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域探险对丝绸之路的认识

189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西方人在新疆库车发现了所谓“鲍威尔写本”（Bower Manuscripts），从此揭开了以塔里木盆地周边遗址为中心的西域考古探险时代的序幕。俄国、英国驻喀什、乌鲁木齐等地的外交官随即开始搜购新疆出土的文书和文物，形成所谓“彼得罗夫斯基（N.F.Petrovsky）收集品”、“马继业（George Macartney）收集品”、“克罗特科夫（N.N.Krotkov）收集品”、“霍恩雷（A.F.R.Hoernle）收集品”等等。1896年，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发现“塔克拉玛干古城”（丹丹乌里克遗址）、喀拉墩遗址；1900年又发现楼兰王国都城（LA）；引发各个西方列强纷纷派出考察队，以发掘、收集古代文物和文书为目的，使得在20世纪初叶的大约15年间，西域考古探险活动达到了顶峰。这其中可以举出的重要考察队如下：

1898年，俄国克莱门兹（D.A.Klementz）考察队走访丝路北道吐鲁番盆地的高昌故城，发掘了阿斯塔那墓地，还测绘伯孜克里克千佛洞，获得一些刻本佛教文献^[3]。

1900—1901年，为大英帝国效力的匈牙利人斯坦因（Aurel Stein）第一次中亚考察队的主要目标是丝路南道的和田，他大规模发掘了和田地区的丹丹乌里克、安得悦、喀拉墩、阿克斯比尔、热瓦克和尼雅等古代于阗和鄯善王国的城镇聚落遗址、佛教寺庙、烽燧等，获得大批各类文物和文书材料^[4]。

1902—1903年，德国第一次吐鲁番考察队前往吐鲁番盆地，在高昌故城、胜金口、木头沟等地进行发掘，获得大量文物和文献资料^[5]。

1902—1904年，日本大谷光瑞组织的第一次中亚探险队由伦敦出发，经布哈拉、撒马尔罕，越帕米尔，到达喀什噶尔。他们循丝路南道，经叶城到和田，再沿和田河北上阿克苏，东行库车，调查发掘克孜尔、库木吐拉千佛洞和通古斯巴什、苏巴什等古遗址。然后到吐鲁番，发掘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最后经乌鲁木齐、哈密、兰州、西安，返回日本^[6]。

1904—1905年，德国第二次吐鲁番考察队再访吐鲁番，发掘并测绘高昌故城，而后在胜金口、伯孜克里克、木头沟、吐峪沟等地发掘，获得大量各种语言的文献材料，并切割走大量的石窟或寺院的壁画^[7]。

1905—1907年，德国第三次吐鲁番考察队从喀什出发，沿丝路北道先到图木舒克，重点调查并发掘库车的库木吐拉石窟和拜城的克孜尔石窟，剥取大量壁画，并获得大批梵文、吐火罗文等文献资料。然后继续东行，发掘焉耆的硕尔楚克遗址，割取大批佛教寺院和石窟壁画和雕像。而后再继续东行到吐鲁番，在高昌故城和哈密一带调查发掘^[8]。

1906—1907年，俄国科卡诺夫斯基（A.I.Kokhanovsky）考察队再访吐鲁番，获得一批汉文和胡语的写本和印本佛教，还有伊朗语摩尼教文献^[9]。

1906—1907年，俄国别列佐夫斯基（M.M.Berezovsky）考察队走访丝路北道的大国龟兹都城所在的库车，并在库木吐喇、克孜尔石窟、都勒都尔·阿护尔遗址（Douldourâqour）等处搜寻古物，获得一些龟兹文、汉文、回鹘文写本文献。

