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文书中颇具研究旨趣的当属施经题记（K35前过道—2，见图版一），笔者定名为“高夫人写经题记”。为便于研究，根据文书现录文如下：

该件文书从书法风格判断是由隶书向楷书过度时期，当属麹氏高昌国时期文书。录文中的“乙酉岁”中的“乙”字根据其残存笔划推断而来，通过检索在高昌国时期符合乙酉岁条件的纪年有三个，分别为麹嘉当政的承平四年（505）、麹乾固当政的延昌五年（565）、麹文泰当政的延寿二年（625）。该件文书与上海图书馆藏吐鲁番所出《妙法莲华经》卷六卷末所书的和伯姬写经题记在书写格式及书法风格上有极大的相似之处（参见图版2）^[7]，“和氏伯姬写经题记” 有明确纪年，为义和五年（618），两件文书在行文格式上基本一致，此外“高夫人写经题记”还与麹氏高昌时期的其他写经题记有着共通之处^[8]，通过与以上这些文书的比较，关于高夫人写经题记的年代笔者更倾向于延寿二年。

写经题记中写有高夫人，高姓为古代高昌大姓，关于高氏其郡望来源，吐鲁番所出的《高昌绾曹郎中麹斌造寺铭》及《唐建中三年高耀墓志铭》中都记载其为渤海高氏。渤海高氏为魏晋隋唐之际的显赫大族，古代高昌的高氏明显是攀附、冒伪^[9]。从河西走廊出土的汉简中我们看到了许多有关高姓的记载，其来源应是秦汉时期中原征发到河西一带的边塞士卒，经过几百年的发展，逐渐的在河西地区的安定、敦煌、张掖等地成长为世家大族。因此高昌的高氏应该同当时高昌的其他大族如麹氏、张氏、索氏等都是出自河西，因其家族地位较高在迁入高昌后与这些大族之间保持有密切的姻亲关系，享有较高的政治地位，这一点同和伯姬写经题记一样，文中的 “愿国祚永隆”就是最好的证明。孟宪实、姚崇新教授在《从“义和政变”到延寿改制—麹氏高昌晚期政治史探微》一文，根据义和年号与“愿国祚永隆”等信息，认为和伯姬属义和政变的支持者，而“夫人”这一称呼则表明了和氏身份不凡^[10]。虽然二位夫人身份高低无法判断，但高夫人亦有相当的政治背景当毋庸置疑。

孟宪实、姚崇新二位教授文中利用吐鲁番出土的考古资料对高昌的命妇制进行了探讨，认为古代高昌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妇人称夫人者，依汉晋以来的命妇制，只能是高昌王夫人有此资格。吐鲁番出土文书中保存的高昌命妇制资料，皆重光以后^[11]。但从吐鲁番出土六世纪中期的墓志来看，当时已经有大姓妇人称为夫人，如《高昌章和七年（537）张归宗夫人索氏墓表》、《高昌永平二年（550）画承夫人张氏墓表》、《高昌和平（552）氾昭和及夫人张氏墓表》、《高昌建昌元年（555）赵荣宗夫人韩氏墓表》等^[12]，都使用了夫人这一称呼。从以上墓志反映的情况来看，当时能够使用夫人这一称号的皆是高昌世家大族或为一定品阶官员的妻子，且去世时年龄都在50岁以上，画承夫人张氏去世时79岁，氾昭和夫人张氏去世时62岁，赵荣宗夫人韩氏去世时67岁。这一时期世家大族使用夫人这一称呼似乎表明当时这些世家大族与高昌王室麹氏家族地位相差不大，世家大族使用夫人这一称呼可能是对夫人称呼的一种僭越，而高昌王室也似乎默许了这种行为。

图版1　高夫人写经题记

图版2　和氏伯姬写经题记

笔者认为该件文书的书写年代为延寿二年，结合高氏家族在麹氏高昌时期仕途及婚姻的相关史料可以对高夫人及文书抄写的背景做进一步的探讨。根据《高昌绾曹郎中麹斌造寺铭》^[13]书写时间推断麹斌母亲高氏嫁给其父亲麹仁在麹氏高昌初期，这表明在麹氏高昌初期高氏一族就已经与当时高昌的王室麹氏联姻。根据刻在碑文上的麹斌的履历来看，麹斌是当时高昌王的从弟，十九岁就已拜威远将军横截县令，转折冲将军新兴县令，因防御突厥及亲赴突厥与之成功的缔结了同盟关系，因功进振武将军民部长史，因其去世时间较早，绾曹郎中的官职应该为追授的赠官。其父麹仁也担任过绾曹郎中，该官职在高昌是仅次于高昌令尹的第二等级，能够与王室成员结为姻亲高氏家族的地位可想而知。

