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版图录

1.简牍图录

简牍的出土始于20世纪初叶，迄今为止简牍的出土地点主要可分为遗址、墓葬和古井这三类。丝绸之路沿线的简牍主要出土于西北各地的古代遗址中，涵括的地域有甘肃、内蒙、新疆等省份，可分为甘肃天水放马滩秦简、敦煌马圈湾汉简、敦煌悬泉置汉简、玉门花海西汉简、武威磨嘴子汉简、武威旱滩坡东汉简、永昌水泉子汉简、甘肃和内蒙古出土的居延汉简（居延旧简）、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燧）、额济纳汉简（第三批居延简）、新疆尼雅遗址简牍、楼兰遗址简牍等^[5]。

和敦煌等地出土的简牍有关的中国早期出版物可追溯至罗振玉、王国维合撰的《流沙坠简》一书^[6]，此书分三册，收录英籍考古学家斯坦因在中国发掘的敦煌汉简、罗布泊汉晋简牍及少量纸片、帛书等，共计588枚（件），书中所用材料出自法国汉学家沙畹著作中的照片。此书按简牍内容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小学术数方技书，涉及《苍颉》、《急就》、《力牧》、《历谱》、《算术》、《阴阳》、《占术》、《相马经》、《兽医方》等多种典籍；第二类是屯戍丛残，按内容又可分为簿书、烽燧、戍役、廪给、器物、杂事等六项；第三类是简牍遗文，汇集各式书信。第一、三类由罗振玉完成，第二类由王国维撰著，除释文和考释以外，王国维还撰有长序进行论述考证^[7]。此书被视为中国近代简牍学研究的开山之作，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从书法研究的角度刊布的图录，已有著作进行回顾，主要情况如下：

日本出版的相关图录有：《书道全集》第3册于1931年刊布《汉晋木简真迹》与石田干之助的《西域发现的汉晋木简》；《书苑》第3卷第4号于1939年刊登藤原楚水《图解书道史——流沙坠简的文字》；《书品》68于1956年刊布松井如流《木简の书法》；平凡社于1958年刊布神田喜一郎《书道全集2·中国汉》；二玄社《书迹名品丛刊》于1963年与1966年分两次刊布伏见冲敬《汉晋木简残纸集》；墨美社于1967年刊布森田子龙《木简集英》上、下两卷；书艺文化新社于1970年刊布饭岛稻太郎《西域出土木简》，并将图版进行了放大；飞云会于1971年刊布该会30周年纪念会刊《简牍精粹》；赤井清美编《汉简》第10卷《书道资料集成》第1期于1974年刊布《敦煌、楼兰汉简（并解说）》（1）、（2）；玄美社于1977年刊布宇野雪村《简牍菁英》；同朋舍于1990年刊布大庭修《大英图书馆藏敦煌汉简》^[8]。

中国出版的图录有：1931年上海有正书局出版张凤《汉晋西陲木简汇编》初编和二编，这一年《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第7期刊登了《汉晋时代之木简》，其中附有简牍照片；商务印书馆于1948年出版夏鼐《新获之敦煌汉简》，此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9本，后于1961年收入《考古学专刊》甲种第4号《考古学论文集》，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甘肃人民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徐祖蕃《汉简书法选》；1983—1986年出版中华五千年文物集刊编辑委员会吴昌廉等编《中华五千年文物集刊简牍篇》第1—3卷；人民美术出版社于1987年12月出版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美术全集·书法篆刻1·商周至秦汉书法》；《中国书法》于1992年第2期刊登马啸《新出土悬泉汉简》文章，附有图版；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马建华、赵吴城《敦煌汉简书法精选》；《美术之友》于1997年第1期刊登刘云石《汉字书法的珍贵史料——〈敦煌汉简书法精选〉》；荣宝斋出版社于1997年10月出版刘正成主编《中国书法全集》第5、6卷沃兴华编《秦汉简牍帛书》1、2辑^[9]。

上述材料收录的简牍图录并不全面，且侧重在书法图录，过于单一。随着简牍的不断出土，近些年多家出版社以集成或系列的形式刊布了大部头的图录。下文进行补充，以甘肃、内蒙、新疆的出土简牍为主。

