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日本纪》卷一云：

〔文武天皇四年（700）〕三月乙未，道照和尚物化……初孝德天皇白雉四年（653）遣使入唐，适遇玄奘三藏，师受业焉。三藏特爱，令住同房……后随使归朝（日本），临诀，三藏以所持舍利、经论咸授和尚，而曰：“人能弘道，今以斯文付属。”^[8]

凝然《三国佛法传通缘起》卷中云：

道昭和尚越海往唐，遇玄奘三藏学法相宗，即当唐朝第三主高宗皇帝永徽四年癸丑，玄奘三藏年五十一，慈恩大师龄二十二。道昭与三藏宿在同房，与慈恩同学，久在门下，受学积年，提诱殷勤，特传观门。于后归朝，即弘所传三藏新翻经论诸典，创传日域，即其人焉。^[9]

高田据此推测道昭将玄奘《大唐西域记》传入日本^[10]。玄奘《大唐西域记》不见存世的日本入唐求法目录，显然是在空海入唐之前早已传入日本，且在奈良朝已经广为流传，所以后来的求法僧不再传写，故不见于求法目录^[11]。在日本僧人平祚编纂的《法相宗章疏》中，《大唐西域记》归入“大唐祖师所造”一类。在永超集录的《东域传灯目录》中，与玄奘《大唐西域记》同时著录的还有《西域传音义》一卷、《西域记私记音义》、《慈恩传解节记》四卷（护命）、同记三卷（不知谁作，贞隆书）、同勘合一卷等书。这些与《大唐西域记》相关的著作有些是日本僧人所作，例如《慈恩传解节记》即与最澄同时代的僧统护命所撰，值得重视，可以用于考察日本僧人接受《大唐西域记》的诸问题。

《大唐西域记》最初由法相宗僧人传入日本，在弘传法相宗的奈良七大寺及各地国分寺中流传，到了奈良朝末期至平安朝初期，关注《大唐西域记》及相关西域行记者又加入了修习唐密的僧人。学习唐密较早的日本入唐求法僧有唐开元年间追随善无畏的道慈，“道慈在唐十八年间普学大唐所有诸宗。善无畏三藏开元四年丙辰来唐，道慈在唐具经三年，其间道慈随善无畏习学真言。”^[12]其后空海、最澄、圆珍、圆仁等入唐求法僧都曾学习唐密，尤以空海造诣最深。

空海、最澄在入唐之前都熟读《大唐西域记》，关于空海的阅读经历已见于小野胜年的研究，兹不赘述^[13]。最澄在入唐求法之前已经读过《大唐西域记》，当延历二十四年桓武天皇派遣最澄为求法僧前往大唐时，他向天皇提出增派自己的弟子义真为译语人。关于此次行程的分析，他是以玄奘为比较对象的。其《请求法译语表》云：

最澄闻：秦国罗什，度流沙而求法，唐朝玄奘，逾葱岭以寻师，并皆不限年数，得业为期，是以习方言于西域，传法藏于东土。^[14]

而最澄遣唐的任务则与玄奘不同，期限较短，而且不便借用遣唐使团配备的官方译语人，所以特别提出偕自己的弟子义真为译语人，兼学天台教法，这个建议为桓武天皇所允。通过上表所及的“玄奘逾葱岭而寻师”；“不限年数，得业为期”；“习方言于西域，传法藏于东土”；可知最澄熟稔玄奘西域求法史事，并且将自己的入唐求法事业与之相提并论。最澄入唐求法大概是以玄奘西域求法为榜样的，并且受到玄奘事迹的鼓舞。

最澄早期阅读玄奘《大唐西域记》的经历可以与其所在寺院联系起来。最澄在近江国分寺出家，在东大寺受戒，后住大安寺，最澄同往大唐求法的弟子义真原本也是奈良大安寺僧人^[15]。南都六宗七大寺中，元兴寺和兴福寺是弘传法相宗最为重要的两座寺庙。此外，东大寺、大安寺、药师寺、西大寺、法隆寺等寺都兼传法相宗^[16]。《三国佛法传通缘起》卷中云：“东大寺本愿良辨僧正者，虽建东大寺专弘华严宗，而元随义渊僧正学法相宗，故东大寺兼弘法相。良辨弟子或有华严法相兼学，如安宽律师、标琼律师、镜忍律师等。或有唯华严宗，如良兴小僧都、良慧大僧都、永兴律师等。三修律师、平仁已讲、明一大德、义济已讲、法藏僧都、圆艺已讲等，并是东大寺法相宗也。”^[17]大安寺亦兼弘法相宗：“道慈律师入唐学法归朝之时，最初讲慈恩七卷章。自尔已来法相余风大扇彼寺。”^[18]所谓彼寺，就是大安寺。《三国佛法传通缘起》卷中云：“道慈第四十二代圣主文武天皇御宇大宝元年辛丑越海入唐，总传六宗，三论为本。在唐学法一十八年，第四十四代元正天皇御宇养老二年戊午道慈归朝。此年迁都于奈良经十一年，道慈于唐赉西明寺图样而来，即奉敕诏迁古京本大安寺于奈良京，任西明寺图样华构周备，即于彼寺弘在唐所学宗三论为本，兼弘法相真言等宗。”^[19]奈良朝修习法相宗的僧人，大多是要读《大唐西域记》的，在《大唐内典录》中，玄奘所译诸经之末就是《大唐西域记》，可见此书与法相的弘法事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这种关联当然也随着法相宗的东传来到日本。

东大寺有奈良朝天平至天平胜宝年间传写和出借《大唐西域记》的记录，见于正仓院文书，且往往与《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或法相宗重要经论同时缮写。早在奈良时代日本就有缮写一切经分发至各地国分寺的制度，而写经所就设在奈良东大寺。最澄出家的近江国分寺距奈良不远，故其寺必有非常完整的一切经，当然包括入藏的《大唐西域记》。值得注意的是，《大唐西域记》在《大唐内典录》中的书名记作《大唐西域传》，当时依据《内典录》缮写的诸经藏中，一定沿用这个书名。在最澄《显戒论》中引用此书即作《大唐西域传》而非《大唐西域记》^[20]，或许可以说明最澄所用之本是最早依照《大唐内典录》缮写的经本。道宣编纂《大唐内典录》是以西明寺经藏所藏经典为基础的，此寺又曾是玄奘译场，所以最澄所读极有可能是日本传写自西明寺经藏的文本^[21]。延历（782—806）中，最澄发愿为比叡山一乘止观院缮写一切经，得到南都七大寺的支持，尤其是鉴真弟子道忠的支持，最后完成了二千余卷的规模，大约为《开元释教录》经卷数量的一半左右，其中包括“贤圣集”，推测其中亦当有《大唐西域记》^[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