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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澄撰述《显戒论》主要是为了批驳南都僧纲奏文的观点，故首先强调显扬大乘戒律是秉承先帝（桓武天皇）的遗制，以加强自己所制山家学生式、建立大乘戒坛的合法性；其次，凸显自身传法谱系，强调自身求法所遇师资的权威性，包括自己的本师行表，行表之师唐僧道璇，尤其是入唐求法所遇的天台宗道邃、行满，密宗顺晓、惟象等，以反击南都六宗僧统。为了加重后一重证据，最澄还另撰《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由光定与《山家学生式》等文献一同进献给嵯峨天皇。与以上手法相比，最澄《显戒论》中引用玄奘《大唐西域记》则更为有力地证明了佛教原生地大乘戒律的原生意义，为一乘止观院建立戒坛，实施大乘戒，对抗南都六宗的阻挠，最终创立日本天台宗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论和文献支持。

[1]小野胜年《空海と西域地方》，《东洋史苑》第24/25号，1985年，89—116页；小野胜年《空海将来の〈悟空入竺记〉とその行程》，《东洋学术研究》第15卷第3号，1976年，33—52页，聂静洁中译本《空海携回日本的〈悟空入竺记〉及悟空行程》，《南亚研究》2010年第1期，147—160页，小野胜年《空海の将来した〈大唐贞元新译十地等经记〉——〈悟空入竺记〉のこと》，《密宗文化》第148号，1984年，48—80页。

[2]松崎恵水《长安における弘法大师空海》，《密教文化》第149号，1985年，21—34页。空海记载般若有前往日本弘法的意愿，但这一记录是否可信尚难确定。

[3]高田时雄《日本における大唐西域记》，《图书》第786号，东京：岩波书店，2014年，2—7页。

[4]大野达之助《最澄の大乗戒坛设立について》（一），《驹泽史学》第18号，1971年，1—14页；大野达之助《最澄の大乗戒坛设立について》（二），《驹泽史学》第20号，1973年，18—34页。

[5]田村晃祐《大乘戒坛独立について》，《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5卷第2期，1957年，545—548页；高佐轩长《最澄の大乘戒坛について》，《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38卷第1期，1989年，80—84页；阿部龙一《空海と南都仏教再考》，《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50卷第1期，2001年，253—249页。

[6]渡辺三男《嵯峨天皇と最澄·空海》（上篇），《驹泽国文》第26号，1989年，11—31页；《嵯峨天皇と最澄·空海》（下篇），《驹泽国文》第29号，1992年，1—21页。

[7]荣新江《丝绸之路也是一条“写本之路”》，《文史》2017年第2辑，75—103页。

[8]《续日本纪》卷一，黑板胜美编辑《新订增补国史大系》，东京：吉川弘文馆，1971年，5—6页。

[9]凝然《三国佛法传通缘起》卷中，高楠顺次郎、望月信亨主编《大日本佛教全书》第101册，1932年，112—113页。

[11]王勇《八世纪的“书籍之路”——以第十二次遣唐使为例》，“从丝绸之路到书籍之路——中亚与东亚之间的商业、艺术与书籍网络”国际学术研讨会，伯克利，2018年9月21—23日，待刊。

[12]凝然《三国佛法传通缘起》卷中，《大日本佛教全书》第101册，110页。

[14]仁忠《叡山大师传》，比叡山专修院附属叡山学院编纂《传教大师全集》卷五，东京：世界圣典刊行协会，1998年，附录13页。

[15]凝然《三国佛法传通缘起》卷下云：“有义真和尚元是大安寺，与传教师同住彼寺，与传教同入唐，同时学法，俱归本朝同兴叡山，为叡峰第一座首。”（《大日本佛教全书》第101册，128页）

[16]凝然《三国佛法传通缘起》卷中：“然法相宗虽兴福寺根本所学，而诸寺多学，无不弘敷。”（《大日本佛教全书》第101册，113页）

[17]凝然《三国佛法传通缘起》卷中，《大日本佛教全书》第101册，113—114页。

[18]凝然《三国佛法传通缘起》卷中，《大日本佛教全书》第101册，114页。

[20]最澄《显戒论》卷上，《传教大师全集》卷一，37页。又道世《法苑珠林》卷一〇〇传记篇亦作《大唐西域传》（周叔迦、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2884页），此书高宗总章元年（668）成书。

[21]按，智昇《开元释教录》作《大唐西域记》，而据《开元释教录》传入日本的开元一切经是玄昉带回的，时间为天平七年（735），此后光明皇后命写经所抄写（736—740年），即光明皇后愿经（又称五月一日经），故今所见正仓院文书中所涉及的《大唐西域记》皆作“记”而非“传”，由此可以推测最澄所用的《大唐西域传》当是早于玄昉传入日本的。天平胜宝、四年所刻奈良药师寺佛足石铭文亦作《大唐西域传》。见三田覺之《古代日本仏教美術におけるィンド仏跡の造形的受容にっぃて——〈大唐西域記〉を手掛かリに》，肥田路美责任编集《アジア仏教美術論集》（東アジアⅡ），東京：中央公論美術出版，2019年，580—597页。

