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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尼光佛》的内容虽以五佛的礼拜、赞愿为极大特色，但有关《摩尼光佛》以单一佛名来命名，而不称“五佛科”，并非无的放矢。若以敦煌礼忏文作为参照，常见依据礼拜对象或性质而称为“○○礼文”，或单称为“○○礼”者；亦有礼拜“金刚顶瑜伽三十七尊”的礼忏文而题名“瑜伽佛”者^[60]；省略“礼”字，于敦煌礼忏文中既有先例可循，似不可谓不合常例。况且，就五佛的礼拜而言，若依时间为序，本应以最后光明使而为第五佛，但是在唱礼五佛的仪节中，既有将摩尼置于首位（M.599）者，也有将摩尼列为第三位而居中者（M.10、373、488），加上独立赞礼摩尼的仪节如《下生赞》（M.294—314）等，可见就五佛的地位而言，实以礼拜摩尼光佛为主，因此题名为“摩尼光佛”，似无不妥。

《摩尼光佛》作为宗教仪式的文本，主要以佛教礼忏仪节为框架，但仍以摩尼教思想为核心。由于《摩尼光佛》科册的章节段落，相当散漫而繁琐，往往为了避免重复，省略常用的仪节或重复的仪文；有的提示在前，忽焉在后或是中间；也有不在少数的讹误、脱漏、倒装或错置的情形，虽然是一般礼忏文本的常态，但是如果缺乏有效的参照系统，实在不易索解。本文透过礼忏仪节的结构分析，及以敦煌礼忏文和佛教经忏作为参照，不但确立《摩尼光佛》属于摩尼教的礼忏（赞愿）文集，并将长达82页繁琐的仪节分为上下篇各五个章节，化繁为简，同时对吾人考虑《摩尼光佛》的形成时代也得以提供若干具有参考价值的时间座标。

从敦煌本《仪略》来看，唐代摩尼教的寺宇已设有“礼忏堂”，一寺之中的最高僧职又是专知法事的“赞愿首”，加上《下部赞》中也载有若干日常行道或荐亡仪节，可见摩尼教的礼忏活动在唐代已相当普遍。反观《摩尼光佛》使用的仪式结构，大多数的仪节在隋唐时代的佛教礼忏已经提供了相应的文化语境；虽然有一些诸如“送佛”的仪节可能时代稍晚，或是部分仪节和元代如瑛所编《高峰龙泉院因师集贤语录》之“歌扬赞佛门”诸赞颇为雷同，但是值得吾人注意的是，该书为“集贤语录”而非新创，其弟子序曰：“高峰因师性天敏悟，经义该通，会稡佛书，编而成帙”^[61]，故其中所搜录作品并不限于元代，例如《摩尼光佛》所用《三皈依》的体式（详见上篇第一时），亦可上溯至敦煌本S.4878、S.4508，可见一斑。因此，就《摩尼光佛》的雏形而言，有可能于唐代即已成立，或许于宋元时期曾经过一番编纂，但是在长达82页的科册内容中，当然不能排除会有历代法师不断的“加上”^[62]。

[1]本论文承“科技部”专题研究计划“从敦煌写卷到霞浦文书：摩尼教与佛教之关系研究Ⅰ、Ⅱ”（MOST 105-2410-H-130-045、MOST106-2410-H-130-045）之补助。

[2]汪娟、马小鹤《霞浦文书〈摩尼光佛〉科册的仪文复原》（简称《仪文复原》），《敦煌学》第32辑，2016年，1—43页。笔者虽未目见《摩尼光佛》原册，感谢林悟殊、杨富学两位先生提供的《释文》、《校注》，及文中若干图版。参见林悟殊《〈摩尼光佛〉释文并跋》（简称《释文》），作者著《华化摩尼教补说》，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5年，457—492页；杨富学、包朗《霞浦摩尼教新文献〈摩尼光佛〉校注》（简称《校注》），《寒山寺佛学》第10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5年，74—115页。本文标示《摩尼光佛》（缩写M.）行次，以《释文》为准，不另出注。本文也重新对《仪文复原》的仪文结构做了局部的修订，敬祈贤哲指正。

