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礼忏堂及法众

中古摩尼教的礼忏场所和参与法众，据敦煌本《摩尼光佛教法仪略》（简称《仪略》，由S.3969、P.3884两截残卷缀合）的记载，其中“寺宇仪第五”云：

经图堂一、斋讲堂一、礼忏堂一、教授堂一、病僧堂一。

右置五堂，法众共居，精修善业。不得别立私室厨库，每日斋食，俨然待施。若无施者，乞丐以充。唯使听人，勿畜奴婢及六畜等非法之具。

每寺尊首诠简三人：

第一、阿拂胤萨，译云赞愿首，专知法事。

第二、呼嚧唤，译云教道首，专知奖劝。

第三、遏换健塞波塞，译云月直，专知供施。皆须依命，不得擅意^[4]。

从《仪略》载有“礼忏堂”的设立，即可见证中国摩尼教的礼忏传统实乃源自唐代，而在南宋道士白玉蟾（1194—？）的语录中，也提到明教有“持八斋，礼五方”的教戒和仪式传统^[5]。再从《摩尼光佛》“请五方佛”（M.94—100）的仪节来看，或可印证白玉蟾的说法不虚。如果透过《摩尼光佛》中所提到的“净坛”（M.251）、“绕坛”（M.255）、“开坛赞”（M.406）等仪节，亦可想见举行《摩尼光佛》的礼忏仪式，必先设立“坛场”；假若《仪略》所载“礼忏堂”的制度继续传到后世，则此“坛场”或当设于摩尼教的“礼忏堂”中。

其次，摩尼教的寺宇中，每寺三位尊首的第一位“阿拂胤萨”，即专知法事的“赞愿首”。因此，《摩尼光佛》中的“首举”（M.115、260），应该是由主持法筵的主法者（亦即专知法事的“赞愿首”）来“举唱”。一般来说，宗教行仪多半是由德高位重的法师为首，带领全体信众向礼敬的对象申悃输诚，扮演信众（人）与崇拜对象（神）之间的沟通桥梁。正因其地位崇高，代表全体信众，通常只有在特定的仪节中才会由主法者来“举唱”。在《摩尼光佛》中显示了由“赞愿首”负责的仪节，除了“首举”以外，还有“首净坛”（M.251）、“首想念”（M.233）（念梵咒、意想念）等行仪。至于“绕坛”（M.255）虽未标示“首”字，但因紧接于“净坛”之后，有绕坛洒净、清净坛场之意，应该也是赞愿首的动作。

至于一般性的仪节，另有带领信徒唱诵歌赞的法师，在佛教称为“维那”，或译为“悦众”。在《摩尼光佛》虽然没有出现相关的名称，但是从仪节的提示性文字来看，除了“首举”以外，还有“左举”（M.13、22、567）、“举唱”（M.26）、“又举”（M.253）、“左先举大圣，众唱大圣”（M.6）、“左举，众和、礼”（M.29）等提示。无论是“举唱”连文，或“举”、“唱”对文，皆说明“举”即是“唱”，因此“同举拔香偈”（M.420）即齐唱拔香偈，而“一案举”（M.607）当即随案举唱之意。另外，从文中好几次出现“左举”，本可理解为举行礼忏时将信徒分作左、右两班，但是文中没有出现“右举”，很难解释成左右两班的轮唱。因此，从“左先举大圣，众唱大圣”来看，应是“左举”与“众唱”或是“左举”与“众和、礼”对文，也就是说，应有一位类似佛教的维那法师，站在左方带领信徒进行唱诵歌赞和礼拜行仪。