1906—1908年，英国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队仍然是先到和田，再次发掘尼雅遗址，然后沿丝路南道，进而发掘米兰寺址，调查发掘楼兰城及周边城镇。随后从罗布泊进入河西走廊，在敦煌长城烽燧掘到大量汉简，并在莫高窟攫取到藏经洞出土的大量文献和绘画资料。此后他快速走访安西榆林窟、吐鲁番盆地古代遗址，并沿丝路北道，经焉耆、库车，向南横断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经喀拉墩再到和田，发掘老达玛沟一带遗址，再沿和田河北上，发掘麻札塔格古堡，经阿克苏、巴楚，西行到喀什^[10]。斯坦因在北道的行动，是为他下次的考古发掘工作进行前期准备。

1906—1908年，法国伯希和考察队从俄国进入喀什，先调查喀什三仙洞佛教石窟，然后沿丝路北道到巴楚，发掘图木舒克的脱古孜萨来佛寺遗址。再进入古代龟兹国范围，考察克孜尔和库木土拉石窟，重点发掘渭干河口西侧的都勒都尔·阿护尔遗址（Douldourâqour），以及苏巴什东西寺址。随后到乌鲁木齐休整，偶然见到一卷敦煌写经，于是直奔敦煌千佛洞，从王道士手中骗取斯坦因所遗藏经洞文献精品和绢纸绘画及丝织品，并对莫高窟全部洞窟做了编号，并拍摄了大量的壁画和塑像照片，还抄录了洞窟中汉文和其他语言文字的题记。伯希和一行沿河西走廊，最后到北京，然后回到法国远东学院所在的越南河内^[11]。

1906—1908年，芬兰马达汉（Carl Gustav Emil Mannerheim）奉沙俄总参谋部之命前往新疆、甘肃等地刺探军事、地理情报，同时也为芬乌协会（The Finno-Ugrian Society）收集古物和人种学资料。马达汉随伯希和考察队由安集延进入新疆，在喀什分手。马达汉独自南下和田，收集文书写卷及古代钱币、陶制小雕像等文物。然后北上经乌什、阿克苏、柯坪，进入天山和伊犁河流域考察，再由玉勒都斯河谷到焉耆。又北向到乌鲁木齐，沿天山北路到古城，再南下吐鲁番，走访交河古城，收集文物和写本文献。从吐鲁番向东，经哈密，进入河西走廊，考察敦煌、南山撒里畏吾尔、肃州、凉州、夏河拉卜楞寺，然后经兰州、开封、太原、五台山，到北京，再经日本，绕海参崴，于1908年夏回到圣彼得堡，秋天返回赫尔辛基^[12]。

1907—1909年，俄国科兹洛夫（P.K.Kozlov）考察队搜寻到西夏古城哈拉浩特，发掘到上万计的文物与文献材料^[13]，特别是大量的西夏语文献，揭示了丝路上的西夏王国的真实面貌。

1908—1909年，日本大谷第二次中亚探险队由橘瑞超、野村荣三郎二人执行。他们从北京出发，出张家口，到外蒙古，考查鄂尔浑河畔突厥、回鹘、蒙古等游牧民族的遗迹，然后西进南下，越阿尔泰山，到天山北麓的破城子，即唐北庭都护府遗址。再经乌鲁木齐到吐鲁番，调查发掘交河古城、木头沟、伯孜克里克、吐峪沟千佛洞、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等。后二人在库尔勒分手，橘瑞超南下罗布泊，考查楼兰古城，然后沿丝路南道西行到喀什。野村则沿丝路北道，经库车、阿克苏，到喀什噶尔，与橘氏会合，然后回国。

1909—1910年，俄国奥登堡（S.F.Oldenburg）所率第一次中亚考察队调查发掘了高昌故城、交河故城、阿斯塔那、伯孜克里克、胜金口等遗址，还沿丝路北道西进，走访并发掘焉耆的七格星（即锡克沁）和库车的苏巴什、森姆塞姆、克孜尔尕哈、库木吐拉、克孜尔等遗址，获得大量资料^[14]。