《中国古代简牍综览》为日本二玄社出版的《中国古代简牍のすペて》中文版。全书用400余幅精美图片，按省份和地域详细的梳理了新中国建立至2012年出土的重要竹简的具体情况，包括竹简的尺寸、数量、内容、考释；发掘情况、保存情况、相关图书的著录和出版等。全书按地域分为六个章节：1.甘肃、内蒙古、新疆；2.湖北、河南；3.湖南；4.江苏、安徽；5.山东、河北、四川、陕西、江西、广东、广西；6.附：大学及博物馆新收藏简牍，包括上海博物馆楚简、清华大学战国竹简、北京大学前汉简、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秦简、香港中文大学简牍、斯坦因未刊简牍。最重要的是，大部分简牍现在都已装瓶或夹玻璃片保存，已经无法再拍摄到其整体原貌。而本书的竹简图片都是发掘之初，二玄社前往简牍出土地点实地拍摄的高清照片，具有非常珍贵的史料价值^[10]。书后专列《古代的毛笔》一节，以表格的形式整理了考古发现的毛笔17杆，每杆笔都配有清晰的图片。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汉简甲编》，科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汉简：甲乙编》（上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

劳榦《居延汉简图版之部》，台湾“中研院”史语所专刊21，1992年出版。《居延汉简壹～肆》，台湾“中研院”史语所专刊109，2014—2017年出版。此书为“中研院”史语所简牍整理小组利用红外线扫描仪制作高分辨率的数字影像，重新出版所藏一万三千余枚的居延汉简及其他文物。全部五册将在近期出版完成。图版及释文为全书的主体，依简号顺序编排，其后为简牍文物形制及出土地数据表，提供图版及释文之外的信息。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燧》，文物出版社1990年出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中华书局1994年出版。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汉简》（上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出版。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天水放马滩秦简》，中华书局2009年出版。本书以图文结合的形式，完整发表1986年在甘肃省天水市北道区党川乡放马滩一号秦墓出土的全部简牍，并在考古发掘报告部分收录与此同时发现的十四座秦汉墓的文物资料。本书将出土文献与考古资料融为一体，是书法史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2013年后为甘肃简牍博物馆）著《肩水金关汉简》（壹至伍），中西书局2011—2016年出版。肩水金关汉简是1972—1974年间由居延考古队在居延汉代遗址考古发掘出土的，主要为文书类、册简类和历书类汉简，共约11000枚。全书收录肩水金关遗址出土的全部汉简的图片和释文，包括简牍的彩色原大图版、红外照片以及简牍释文等。

中国简牍集成编辑委员会与初师宾共同主编的《中国简牍集成》20册，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2005年出版。分两编，第1编共12册，其中第3—4册为甘肃省卷；第5—8册为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卷，居延汉简1—4册；第9—12册为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卷，居延新简1—4册；第2编共8册，第20册包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简牍。

马建华著《河西简牍》，重庆出版社2003年出版。本书向读者展示了秦简、西汉简、新莽简、东汉简、十六国简的精华部分。

《中国简牍书法系列》，重庆出版社2008年出版。其中包括《甘肃敦煌汉简》4册、《甘肃金塔汉简》、《甘肃天水秦简》、《甘肃武威汉简》、《内蒙古居延汉简》4册等内容。这套书系反映了中国文字和书法在秦至两汉魏晋这个大变革时期的生动面貌，展现了中国文字和书法的衍变脉络和发展线索。该套丛书为8开全彩版印刷，每页均附释文。

张德芳、林涛主编《敦煌马圈湾汉简墨迹精选》，甘肃文化出版社2017年出版。本书精选敦煌马圈湾汉简中字迹清晰、书法上乘的汉简近三百余枚，原大和放大并置，全彩编排，辅以释文，并对若干生僻、特殊语词予以简要注解。

张德芳、王立翔主编《敦煌马圈湾汉简书法》和《肩水金关汉简书法》，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2018年出版。这两种属于“简帛书法大系”，前者精选马圈湾出土汉简的书法精品，局部放大，并附释文。而肩水金关汉简包括了大量的出入关文书和军事屯戍的记载，还有大量涉及当时西北边地的内容，是研究两汉西部边疆的第一手资料。从书法艺术上讲，简牍文字跨越数百年，其中包含的各类书体如小篆、古隶、八分、隶草、章草、今草等等，是研究汉字演变和书法史的实物资料。《肩水金关汉简书法》四册，精选各类书体的肩水金关汉简约三百支，可供书法爱好者临摹。

上述均为以公布资料为目的的大型图录，也有为书法爱好者提供临摹范本的图集。此外，和简牍相关的编年、集释、校释等内容的著作为文字书法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笔者也将这些著述罗列于下：