这个推测，或可从《下部赞》中得到印证，例如：

第一、旬斋默结愿用之：

称赞忙儞具智王，及以五明清净体；称赞一切诸明使，及以护持正法者。

过去一切慈父等，过去一切慕阇辈，过去一切拂多诞，过去一切法堂主。

具戒男女解脱者，并至安乐普称叹；亡没沉轮诸听者，众圣救将达彼岸。

　　右三行三礼，至于“亡没听者”，任依梵音唱亡人名，然依后续。

一切信施士女等，于此正法结缘者，……

第二、凡常日结愿用之：

称赞忙儞具智王，及以光明妙宝身；称赞护法诸明使，及以广大慈父等。

慕阇常愿无碍游，多诞所至平安住，法堂主上加欢喜，具戒师僧增福力。

清净童女策令勤，诸听子等唯多悟；众圣遮护法堂所，我等常宽无忧虑。

　　右三行三礼，立者唱了，与前偈结，即合众同声言：“我等上相”。

我等上相悟明尊，遂能信受分别说；大圣既是善业体，愿降慈悲令普悦。

　　若“我等上相”既了，众人并默。尊者即诵“阿拂利偈”，次云：“光明妙身”结。

光明妙身速解脱，所是施主罪销亡。一切师僧及听子，于此功德同荣念。

正法流通得无碍，究竟究竟愿如是。（H.339—355）

从这段文字来看，虽以七言偈颂为主，但也穿插了不少仪节的指示性文字。举例来说，“第一、旬斋默结愿用之”与“第二、凡常日结愿用之”之后，分别有三首七言偈颂，紧接着“右三行三礼”，即是说明于每一首偈颂之后，各须礼拜。而且第一的“至于亡没听者，任依梵音唱亡人名，然依后续。”即是指在“亡没沉轮诸听者”一句之后，（插入）以胡语唱诵亡者名，唱完名字之后才接唱后续的结愿偈，可见这是专为荐亡使用的仪节^[6]。如果拿掉“右三行三礼”那一行指示性文字的话，和《下部赞》前面收录的七言偈颂（如《赞夷数文》《叹无常文》《普启赞文》《叹诸护法明使文》《叹五明文》……）的体式，殊无二致。事实上，笔者过去从事佛教礼忏的研究，也曾将敦煌写本中纯粹由二十五首七言偈颂（即一百句的七言诗）组合而成的《观音偈》，复原为具备礼忏文结构的《观音礼》^[7]。换言之，《下部赞》虽以七言诗偈为大宗，但是从其中的仪节指示性文字以及保存了荐亡仪式来看，当可视为中国摩尼教最早的礼忏（赞愿）文集。

再者，“第二、凡常日结愿用之”，除了同样有“右三行三礼”的仪节解说之外，而“立者唱了，与前偈结，即合众同声言：‘我等上相’”。此处“立者唱了”的“立者”，盖即《摩尼光佛》中担任“左举”的法师角色。至于接下来的“合众同声”，盖与《摩尼光佛》中“左举”之后，接着“众唱”或“众和”颇为相似。不过“众唱”或“众和”似乎提示了信徒在法师之后的接唱或和声（应和之声），而“同举”应包含了全场法众的共同唱诵。故“合众同声”可能即《摩尼光佛》中“同举”的提示。合众同声唱完“我等上相”一偈之后，“众人并默。尊者即诵‘阿拂利偈’，次云：‘光明妙身’结”。也就是说，大众唱完之后静默不语，再由“尊者”一人独诵“阿拂利偈”。此处被省略偈文的“阿拂利偈”，极可能是以“阿拂利”开头的赞偈（梵咒）。在《摩尼光佛》中的“净口”（M.22）、“小净口”（M.391）以及梵咒9的后半段（M.247），或是单篇“四寂赞”之后的“戒月结”^[8]，皆是以“阿弗哩特”开头的梵咒。或许是一般听者未必熟悉中古波斯语或帕提亚语的缘故，所以由尊者独诵，也有可能借此表达崇敬之意。故知此处“尊者”的称呼，应当是指摩尼教寺宇中，每寺三位尊首中负责主持法筵、专知法事的“赞愿首”；而从赞愿首位居三位尊首中的首位，亦可想见赞愿首于一寺中的地位最为崇高，以及礼忏在中古摩尼教法事的重要性。

附带一提，由于佛教行仪特别注重礼拜、忏悔等仪节，往往通称为礼忏、拜忏、礼赞仪、忏愿仪等名称；而摩尼教虽然也有忏悔偈文传世，但是保存下来的仪文尤以赞文、结愿居多^[9]，加上三位尊首中的“阿拂胤萨”译为“赞愿首”，而《仪略·经图仪》也说：“第七阿拂胤部，译云赞愿经”^[10]。因此，摩尼教的礼忏文集，如果称为“赞愿仪”，或许更为贴切，也更符合摩尼教仪式的特色。此外，“与前偈结”或“光明妙身结”之“结”，当指“结愿”而言^[11]，相当于佛教忏仪结束前的“说偈发愿”或“回向”。“我等上相”一偈，虽未标示“结”字，仍属结愿。

至于参加法事的人员，如《仪略·五级仪》中所说，将摩尼教的信徒分为：十二慕阇（承法教道者）、七十二萨波塞（侍法者）、三百六十默奚悉德（法堂主）、阿罗缓（一切纯善人）、耨沙喭（一切净信听者）等五级^[12]。从《下部赞》常日结愿所用的赞愿偈：“慕阇常愿无碍游，多诞所至平安住。法堂主上加欢喜，具戒师僧增福力，清净童女策令勤，诸听子等唯多悟”，到《摩尼光佛》中的“我等五众，齐心启请”，可见参与礼忏的人员，乃是五级之内，不分级别，皆可参加法筵。虽然在《五级仪》中还提到服装的问题：“右阿罗缓已上，并素冠服；唯耨沙喭一位，听仍旧服。”说明阿罗缓以上的阶级，必须穿戴白衣、白冠，一般的耨沙喭，仍可旧服；但是参加《摩尼光佛》法事活动的信众，是否必须穿着特定的法服，已经不得而知了。

