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结　语

关于高夫人出资抄写的为哪部佛经，写经题记中并无明确写明，但根据录文第五行“故咸割资财用写放”几字，该经应为西晋时无叉罗所译《放光般若经》，共计20卷90品。笔者根据题记录文第一行“合六品一校竟”几字，与《大正藏》、《中华大藏经》中收录的《放光般若经》进行了逐卷比对，符合六品一卷这一条件的只有该经第七卷。《放光般若经》系统阐述了般若学的基本思想，如性空、诸法如幻、诸法皆假名、方便、二谛、法性等思想，这些思想对人们理解般若学有着重要影响。该经部头较大，高夫人出资令人抄写，从侧面也可证明其财力雄厚，地位不凡。孟宪实、姚崇新在讨论和氏伯姬写经题记时根据其使用义和年号，且“愿国祚永隆”，认为和伯姬属于义和政权支持者无疑。而结合上面分析，高夫人写经题记中也使用相同用语，由此推测高夫人可能应该是在义和政变到重光复辟中的既得利益者高宝的夫人，因其在重光复辟中因功升迁。在延寿年间麹文泰不断加强中央集权，重视个人名分的提高，诸如强调“王”的名号而改母妻名号，称臣制引入到官文书，自比中原皇帝等等^[25]。该经写于延寿二年，此时的高宝夫人完全有资格在写经中自称夫人，其在写经时使用“愿国祚永隆”，应该是有向当权者表达忠心的意味在其中。

【注释】

[1]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4—8世纪高昌佛教史研究”（18CZS013）。

[2]在《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中也刊布有一件《大般涅槃经》卷首的残片，两件残片对比文字书写有很大相似之处，图版参见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下，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245页。

[3][日]藤枝晃撰、刘祎译《吐鲁番出土汉文佛经写本的最早类型》，《吐鲁番学研究》2018年第1期，138页。

[4]《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中刊布了一件《大般涅槃经》残片，通过两件文书字体对比当属同时代的写本。图版同注释1，244页。

[5]图版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学研究院、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典籍》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206页。

[6]彭杰《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文书相关问题研究——以1980—1981年出土文书为中心》，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173页。

[7]图版参见上海图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50页。

[8]池田温先生的《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中刊布了麹氏高昌国时期的写经有二十多件，有高昌王麹乾固及麹文泰女儿的写经题记，这些写经题记的内容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如“稽首归命常住三宝”，是这一时期写经中出现频次很高的用语。详见[日]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东洋文化研究所丛刊第11辑），东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1990年，143、146、151、152、153、183页。

[9]仇鹿鸣《“攀附先世”与“冒伪士籍”——以渤海高氏为中心的研究》，《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60—74页。

[10]孟宪实、姚崇新《从“义和政变”到“延寿改制”——麹氏高昌晚期政治史探微》，《敦煌吐鲁番研究》第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66页。

[11]孟宪实、姚崇新《从“义和政变”到“延寿改制”——麹氏高昌晚期政治史探微》，《敦煌吐鲁番研究》第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66页。

[12]侯灿、吴美琳《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上册，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23、45、51、56页。

[13]本文关于《高昌绾曹郎中麹斌造寺铭》论文参照的是日本学者池田温的录文，池田温著、谢重光译《高昌三碑略考》，《敦煌学辑刊》1988年第1、2期，152、153、154页。

[14]吴震《麹氏高昌国史索隐——从张雄夫妇墓志谈起》，《文物》1981年第1期，38—40页。

[15]《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上册，59页。

[16]宋晓梅《麹氏高昌张氏之仕宦——张氏家族研究之一》，《西北民族研究》1991年第2期，201页。

[17]同上，200—203页。

[18]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贰]（图文本），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1—4页。

[19]同上，141页。

[20]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壹]（图文本），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315页。

[21]孟宪实《论高昌国的下行文书——符》，《西域研究》2004年第2期，17—26页。

[22]柳洪亮《新出吐鲁番出土文书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54页。

[23]孟宪实、姚崇新《从“义和政变”到“延寿改制”——麹氏高昌晚期政治史探微》，168页。作者检出的高某、高宝分别见于《高昌义和三年（616）屯田条列得水讁麦斛斗奏行文书》、《高昌义和六年（619）伯延等传付麦、粟条》，见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388、355—377页。孟、姚二氏认为高某、高宝为当时高昌门下系统的官吏。

[24]《吐鲁番出土文书》[贰]，422、423页。

[25]孟宪实、姚崇新《从“义和政变”到“延寿改制”——麹氏高昌晚期政治史探微》，1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