阿斯塔那114号墓出土了两方墓志分别是《永平二年（550）张武忠妻高氏墓表》、《高昌延和六年（607）张氏（武）忠墓志》，在阿斯塔那552号墓又出土了《高昌建昌二年（556）务忠妻高氏墓表》，经考证这三方墓志中的张武忠、张氏忠及务忠应为同一人，就是在麹伯雅、麹文泰时期的权贵张雄的祖父^[14]。

张武忠的两位高姓妻子去世前后相差六年，但张武忠已经由一介白丁担任侍郎^[15]，该官职一般都是由世家大族子弟出任，为国王的侍卫近臣，由前后相差六年其已经出任侍郎一职，当时张武忠的年龄应在二十多岁^[16]。根据吐鲁番家族墓地埋葬的一般规律来看，埋葬位置越靠后，家族辈分越高这一规律来看，张武忠应该是这个家族辈分最长者，比较张氏与高氏，麹氏与高氏的姻亲关系由此可以得知，在高昌初期高氏的政治地位应该高于张氏家族。这一点从《高昌新兴令麹斌芝造寺施入记》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在施入记所列的官员中张姓仅有一位，且是级别很低的通事令史，远不如高氏得到重用。可见在麹氏高昌初期张氏家族虽然被授予了很高的荣誉，但实际上是被抑制的对象^[17]。

阿斯塔那84号墓出土有《高昌延昌十四年（574）都官条列入官臧钱文书奏》^[18]，该组文书宋晓梅曾经专门进行过拼合研究，拼合后的文书末尾签署的官员名单中有关于高氏人物任职的记载。此文书的背面有麹暄的签署，结合《高昌绾曹郎中麹斌造寺铭》的撰刻时间延昌十五年（575），比此文书仅仅迟一年，且二者官职相同，所以此文书与碑刻中的麹暄应为同一人，文书拼合后高某的职官残缺，宋晓梅将其补充为门下校郎，这也符合当时高昌国设有两名门下校郎的规定。阿斯塔那152号墓出土文书《高昌延昌十七年（577）史天济求买田辞》^[19]中文书末尾有门下校郎高庆的签署，很有可能就是高某。阿斯塔那520号墓出土文书《高昌付官、将、兵人粮食帐》^[20]中有高阿提的相关记载，孟宪实教授曾对其进行过研究认为该件文书应该书写于580年之后不久，高阿提担任的是传达上令的传令官^[21]。

柳洪亮著《新出吐鲁番出土文书及其研究》一书中收录了阿斯塔那386号墓所出文书《高昌延昌年间某部凭近行马驴残奏》中有门下系统官员高轩斌的记载^[22]。

高氏家族在麹氏高昌时期的地位也是不断变化的，这一点从《高昌新兴令麹斌芝造寺施入记》及上述的出土文书中能够清晰看出高氏一族的政治地位到“义和政变”前是呈现出一个不断下降的趋势。在高昌张雄家族的墓地中就出土有《高昌延和六年（607）张沂子妻高氏墓表》、《高昌延寿十五年张银子妻高台晕墓表》，从墓表的记载来看张沂子应该没有官职，为普通百姓，可能为张雄家族的旁支，这似乎表明高氏在“义和政变”前后已经与当时的麹氏或张氏中的重要家族的联姻中排除，这应该与张雄家族与王室世为姻亲有着重要关系。

到义和时期，高氏地位又有了明显的改善。孟宪实、姚崇新教授在研究中将义和年间的文书中所见的官员括检出来，发现其中有高某与高宝两人^[23]。高宝名字在阿斯塔那155号墓出土文书《高昌重光二年（621）正月张相憙入俗剂远行马钱条记》、《高昌重光四年（623）四月张相憙入俗剂远行马钱条记》^[24]，后件文书记载高宝为参军，参军是当时高昌中央行政系统、中央中兵系统，以及“重光复辟”后东宫中均有设置，只是不知高宝是担任哪一种参军，但从其在义和政权中担任门下校郎，到重光年间出任参军，其职官不降反升，这似乎表明高宝在重光复辟的过程中应该参与其中，并立有功劳，因此得以升迁。而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记载关于重光复辟前后这一时期，高氏一族中在仕途上较有作为的目前只发现高宝一人，推测高夫人可能为高宝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