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域考古出土文物对丝路的印证

西域的考古探险活动，为揭示丝绸之路提供了大量的物证，大到城镇、寺院、烽燧关隘，小到钱币、丝绸与文书残片，不胜枚举。我们这里举其中几项与丝路直接相关的材料，来加以说明：

1.丝绸

考古探险队在敦煌长城烽燧沿线、楼兰古城、尼雅的精绝故地，乃至叙利亚沙漠城市帕尔米拉（Palmyra），以及东欧的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刻赤遗址，都发现了属于汉代时期的丝绸，印证了丝绸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如斯坦因在玉门关遗址（T14）发掘的一件丝绸条带上写有如下汉字：“任城国亢父绸一匹，幅广二尺二寸，长四丈，重二十五两，直钱六百一十八。”^[21]任城国是东汉章帝元和元年（84）所封的诸侯国，在今山东济宁，表明这是古代山东地区出产的丝绸，上面写好长宽、重量以及时价，显然是为了出售时方便，类似今天的产品标签。无独有偶，斯坦因在玉门关遗址中，还发掘到一件带有印度婆罗谜字母书写的梵文的丝绸，文字大意是：“[这条]丝长四十六虎口。”^[22]斯坦因据同出的汉文简牍文书，判断这件丝绢的年代在公元前61年至公元9年之间，另外也有学者断代在公元前40年左右。带有汉文和印度文字的丝绢，印证了古代沿长城而行进在丝绸之路上的中外商人，贩卖丝绸的情形。

从汉代以降，丝绸一直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贩运商品，也成为丝绸之路上代表性的商品，我们看古代撒马尔罕城址发现的康国都城“大使厅”，位于中间的就是手捧一捆捆丝绸的唐朝使者；而著名的敦煌莫高窟第45窟的“胡商遇盗图”，商人放在强盗前面的，也是一捆捆的丝绸。可以说，丝绸已经成为丝绸之路上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物品，是丝绸之路商品的代表。

2.钱币

作为商品贸易的等价物，货币在丝绸之路上是必不可少的，而且金银铜钱质地坚硬，易于留存下来。在塔里木盆地周边，我们可以看到两汉以来的汉五铢铜钱，也有不少贵霜帝国的打制铜币。大约公元2世纪时，西域南道的于阗王国仿造汉五铢和贵霜钱币的式样，用打制的方法制造了自己王国的货币——汉佉二体钱，一面是汉文“五铢”，一面是佉卢文的王名^[23]。这种双语钱币的好处，就是中国内地的商人来了，就可以用汉文的一面；如果从印度来了一位商人，他就可以用印度佉卢文的那一面。所以，这种双语钱币正是丝绸之路上的一种特殊的货币形态。在丝路北道的龟兹，也存在着一种类似的双语钱币——汉龟二体钱，一面汉文，一面龟兹文（吐火罗语B）。到了公元4世纪初叶，中亚两河流域的粟特商人沿丝绸之路大量进入西域、河西乃至中原地区，他们所使用的波斯萨珊银币，因其质地优良，取代了其他各种货币，成为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等价物。《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玄奘在河西重镇凉州（武威）为道俗讲经，“散会之日，珍施丰厚，金钱、银钱、口马（奴隶和牲口）无数，法师受一半然（燃）灯，余外并施诸寺”^[24]。可见西方金银钱在丝绸之路上流通之广。1959年，在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一个山崖缝隙间，曾发现947枚波斯银币、16根金条^[25]，这最有可能的解释就是商人遇到强盗时紧急掩埋的结果。这种货币一直行用到波斯萨珊帝国灭亡和唐朝势力占领中亚之时，但唐朝的开元通宝铜钱太重，不适宜丝路贸易，所以唐朝时期丝绸之路的贸易等价物变成丝绸本身。

3.纸张

纸张是中国人的伟大发明，但纸张在很多地方很难保存。由于新疆、甘肃、宁夏等干旱地区的气候原因，使得各支探险队可以获得大量的纸本文献，包括汉文典籍和公私文书，也包括丝绸之路上各种语言文字的材料。除了斯坦因、伯希和在敦煌藏经洞所获大量纸本文献外，其实勒克柯在吐鲁番的高昌故城、吐峪沟、葡萄沟景教寺院中，都发掘到佛教、摩尼教、景教寺院的图书馆，获得大量文献写本和印本。

从时间上来说，从魏晋时期简牍被纸本取代的开始阶段，楼兰古城的纸本文书就是最好的证明。而敦煌长城烽燧下出土的大约公元313年前后的粟特文古信札，则表明粟特商人最早就使用中原优质的纸张作为他们的通信材料^[26]。根据书信的内容，我们可以知道粟特商人把中原造的纸带到了楼兰、于阗，乃至他们的故乡撒马尔罕。塔里木盆地周边佛教寺院遗址出土的大量汉语、梵语、于阗语、龟兹语、焉耆语佛典，说明纸传播到西域并应用到佛典的抄写，才使得佛教文献可以大量增加，纸的轻便和携带的方便也使得纸本佛典成为传播佛教的最好媒介^[27]。这样的做法为后来的景教、摩尼教徒所接受，他们同样用纸本来书写、传播自己的宗教。

