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入唐求法僧，亲炙于玄奘及其弟子，带回《大唐西域记》，见诸中日史籍。学界比较重视日本完整流传的写本、刻本，但是对于日本僧人引用《大唐西域记》及类似西域求法行记的研究尚不多见。本人拟从最澄所著《显戒论》引用的《大唐西域记》入手，分析日本僧人对于此书的阅读与认知，对比日唐两国知识体系中的《大唐西域记》及其功能的差异，并进一步关注日本佛教史上的西域观与印度佛教观。

与本题相关的前期研究中，小野胜年关于空海与西域行记的系列研究给笔者极大启发^[1]，他从佛教文献学和历史学的角度对于空海搜集的西域行记做了系统的梳理，并对这些西域行记在空海求法和弘法事业的意义作了阐发，这启发笔者以同样理路看待最澄《显戒论》及其引用的《大唐西域记》。相关研究还有松崎恵水《弘法大师空海在长安》，此文梳理了空海在长安期间与西域罽宾国僧人般若三藏等人的交往，尤其是获赠的新译佛经和梵文原典^[2]。高田时雄《日本的大唐西域记》为读者廓清了日本《大唐西域记》的流传史^[3]。大野达之助系统地研究了最澄与南都六宗争取建立大乘戒坛权利的历史过程，尤其是《显戒论》在这一论辩中的意义^[4]。与之相关研究还有田村晃祐、高佐轩长、阿部龙一等^[5]。关于最澄、空海与天皇的关系，最为重要的研究是渡辺三男《嵯峨天皇与最澄·空海》^[6]，启发笔者从日本政教关系史的角度看待最澄、空海弘法事业的策略与人际关系网络问题。关于西域敦煌出土的《大唐西域记》及相关行记，中外学者已有非常丰厚的研究成果。荣新江指出丝绸之路上出土的《大唐西域记》主要是旅行指南性质的摘抄本，这是对于此类行记写本功能研究的最佳指南^[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