1910—1914年，日本大谷第三次中亚探险队队员橘瑞超从伦敦出发，经西伯利亚进入新疆。他先到吐鲁番发掘，然后南下楼兰，剥取斯坦因没有带走的米兰佛寺壁画。又从且末北上横渡塔克拉玛干沙漠，西至喀什。再东南到和田地区发掘收购古物。由于较长时间没有橘瑞超的消息，大谷光瑞又派吉川小一郎前往联络。吉川由兰州到敦煌，与沿丝路南道东来的橘氏在敦煌巧遇。随后二人一起到吐鲁番发掘，橘瑞超由此经西伯利亚铁路回国。吉川完成吐鲁番工作后，沿丝路北道西行，经焉耆到库车，调查库木吐拉、苏巴什等遗址。然后西至喀什，转东南到和田，再北上横断塔克拉玛干沙漠，经阿克苏、札木台，到伊犁，后东至乌鲁木齐，经吐鲁番、哈密、敦煌、肃州等地，经北京回国^[15]。

1913—1914年，德国第四次吐鲁番考察队的主要目的地是丝路北道的龟兹国范围内的遗址，他们揭取阿其克、苏巴什、克日西、森木塞姆、库木吐拉等古代佛寺或石窟寺的雕像、壁画，发掘大量文物和文书。然后西行到图木舒克，发掘法国伯希和没有清理完的脱库孜萨来佛寺遗址^[16]。

1913—1915年，英国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队仍然是沿丝路南道东行，在重访和田、尼雅、楼兰等地的古代遗址后，进入甘肃，发掘敦煌酒泉间的长城烽燧，再访莫高窟，重获一批敦煌写本。然后深入额济纳，发掘喀喇浩特古城，再转到丝路北道的吐鲁番，发掘阿斯塔那古墓，揭取柏孜克里克、吐峪沟石窟壁画，并掘得大量文书和典籍残片。最后向西到库车地区，发掘了部分的遗址，最后前往伊朗东部考察^[17]。

1914—1915年，俄国奥登堡率第二次中亚考察队前往敦煌，获得超过一万件的敦煌文书，还揭取了少量壁画^[18]。

1927—1935年间，斯文·赫定与中国学者合作，共同组织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他和北京大学徐炳昶教授任团长，对以新疆为主的西北地区做综合性的科学考察，在考古学方面，也有很多收获，如小河墓地、居延汉简、吐鲁番墓志文书与文物、和田木简与纸本文书等等。参加考察团的中国学者黄文弼，1927年5月随西北科学考察团赴内蒙、新疆考察。他在1928年4月下旬至5月中旬，在吐鲁番盆地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1928年5月至1929年10月，沿塔里木盆地调查了焉耆、库尔勒、轮台、库车、沙雅、拜城、和田、于田、皮山、叶城、巴楚、喀什、阿克苏等地区的各类遗迹，获得很多文物和文献材料。1930年2月下旬至4月初，他回到吐鲁番工作。4月从吐鲁番向南翻山越岭到罗布泊地区进行考察，于1930年秋取道苏联西伯利亚返回北平^[19]。

这些以收集古物为目的的考察探险队，对于塔里木盆地、吐鲁番盆地、河西走廊等丝绸之路沿线的古代城址、寺院、千佛洞、古墓等，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获得了大量的文物和文献材料，成为西方各大博物馆、图书馆的收藏。这些考古发现揭示了古代高昌、龟兹、焉耆、巴楚、于阗、楼兰、敦煌、黑城等地区或城镇的古代文明，其中包含有大量的丝绸之路文物。这些文物材料和文献记载，极大地推动了对李希霍芬提出的“丝绸之路”的认识，特别是一些丝绸、织锦、玻璃、钱币、各种文字的古文书，使得丝路贸易和文化交往落到了实处。把这些地区发现的文物汇集起来，就可以连成一条丝绸之路，这条丝路是双向文明的交流，是多元文化的共处，而出土这些文物的城镇，就是历史上维持丝路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支柱。

从19世纪末叶以来直到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的活动可以看出，只有到了西域地区考古探险的时代，李希霍芬提出的“丝绸之路”才真正被坐实，才真正得到证明。特别是李希霍芬的学生斯文·赫定以“丝绸之路”为名撰写了考察记录——《丝绸之路》^[20]，对此做出决定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