4.宗教文化

丝绸之路作为佛教传播之路，原本只是在汉文典籍中得到一些关于传入中原的记载，至于西域地区佛教的传播情况，虽然有一些求法僧的记载，但多是片段的或者是片面的。西域考古时代到来后，西域各个城镇的佛寺以及周边的千佛洞成为各支考察队发掘的主要目标，他们揭露出掩埋在沉沙下面的精美的佛教遗迹，也把许多精美的壁画切割而去。这些佛教造像、壁画，再加上出土的各种语言文字的佛典，证明了佛教从印度到西域的过程，还提供了佛教部派、经典的传译、造像的风格、壁画的时尚等等许多具体而详细的内容，大大丰富了汉文典籍的片段记载，使得沿丝绸之路传播的佛教轨迹清晰显现出来，在西域地区，丝绸之路也是一条佛教之路。

相对于佛教来说，摩尼教、基督教在中亚的传播记载更加稀少，因此，高昌等地出土的大量中古波斯语、帕提亚语、粟特语摩尼教文献，叙利亚语、粟特语景教文献，就显得更加珍贵，这些通过丝绸之路而来自西亚的宗教，更能说明丝绸之路上多元文化的传播情形。

总之，我们现在谈论经过西域地区的陆上丝绸之路，所举的各种文物和文献证据，有相当多的是离不开19世纪末、20世纪初叶的西域考古调查所获的资料。这些材料使得“丝绸之路”的内涵一下子丰满起来，极大地充实了丝绸之路的内容，不论是物质文化方面，还是精神文化方面。与此同时，各支探险队所走的道路，基本上就是古代的丝绸之路。而不少探险队员也是优秀的作家和画家，用他们的笔生动地描述了丝绸之路的地理和人文景观，介绍了丝绸之路上的故事，描绘了丝绸之路上的风情，也刻画了丝绸之路上行走的艰难。其中如斯文·赫定，更是用“丝绸之路”作为自己的书名，使得他的老师李希霍芬的“提议”，实实在在地找到了印证，并把丝绸之路学说发扬光大开来。

【注释】

[1]丹尼尔·沃《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通往一个概念的考古学》，蒋小莉译，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7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295—310页。

[2]唐晓峰《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读书》2018年第3期，64—72页。

[3]D.A.Klementz，Nachrichten uber die von der Kaiserl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St.Petersburg in Jahre 1898 ausgerustete Expedition nach Turfan，St.Petersburg，1899.

[4]斯坦因的个人旅行记为A.Stein，Sand-buried Ruins of Khotan，London1903，汉译本题《沙埋和阗废墟记》，殷晴、剧世华、张南、殷小娟译，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正式考古报告是A.Stein，Ancient Khotan.Detailed report of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s in Chinese Turkestan，2 vols.，Oxford1907.汉译本《古代和田》，巫新华、肖小勇、方晶、孙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

[5]A.Grünwedel，Berichtüber archäologische Arbeiten in Idikutschari und Umgebung im Winter 1902—1903，München 1906.汉译本《高昌故城及其周边地区的考古工作报告（1902—1903年冬季）》，管平译，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年。

[6]堀贤雄《西域旅行日记》，分三篇发表在《西域文化研究》第二、四、五卷，1959、1961、1962年京都法藏馆出版；1987年由东京白水社出版了单行本。参看白须净真《忘れられた明治の探险家渡边哲信》，东京：中央公论社，1992年。

[7]A.von Le Coq，“A short Account of the origin，journey，and results of the first Royal Prussian（Second German）expedition to Turfan in Chinese Turkistan”，JRAS，1909，pp.299 322.A.von Le Coq，Chotscho：Facsimile-Wiedergaben der wichtigeren Funde der ersten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Expedition nach Turfan in Ost-Turkistan，Berlin 1913.汉译本《高昌——吐鲁番古代艺术珍品》，赵崇民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

[8]A.von Le Coq，Auf Hellas Spuren in Ostturkistan：Berichte und Abenteuer der II.und III.deutschen Turfan Expeditionem，Leipzig 1926.英译本A.von Le Coq，Buried Treasures of Chinese Turkestan：An account of the activities and adventures of the second and third German Turfan expeditions，tr.by A.Barwell，London 1928.汉译本《新疆地下的文化宝藏》，陈海涛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正式考古报告为A.Grünwedel，Altbuddhistische kultstätten in Chinesisch-Turkistan，berichtüber archäologische Arbeiten von 1906 bis 1907 Kuca，Qarasahr und in der oase Turfan，Berlin 1912；A.Grünwedel，Alt-Kutscha，Berlin 1920.汉译本《新疆古佛寺——1905～1907年考察成果》，赵崇民与巫新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

[9]S.F.Oldenburg，“Kratkaya opis sostavlennogo d-rom Kokhanovskim sobraniya drevnostey iz Turfana”，Melange asiatique，13，1907-1908，pp.127-140.

