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大唐西域记》和道宣《中天竺舍卫国祇洹寺图经》中关于印度本地佛教寺院的形态的记录，对于唐朝寺院的规画、建立皆有意义。《祇洹图经》是唐初道宣所撰，成于唐高宗乾封二年（667），中土失传，日本入唐求法僧圆珍传至日本。以上各书对于日本寺院和僧团建设都有重大意义。在东大寺的抄经目录、出借目录和典藏目录中，常见《大唐西域记》，在以上目录中，我们可以分析当时僧人如何看待《大唐西域记》。

按，《大唐西域记》最早见于成书于唐高宗麟德四年（664）的道宣《大唐内典录》中，其中一处著录在玄奘新译经目录的最末，一处著录在佛教史传类之中。前者与玄奘曾经将新译经论和《大唐西域记》一起进献给唐太宗有着密切关系，两者本是一体，几乎可以视作玄奘新译佛经的总经记^[47]。后者在《大唐内典录》中属于“历代道俗述作注解录”，末有“右略列诸代道俗所传，检阮氏《七录》僧佑统叙，更有缀缉”^[48]。可知道宣在这部分目录中是参照阮孝绪《七录》的体例，按照著者编辑的书目，所著录的内容偏向于世俗社会流传的佛教典籍，其中佛教史的部帙颇多，《大唐西域记》就属于此类。与之相似，《大唐西域记》在智昇《开元释教录》里分别著录于“总括群经录”、“有译有本录之此方撰述集传”、“补阙拾遗录”、“入藏录之贤圣传”中^[49]，后两者是新出现的两种分类，“补阙拾遗录”中《大唐西域记》和《集古今佛道论衡》、《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著录在一起，“贤圣传”中也是与如上同样的一组典籍著录在一起，都是具有史传性质的此土撰述，所以归根到底与《大唐内典录》中的分类意义相同。

在日本东大寺典藏目录中，《大唐西域记》的著录同样存在于两个序列之中，也是分别属于经记、史传两种性质。天平胜宝二年（750）东大寺文书载《大唐西域记》存放于东大寺经藏的第十三柜中，属于“贤圣集”类；天平胜宝三年东大寺文书中将《大唐西域记》归入“传集章”。天平胜宝五年《奉写疏集传目录》中与道宣的《三宝感通录》、《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等史传典籍以及《成唯识论》等法相宗论疏共同缮写。在天皇向僧人行信借书的目录中，《大唐西域记》又与《成唯识论》及其论疏编录在一起。天平胜宝诸目录的时间上距智昇编成《开元释教录》的开元十八年不过二十年，可知日本僧人完全遵循《大唐内典录》、《开元释教录》的体系，按照中国僧人的眼光来看待《大唐西域记》。

与此不同，最澄以独特的戒律视角来看待玄奘《大唐西域记》对于各国佛教状况的描述，确实揭示了玄奘撰写此书的深意，也与当时日唐学人、僧徒的见解有所不同。最澄《显戒论》对于《大唐西域记》的这种认识，在日本后世著作成为典范。普寂所作《华严五教章衍秘钞》就直接引用了最澄的观点：“《显戒论》上云：谨按玄奘《西域传》，有三学国，第一习学大乘国一十五国，第二兼学大小国一十五国，第三但学小乘国四十一国云云。又义净《南海传》云，大乘小乘区分不定，北天南海之郡绝是小乘，神州赤县之乡意存大教，自余诸处大小杂行云云。”^[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