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礼忏文作为佛教日常行仪的文本，对于常用的仪节项目，特别是固定套式的仪文，每好省略。省略的情况，有时是基于时间的关系，省略了某些仪节；有时只是文本上的抄写省略，实际的仪式中并未省略。因此，尽管每篇礼忏文的繁简不定，样貌不同，就其礼忏仪节分析，大致包含：“请佛、叹佛、礼佛、五悔（忏悔、劝请、随喜、回向、发愿）、念佛、梵呗文（处世界梵）、三皈依（及和南）、说偈发愿、六时偈颂、无常偈、密咒、和声”等项目^[16]。唐代宗密在《圆觉经道场修证仪》中说：“然供养、称赞、礼敬、忏悔、劝请、随喜、回向、发愿等八重，是修行人之本事，非别行法”^[17]。说明这八种仪节（即礼忏文中请佛、叹佛、礼佛、五悔）不但是佛教各个宗派共同使用的修行方法，也是通用于一切佛教仪式活动的基础^[18]。一般来说，紧接在“礼佛”仪节之后的“五悔”，五个项目之中当以“忏悔”最为重要，在各种不同名称的礼忏文中几乎都有保存，但是有的只有“忏悔、发愿”，或是“忏悔、回向”两项；劝请和随喜出现的频率较低。值得注意的是，就礼忏文中“五悔”以下的仪节项目而言，看起来虽未明文列入宗密所述的八种仪节，然而就其功能而言，不但皆与上述八种仪节相通，而且亦频频出现于高僧撰述的经忏之中。例如：“念佛”约当礼敬、称赞；“梵呗文”（处世界梵）约当称赞；“三皈依、和南”约当礼敬；“说偈发愿”、“六时偈颂”、“无常偈”等皆可归纳为“说偈”一类，具有发愿、回向或者劝修的意味；“密咒”约当称赞，“和声”约当发愿等。至于宗密所说的八种仪节，表现在《摩尼光佛》中大约以“请佛（供养）、赞佛、礼佛”为主，其中的“赞佛”又经常融入“请佛（供养）、礼佛”的仪节中；而相当于“五悔”的内容项目以“发愿”及“回向”的比重为最高，但是在《摩尼光佛》中并没有使用“五悔”一词或是出现五个项目并列的情况。“五悔”以下的仪节中，“三皈依”、“密咒”和“和声”都频繁的出现，而《下部赞》中的“结愿”颇类似于“说偈发愿”的功能，在《摩尼光佛》中通常直接称为“回向”。

事实上，日常行道的礼忏仪式相对来说比较简朴，越是盛大的法会仪式越加繁缛，奉请、礼拜的对象也越多。无论是民间日常通用的敦煌礼忏文，或是佛教高僧撰述的特定礼忏仪，它们多半是建构在相同的仪节基础之上；只不过高僧大德所制作的经忏，可能掺有佛学义理的讨论或者文字繁复的解说，不但长篇巨制，流于艰深，而且包含忏法的前置阶段、一般礼忏、行道旋绕、诵经修禅等等，而非止于一般礼忏（约当敦煌礼忏文的仪节项目）而已。如果就《摩尼光佛》的性质而言，因为其中还包含有举行仪式之前的“各承法位”（M.368—370），其他诸如“看经（M.233）、净坛（M.251）、绕坛（M.255）、宣疏（M.273）、送佛（M.284）、开坛（M.406）、拔香（M.420）”等仪节项目，比起一般礼忏杂糅了更多的元素和内容，但是叙述简明扼要，不像佛教经忏有那么多的义理解说。如果据此来判别《摩尼光佛》的体制性质，约当介于敦煌礼忏文与佛教经忏之间。

总之，无论是文字上透过偈颂（诗歌）、长行（散文）、密咒（真言）的复沓交错，音乐上透过长音（讽咏）、梵呗（歌赞）、和声（应和）的回环往复，仪式上透过身体（礼拜）、口头（唱诵）、心意（虔敬）的身心净化，构筑出一整套清净庄严的修行仪式，或可视为佛教徒和摩尼教徒在礼忏（赞愿）仪式中具有的共同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