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澄撰述《显戒论》之前，平安时代初期桓武天皇在位时，日本普遍出现教团腐败、僧人伪滥的现象，朝廷多次加以整肃：

〔桓武天皇〕延历十四年四月庚申敕，去延历四年制：僧尼等多乖法旨，或私定檀越，出入闾巷，或诬称佛验，诖误愚民，如此之类，摈出外国而未有遵悛，违犯弥众。夫落发逊俗，本为修道，而浮滥如此，还破佛教，非徒污秽法门，实亦紊乱国典。僧纲率而正之，谁敢不从。宜重教喻，不得更然。^[33]

〔延历〕十七年四月乙丑敕：云云，又沙门之行，护持戒律，苟乖此道，岂曰佛子。而今不崇胜业，或事生产，周旋闾里，无异编户。众庶以之轻愕，圣教由其陵替。非只渎乱真谛，固亦违犯国典。自今以后，如此之辈，不得诸寺，并充供养。凡厥斋会，勿关法筵。三纲知不糺者，与同罪。^[34]

〔同年〕七月乙亥敕：平城旧都，元来多寺，僧尼猥多，滥行屡闻。宜令正五位下右京大夫兼大和守藤原朝臣园人便加检察。^[35]

除了命令教团领袖和官吏对僧人加以整肃之外，桓武天皇还对年分度僧制度也作了调整：

十七年四月乙丑敕：年分度者，例取幼童，颇习二经之音，未阅三乘之趣，苟避课役，才忝缁徒，还弃戒珠，顿废学业，尔乃形似入道，行同在家。郑璞成嫌，斋竽相滥。言念迷途，寔合改辙。自今以后，年分度者，宜择年卅五以上，操履已定，智行可崇，兼习正音，堪为僧者为之。每年十二月以前，僧纲所司，请有业者，相对简试所习经论，总试大义十条，取通五以上者，具状申官。至期令度。其受戒之日，更加审试，通八以上，令得受戒。^[36]

如此则避免百姓因为逃避税役而以幼童出家，也对年度读者的学业和修行提出了具体要求，规定了度者必须经过两次考试才能受戒，增加了度僧的难度。

最澄关于戒律的改革正好切合天皇整肃佛教教团、重申戒律的要求，但是他所求不仅于此，更重要的是在比叡山创建独立的戒坛，以摆脱南都佛教对于新生的天台宗度僧的限制。最澄的显扬大戒的思想与鉴真的戒律东传密不可分。最澄的师祖是唐朝僧人道璇，以戒行绝伦著称，曾注《菩萨戒经》三卷^[37]，通过弟子行表（即最澄本师）对于最澄影响最为重要。最澄最早接触鉴真的大乘戒在其年轻时代，他曾云自己所习的天台章疏都是鉴真传入日本的：

写取《圆顿止观》、《法华玄义》并《法华文句疏》、《四教义》、《维摩疏》等，此是故大唐鉴真和上将来也，适得此典，精勤披阅。^[38]

并且最澄还与鉴真和上弟子道忠有着密切关系，道忠是最澄抄经事业的重要赞助人：

又有东国化主道忠禅师者，是此大唐鉴真和上持戒第一弟子也，传法利生，常自为事知识远志，助写大小经律论二千余卷。^[39]

最澄对于戒律最重《梵网经》，他所提倡的大乘戒，反对小乘戒。两者的差别在于所持戒律不同，“凡佛戒有二，一者大乘大僧戒，制十重四十八轻戒以为大僧戒；二者小乘大僧戒，制二百五十戒以为大僧戒”^[40]。十重四十八轻戒即《梵网经》所说的菩萨戒。《显戒论》云：“自今已后，不受声闻利益，永乖小乘之威仪，即自誓愿弃舍二百五十戒也。”南都僧纲对此提出“大乘戒传来久矣，大唐高德、此土名僧，相寻传授，至今不绝”，而最澄反驳云“梵网之戒虽先代传，此间受人未解圆意，所以用声闻律仪同梵网威仪”^[41]。

最澄的判教思想非常明确，他不仅针对南都六宗的戒律，而且也针对他们的佛学思想，认为日本当时主流宗派，无论三论宗、法相宗，都是以论为本，而天台宗是以经为本，经是佛所说，是本源，论是菩萨所造，是支脉，修习佛法当以经为主，不当本末倒置。他还在向天皇提出应当派遣还学僧前往大唐学习天台宗的上表中说道：