[22]仁忠《叡山大师传》，《传教大师全集》卷五，附录7页。最澄所写一切经即“止观院经藏”，《山门堂舍记》“根本经藏”条云：“葺桧皮五间一面经藏一宇。一切经律论、贤圣集，并唐本天台宗章疏、新写经、传记、外典，传教大师生平资具，八幡给紫衣等安置之。右经论，大师所书写也。又大安寺沙门闻寂、招提寺僧道慈（慈当作忠）殊成随喜，书写经论二千余卷，部帙满，设万僧斋会以供养之。今所安置经论藏是也。”参考佐伯有清《伝教大师伝の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2013年，227—229页。

[23]祖风宣扬会编《弘法大师全集》卷一，东京：吉川弘文馆，1966年，84、101页。

[24]空海《发挥性灵集》卷五，渡边照宏、宫坂友胜校注《三教指归　性灵集》，东京：岩波书店，1965年，277页。

[25]《弘法大师全集》卷一，9—10页。按，贞元二十二年是二十一年的误写。

[26]空海《御请来目录》之“新译经”部分，《弘法大师全集》卷一，72—85页。

[27]究其原因，一则密宗经典多为秘传，途径受限，二则空海、最澄至江南诸寺时距德宗朝新译佛典时间很近，其经尚未传入。

[28]最澄《传教大师将来越州录》，《传教大师将来目录》，《传教大师全集》卷四，377、379页。

[29]最澄借阅《十力经》（经前附《大唐贞元新译十地等经记》）见最澄致智泉书札，《传教大师全集》卷五《传教大师消息》，451页，最澄借阅《大唐大兴善寺大辩正大广智三藏表答碑》见最澄致空海书札，《传教大师消息》，453页。参考小野胜年《空海の将来した〈大唐贞元新译十地等经记〉》，50页。《大唐大兴善寺大辩正大广智三藏表答碑》六卷，见空海《御请来目录》（《弘法大师全集》卷一，93页），参考木内央《传教大师と不空表制集》，《印度学仏教学研究》第15卷第1号，1966年，138—139页；木内央《传教大师の密教相承と不空三藏》，《印度学仏教学研究》第17卷第1号，1968年，247—249页；木内央《传教大师に及ぼした不空三蔵の影响》，《印度学仏教学研究》第18卷第1号，1969年，230—232页。

[30]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二《支诺皋》中，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213页。

[32]参考山田佳雅里《遣唐判官高阶远成の入唐》，《密教文化》第219号，2007年，73—102、141页；西本昌弘《迎空海使としての遣唐判官高阶远成》，《关西大学文学论集》第57卷第4号，2008年，39—60页。

[33]菅原道真编《类聚国史》卷一八六僧道部僧尼杂制，东京：经济杂志社，1916年，1208页。

[34]菅原道真编《类聚国史》卷一八六僧道部僧尼杂制，东京：经济杂志社，1916年，1208页。

[36]菅原道真编《类聚国史》卷一八七僧道部度者，1224—1125页。

[37]最澄《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传教大师全集》卷二，527—528页。

[38]仁忠《叡山大师传》，《传教大师全集》卷五，附录6页。

[42]仁忠《叡山大师传》“上桓武天皇请往大唐求法表”，《传教大师全集》卷五，附录11—12页。参考奥野光贤《最澄の三论批判》，《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42卷第1号，1993年，35—41页；由木义文《最澄の唯识理解》，《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30卷第1号，1981年，164—167页。

[43]最澄《显戒论》卷上，《传教大师全集》卷一，37页。最澄《山家学生式》同，《传教大师全集》卷一，17页。

[44]玄奘撰、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卷一“迦毕试国”，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35—136页。

[45]最澄《显戒论》卷上，《传教大师全集》卷一，37—38页。

[46]最澄《显戒论》卷上《开云显月篇》，《传教大师全集》卷一，34页。

[47]经记为记录佛典传来经历和翻译过程的文体，《大唐西域记》所记正是玄奘所译佛典的传来经历，故有此性质。再《大唐贞元新译十地等经记》引《悟空入竺记》云：“如是往来遍寻圣迹，与《大唐西域记》说无少差殊。”（《佛说十力经》前所附经记，高楠顺次郎等辑《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7卷，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4—1934年，716页）可见唐代入竺求法僧悟空及译者尸罗达摩亦蹈袭前代认知。

[48]道宣《大唐内典录》卷一〇，《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5卷，333页。

[49]智昇《开元释教录》，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498、907、1227、1448页。

[50]普寂《华严五教章衍秘钞》，《大正新修大藏经》第73卷，6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