[3]以前学界从《宋会要辑稿》列举的明教经文有《广大忏》一种，马小鹤曾略加推论：“富安敦（A.Forte）注意到沙畹、伯希和所引的《佛祖统纪》云：‘今摩尼尚扇于三山，而白莲、白云处处有习之者。……以修忏念佛为名，而实通奸秽。’《广大忏》或许即修忏所用的文本之一。《下部赞》（缩写H.）有《此偈凡至莫日，与听者忏悔愿文》（H.387—400）、《此偈儞逾沙忏悔文》（H.410—414），更著名的是回鹘文《忏悔文》（X uāstvānift），霞浦文书中有《摩尼光佛·忏悔玄文》，《广大忏》可能是类似的忏悔文。”但是仅有《广大忏》一名，无从得知其详。见马小鹤《〈宋会要辑稿〉所记明教经像考略》，作者著《霞浦文书研究》，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365—387页，特别是365、382—383页。

[4]CBETA，T54，no.2141A，p.1280，c13—25，本论文使用中华电子佛典协会《CBETA电子佛典集成光碟2016》，特此志谢。

[5]紫琼道士谢显道编《海琼白真人语录》卷一，《道藏》第33册，上海：上海书店、北京：文物出版社、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114—115页；马小鹤《摩尼教与古代西域史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144页。

[6]林悟殊《唐宋摩尼教之荐亡仪式》，《华化摩尼教补说》，416—417页。

[7]拙著《唐宋古逸佛教忏仪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2008年，259—294页。

[8]陈进国、林鋆《明教的发现——福建霞浦县摩尼教事迹辨析》，《不止于艺——中央美院“艺文课堂”名家讲演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343—389页，特别是378页。

[9]“结愿”一词最早出自佛经，如后汉支娄迦谶译《阿閦佛国经》：“我欲如菩萨结愿，学所当学者。”（CBETA，T11，no.313，p.752，a1-2）《下部赞》多作“结愿”，或简称为“结”。

[11]林悟殊提出“结”，结愿也，谓修法终了时之最后作法，《下部赞》便有若干诗偈乃用于结愿。见作者《霞浦抄本夷偈〈四寂赞〉释补》，《文史》2016年第1辑，169—199页。

[13]Zs.Gulacsi，“MANICHEAN ART，”Encyclopœdia Iranica，online edition，2008，available at http：//www.iranicaonline.org/articles/manichean-art（accessed on 30 April 2017）.

[14]马小鹤、汪娟《明教礼忏文集〈摩尼光佛〉综考》，待刊。

[15]采计佳辰《霞浦摩尼教新文献〈兴福祖庆诞科〉录校研究》录校之行次，西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13—14页。

[16]详见拙著《敦煌礼忏文研究》，台北：法鼓文化，1998年，313—356页。

[17]CBETA，X74，no.1475，p.381，c6-7//Z2B：1，p.367，c13-14//R128，p.734，a13-14.

[18]参见拙文《敦煌佛教仪式文书的群体建构——以礼忏仪节为基础》，待刊。

[21]林悟殊《释文》认为“请福科终”之字样，意味其上溯文字属“请福科”。……而该科终后文字……内容多为超度亡灵，参照“请福科”之名，或可对应名之“荐亡科”。见《华化摩尼教补说》，457—492页。

[23]CBETA，X74，no.1475，p.379，c14-20//Z2B：1，p.365，d3-9//R128，p.730，b3-9.

[24]详见拙文《敦煌礼忏多重网络的建构》，《敦煌写本硏究年报》第10号第1分册，2016年，155—168页，特别是161—165页。

[26]简称《水陆仪轨》，CBETA，X74，no.1497，p.785，a23-b2//Z2B：2，p.264，d11-14//R129，p.528，b11—14。

[27]林悟殊《霞浦抄本“土地赞”夷偈二首辨释》，《西域研究》2016年第4期，70—82页。

[29]CBETA，X65，no.1277，p.8，c17-20//Z2：19，p.8，c13-16//R114，p.16，a13-16.