[10]斯坦因的个人旅行记是A.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2 vols.，London1912，汉译本《斯坦因中国探险手记》，巫新华、伏霄汉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正式考古报告是A.Stein，Serindia.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5 vols.，Oxford 1921.汉译本《西域考古图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翻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11]P.Pelliot，“Trois ans dans la Haute Asie”，Bulletin du Comitéde l’Asie française，Janvier 1910，16 pp.P.Pelliot，“Rapport de M.Paul Pelliot sur sa Mission au Turkestan chinois（1906-1909）”，Comptes rendus des séances de l’Acade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1910，pp.58-68.参看耿昇《伯希和西域探险记》，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P.Pelliot，“Une bibliothèque médiévale retrouvée au Kan-su”，BEFEO，VIII.3-4，1908，pp.501-529；陆翔译《敦煌石室访书记》，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9卷第5期，1935年。

[12]C.G.Mannerheim，Across Asia from West to East in 1906 1908（Travaux Ethnographiques，VIII：1-2），2 vols.，Helsinki 1940； 汉译本《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王家骥译，北京：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4年；C.G.Mannerheim in Central Asia 1906-1908，ed.by P.Koskikallio and A.Lehmuskallio，Helsinki：National Board of Antiquities，1999.

[13]P.K.Kozlov，Mongolia i Amdo i myortvy gorod Khora-Khoto：kspeditsiya Russkogo Geograficheskogo obshchestva v nagornoy Azii P.K.Kozlova，pochotnogo chlena Russkogo Geograficheskogo obshchestva，1907-1909 gg，Moscow & St.Petersburg，1923.汉译本《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王希隆、丁淑琴译，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1年。

[14]S.F.Oldenburg，Russkaya Turkestanskaya Ekspetsiya 1909-10，St.Petersburg，1914.

[15]大谷探险队三次考察的探险记录，主要收入上原芳太郎编《新西域记》上下卷，东京：有光社，1937年。其中部分重要记录，亦收入长泽和俊编《大谷探险队シルクロ—ド探险》，东京：白水社，1978年。其中橘瑞超的第三次探险记录《中亚探险》单行本，东京：博文馆，1912年出版；现收入中公文库，东京：中央公论社，1989年。

[16]A.von Le Coq，Von Land und Leuten in Ostturkistan：Berichte und Abenteuer der 4.deutschen Turfanexpedition，Leipzig 1928.汉译本《中国新疆的土地和人民》，齐树仁译，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17]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没有写个人旅行记，其正式考古报告是A.Stein，Innermost Asia.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Kan-su and Eastern Iran，4 vols.，Oxford 1928.汉译本《亚洲腹地考古图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翻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18]S.F.Oldenburg，“Peshchery tysyachi budd”，Vostok，II，1922，pp.57-66.参看斯卡奇科夫（Skachkov）《1914-1915年俄国西域（新疆）考察团记》和孟列夫（L.N.Men’sikov）《1914—1915年俄国西域（新疆）考察团资料研究》，两文载《中华文史论丛》第50辑，1992年，109-116，119-128页。

[19]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北京：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1948年；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北京：中国科学院，1954年；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

[20]Sven Hedin，The Silk Road，tr.by F.H.Iyon，New York：E.P.Dutton，1938.江红、李佩娟汉译本《丝绸之路》，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

[21]Ed.Chavannes，Les documents chinois dé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s du Turkestan oriental，Oxford，1913，p.118，pl.XV.

[22]Stein，Serindia，p.703；季羡林《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作者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62页。

[23]夏鼐《“和阗马钱”考》，《文物》1962年第7—8期；收入《夏鼐文集》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2—17页。

[24]慧立、彦悰著《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孙毓棠、谢方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10—11页。

[25]李遇春《新疆乌恰发现金条和大批波斯银币》，《考古》1959年第9期，482—483页。详细报告，见奈良シルクロード学研究センター编《新疆出土のサーサーン式银货——新疆ウィゲル自治区博物馆藏のサーサーン式银货》，《シルクロード学研究》第19号，奈良：シルクロード学研究センター，2003年。

[26]F.Grenet and N.Sims-Williams，“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s”，Transition Periods in Iranian History（Studia Iranica，cahier 5），Leuven，1987，pp.101-122.

[27]荣新江《纸对丝路文明交往的意义》，《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1期，177—1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