关于礼忏的场地与相关的仪节说明。《摩尼光佛》在一开始时先请佛供养，全体法众在席位上必须态度恭肃，“端筵正念，稽首皈依”（M.1）。此处之“筵”当为铺地之坐席。坛场之中，铺设法席，与会法众各就各位，故有“净地法筵，诞启明筵，现前各承法位，俱大善威仪”（M.368）的仪节说明。如果我们追溯到吐鲁番出土的摩尼教绘画残叶（MIK III 4979 verso）所描绘的庇麻节场景，画面中央上部还残存一个祭坛的底座，覆盖着红色的毛毯，但无法断定祭坛上边残缺的部分是否有教主摩尼的肖像。祭坛左侧的中心区域有一位高僧，盘腿坐在一个台上^[13]。祭坛下面有一个三脚金盘和一张红色桌子，桌子的右边有一个穿白袍的僧侣，手持一本装帧华丽的典籍，似乎在诵经^[14]。高僧左侧和祭坛右侧各有几排僧侣穿着传统的白色服装和高帽，面朝中央。两侧选民的下半部分虽然残损严重，但是最下面一排似乎是听者。从整体来看，像是成排的跪坐在地毯上。从此画中白袍僧侣手持经典的图像，和《摩尼光佛》“看经”（M.233）、“看《光明经》”（M.242）和“看《贞明经》”（M.242）的仪节；以及两侧选民跪坐在地毯上的情景，和《摩尼光佛》“端筵正念”和“净地法筵”的仪节，虽然未必是一脉相承，却可以起到东西连结、前后呼应的作用。

此外，《摩尼光佛》在“看《贞明经》”前，还有“对《土地赞》”的仪节（M.484）。其中“对”字颇难索解。一者：如果“对”字是指“朝着”神祇，如《下部赞》中有“对无上尊、对光明众，深领大恩……对于诸圣，诚心恳忏”（H.376—378）、“对真实父大慈悲主……对妙生空无边圣众……对日月宫二光明殿……对卢舍那大庄严柱……”（H.388—390），但是未见以“对”作为赞名者；而《摩尼光佛》中另外还有《赞天王》（M.101）、《四寂赞》（M.242、665）、《明使赞》（M.273）、《下生赞》（M.294）等等，同样没有在赞名前加上“对”字者。为何独独在《土地赞》前加上“对”字？况且其他霞浦科册亦作《土地赞》，例如：《兴福祖庆诞科》（X.133—160）^[15]。二者：如果将“对”字解释为“彼此相向”，那么“对土地赞”看似不能成辞；但若参照“众坐铺对土地赞”（M.120）一句，标点为“众坐铺，对。《土地赞》”，或可想见：在礼拜《摩尼光佛》的法会上，可能受到中国佛道或民间宗教仪式的影响，两班法众原本朝着前方祭坛和神祇灵相的方向进行礼拜，而在法师的仪节指示之下，左右两班法众转身对向、铺地而坐，念诵《土地赞》的情景；而信徒分为左右两班，面朝中央，同样可以合乎上述庇麻节的图像。如此则“对土地赞”（M.484）之“对”当点断为“对。《土地赞》”，其中“对”字当为标示仪节“众坐铺，对”的缩语。同时显示出整个法会仪式的过程中，其实包含了站立、礼拜、坐铺、绕坛……各种动作的交替。

值得注意的是，《摩尼光佛》中的“一案举”（M.607）和“随案唱：五雷子”（M.496）、“随案唱：莲台”（M.542），也是“举”、“唱”对文，再度证明“举”即是“唱”，大概不成问题。但是这几个提示性的词语，仅出现于请五佛、礼五佛的仪节中，而且多与荐亡有关。因此“一案举”和“随案唱”的“案”字，如果是“几案”之意，那么几案所盛为何物？是法器、供品、尊像，或是位牌？佛教中虽有执炉香供的仪式，但多用如意形香炉，以两手执持即可（亦称“执炉”），为便于礼拜，多半不用几案托盛；如用几案托盛，可能用于入坛献供，而非用于礼拜。如果是“个案”之意，也可能是指为“亡没听者”所做之法事，“一案举”或“随案唱”则提示了可以随着不同的个案选择唱诵哪一个曲调（如《五雷子》或《莲台》等），而不必唱诵完文本里所有的仪文。总之，此处“案”字，仍待考中，谨求教于诸贤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