大臣任上的最后一份行政实录，它们共同构成了晚清新疆制度变革期间弥足珍贵的第一手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