此国现传三论与法相二家，以论为宗，不为经宗也。三论家者，龙猛菩萨所造《中观》等论为宗，以引一切经文成于自宗论，屈与经之义，随于论之旨。又法相家者，世亲菩萨所造《唯识》等论为宗，是引一切经文成于自宗义，折于经之文，随于论之旨。天台独斥论宗，特立经宗，论者此经末，经者此论本，舍本随末，犹背上向下也，舍经随论，如舍根取叶。^[42]

为了还本溯源，最澄《显戒论》将玄奘《大唐西域记》所记诸国分作三种，即：“一向大乘寺，初修业菩萨所住寺；一向小乘寺，一向小乘律师所住寺；大小兼行寺，久修业菩萨所住寺。”^[43]并且有系统地摘抄了《大唐西域记》关于各国的国名、国都城市规模，僧人人数，所学戒律类型等内容。我们可以将《大唐西域记》与最澄的引用试加对比，《大唐西域记》卷一“迦毕试国”总述云：

迦毕试国，周四千余里，北背雪山，三陲黑岭。国大都城周十余里。宜谷、麦、多果、木，出善马、郁金香。异方奇货，多聚此国。气序风寒，人性暴犷，言辞鄙亵，婚姻杂乱。文字大同睹货逻国。习俗、语言、风教颇异。服用毛□，衣兼皮褐。货用金钱、银钱及小铜钱，规矩模样异于诸国。王，窣利种也，有智略，性勇烈，威慑邻境，统十余国。爱育百姓，敬崇三宝，岁造丈八尺银佛像，兼设无遮大会，周给贫窭，惠施鳏寡。伽蓝百余所，僧徒六千余人，并多习学大乘法教。窣堵波、僧伽蓝崇高弘敞，广博严净。天祠数十所，异道千余人，或露形，或涂灰，连络髑髅，以为冠鬘。^[44]

对比《显戒论》卷上摘引云：

迦毕试国，周四千余里。国大都城，周十余里。伽蓝百余所，僧徒六千余人，并多习学大乘法教。^[45]

两相比较，我们发现《显戒论》只是在《大唐西域记》原文基础上摘选所需内容，并未改动任何文字。《大唐西域记》本书是按照玄奘求法路程记录各国情况的，而最澄是依据大乘寺、小乘寺和大小兼行寺三类加以重编，特别各国突出了戒律行用的特征。南都僧统护命等人《大日本国六统表》云：“玄奘、义净，久经西域，所闻所见，具传汉地。”最澄对此加以反驳：“玄奘、义净，各造记传，大小别学，具载两传，但披传文，不案传义。噫，埋玉之叹，岂可得免也。”^[46]最澄《显戒论》如此摘抄的体例确实凸显了区别印度和西域地区行用大小乘戒律的特征，揭示了《大唐西域记》的深意。联系上文提及的南都僧统护命曾撰作《慈恩传解节记》，也是与玄奘西域求法相关的著作，争论双方具有大致相同的知识背景，这一现象颇为值得吟味。

最澄撰述《显戒论》以显扬大戒为目的，介绍印度和中国的僧团和戒律制度，利用《大唐西域记》、《南海寄归内法传》为证据。他改革僧团戒律，对抗南都六宗寺院的腐败，同时也配合桓武天皇对僧团的整肃。最初，最澄在比叡山开创一乘止观院，争取到年度度者有天台宗僧人二名的权益，但是在南都七大寺所度的天台僧人分配住在南都七大寺，流散四处，不能保证在最澄指导下修习天台经典，进而形成宗派，于是最澄又争取在一乘止观院建立戒坛，由最澄按照大乘戒度僧的权利，并制定了详细的教学制度，见于山家学生式（八条式、六条式、四条式）。争取建立独立戒坛相关文献由最澄最为看重的弟子光定提交给嵯峨天皇，南都六宗提出强烈的反对，针对这些反对意见，最澄撰述了《显戒论》，诸条反驳了南都六宗的批评意见，以期占据佛教教理的制高点，争得大乘戒的优势地位以及一乘止观院建立戒坛的权益。虽然为此目标做出了极大的努力，然而在最澄有生之年始终未能得到嵯峨天皇的敕许。最澄圆寂的次年，这一目标才在最澄弟子光定、义真的继续争取下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