[30]例如：《下部赞》之“十二者惠明庄严佛”（H.171），当校正为“十二者庄严惠明佛”。又如：《摩尼光佛》之“登月宫，见慈母”（M.580）当校正为“登月宫，会三宝”；“登日宫，会三宝”（M.585）当校正为“登日宫，见慈母”。

[31]例如：《三皈依》“万种梯航苦海”（M.53），当为“万种苦海梯航”之倒装，“弗尔思”（M.63），当为“弗思尔”之倒装；为求叶韵故也。

[32]马小鹤、汪娟《中国摩尼教神谱——敦煌、霞浦、屏南文书研究》，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13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年，43—63页，特别是48、50页。

[33]根据一心奉请玉皇尊佛和诸大菩萨“降临宝座”的和声之后，相当于“香花请，香花奉请”的位置，另有“依前和”（M.201、205）的提示，可见“香花请，香花奉请”也是和声。

[34]CBETA，X74，no.1475，p.379，c21-p.380，a5//Z2B：1，p.365，d10-18//R128，p.730，b10-18.

[35]CBETA，X59，no.1080，p.258，b4-11//Z2：9，p.402，b18-c5//R104，p.803，b18-p.804，a5.

[36]有的作七言诗体，有的作七言的散文对句，也有极少数的例外作八字句。

[37]《仪文复原》原本将末三行皆视为和声，当以末行为和声较为合理。

[41]CBETA，X57，no.968，p.341，c7-12//Z2：6，p.387，c7-12//R101，p.774，a7-12.

[42]《释文》指出，敦煌本《下部赞》第30行作：“愿施戒香解脱水，十二宝冠衣缨珞，洗我妙性离尘埃，严餝净体令端正。”

[44]马小鹤《摩尼教四天王考》，《霞浦文书研究》101—122页，特别是117—122页。

[46]《霞浦抄本夷偈〈明使赞〉〈送佛赞〉考释——兼说霞浦抄本与敦煌吐鲁番研究之关系》，《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6卷，2016年，137—154页。

[47]CBETA，X65，no.1277，p.18，c6-8//Z2：19，p.18，b15-17//R114，p.35，b15-17.

[50]马小鹤《粟特文〈圣乔治受难记〉与〈吉思咒〉——霞浦文书〈摩尼光佛〉研究》，《国际汉学研究通讯》12，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45—75页。

[51]亦有学者称为夷语、夷偈、夷词者，但因《下部赞》译者自云：“吉时吉日翻斯赞呗……宜为圣言无尽，凡识有厓，梵本三千之条，所译二十余道，又缘经赞呗愿，皆依四处制焉，但道明所翻译者，一依梵本”（H.415—418），故本文因袭中古“梵本”之说，仍称之为“梵咒”。

[52]由于礼佛、称赞、发愿、忏悔等诸仪节，往往错综交结，此处只能略作大致的区分，无法硬性切割。

[53]《仪文复原》原本将此七言“赞偈”隶属于前面的“礼佛”仪节，今依赞偈之文义，修订其仪文结构为“看经偈”，归入“看经”仪节之前引。

[54]礼佛三身是指礼拜佛的法身、报身、化身，三身异名而同为一体，此处拟另外撰文说明。

[55]《仪文复原》28—29页尚未虑及此处“和声”的问题，当据此校补。

[56]林悟殊《明教五佛崇拜补说》，《华化摩尼教补说》，343—371页，特别是346—349页。

[58]据第二段“大圣那罗延佛，和：愿开怜愍大悲门，和：那罗、那罗延佛”（M.608—609）之格式校补。

[61]CBETA，X65，no.1277，p.1，a8-9//Z2：19，p.1，a5-6//R114，p.1，a5-6.

[62]如同张广达《唐代汉译摩尼教残卷——心王、相、三常、四处、种子等语词试释》一文云：“以综合多重教义为特征的摩尼教，在传教过程的沿途不可能不发生变化，随时随地有所‘加上’。”收入《张广达文集：文本、图像与文化流传》，桂林：广西师范大师出版社，2008年，295—348页，特别是3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