吴礽骧、李永良、马建华释校，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汉简释文》，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本书收集敦煌汉简2484枚，并加以释校，后面还附有发掘报告和索引表。

饶宗颐、李均明著《敦煌汉简编年考证》，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年出版。本书是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汉简》为底本所作的考订，是编年体简牍史料集，收录敦煌出土的两汉简牍中能确定具体年代或年代范围的简文共五百余例，按年代早晚次序排列。年号简上限为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下限为汉桓帝永兴元年（153）。

胡平生、张德芳著《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出版。敦煌悬泉遗址，共出土了各类文物七万余件，其中最重要的有二万多枚汉代简牍、十份帛书、十张纸文书以及一幅墙壁题记等两汉文书。此后，郝树声、张德芳所著《悬泉汉简研究》由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年出版，内容包括悬泉汉简与悬泉置、纪年与时称、河西地理略考、交通与民族、西域与中外关系等。

白军鹏著《敦煌汉简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出版。本书是自《敦煌汉简》及《中国简牍集成·甘肃卷》出版后在“敦煌汉简”释文整理方面的又一次集成之作。在简文搜集方面，对前面两书之后所发现的已公布之“敦煌汉简”尽量搜集收录，也包括几年前刚刚公布的斯坦因二探（也可能包括三探）所发现的削衣，对其中可以再整理的部分进行了联缀与重新校订。在简文校订方面，本书参考了沙畹、罗振玉、王国维、劳榦、大庭修、鲁惟一、裘锡圭、李均明、胡平生、张德芳等学者的成果，结合图版及辞例对每一条简文做重新的校订，新释及改释近两百处。书后附有“敦煌汉简”出土情况等对照表，对前人的疏漏处进行了校补。

另外重要的出版物还有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甘肃秦汉简牍集释》系列，目前出版的有天水放马滩秦简、敦煌马圈湾汉简和居延新简三个部分的集释。情况如下：

孙占宇著《天水放马滩秦简集释》，甘肃文化出版社2013年出版。本书对1986年出土于甘肃天水放马滩的秦简甲乙种日书（共460枚）进行了深度整理，内容包括图版、说明、释文、校注，是迄今为止国内关于放马滩秦简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书评指出，这部书是迄今关于放马滩秦简的最为深入、全面的整理和研究论著。除了提供了这批简迄今为止最理想的图版外，还做到了三个“最”，一是综核诸说，释文最准确；二是编排联缀，重新分篇，最具学术含量；三是考释最精详^[11]。

张德芳著《敦煌马圈湾汉简集释》，甘肃文化出版社2013年出版。本书主要收录1979年敦煌马圈湾遗址出土全部汉简。全书内容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彩色图片，二是红外线黑白图片，三是释文及相关注释。王子今发表书评指出，本书最突出的成就，是发表了最清晰的红外扫描图版，确如著者所说：“过去很多模糊不清、似是而非、简牍变色污暗和文字笔画轻重难以辨认的地方，在红外图片上即可一目了然。”照相和印制的质量，已经实现了超过目视原简实物的效果^[12]。这无疑为书法史研究者提供了极好的基础条件。

张德芳主编《居延新简集释》，共七本，作者分别为孙占宇、杨眉、李迎春、马智全、肖从礼、张德芳、韩华，甘肃文化出版社2016年出版。本丛书对1972年至1974年在额济纳旗甲渠候官遗址和第四燧出土的八千多枚汉代简牍进行了深度整理，内容包括图版、释文、校释、集解、今按，是迄今为止关于居延新简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此外，关于居延新简还有马怡、张荣强著《居延新简释校》，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年出版。本书依据居延新简的简影图版，以《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中华书局，1994年）的释文为底本，以《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燧》（文物出版社，1990年）、《中国简牍集成·居延新简》（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年）的释文为参校本，对居延甲渠候官（破城子）、甲渠塞第四燧出土的汉简进行释校。著录新简，尽可能完整地反映居延新简的原貌（如形制特征、断简、刻齿、重文、合文、垂笔及各种符号等）；重作释文，并出校记。

以上是对简牍图录及校释、集释出版的回顾，主要以西北出土简牍为中心。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一百多年来西北简牍在出土数量上是大宗，但20世纪70年代以来，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山东、安徽、江苏等地都有简牍出土，已引起广泛关注，也有相关图录出版。这些资料和西北的简牍具有同样重要的价值，为书法史的研究提供了更加丰富多元的视觉材料，也是丝绸之路书法研究不可忽视的内容。

2.写本图录

甘肃、新疆地区特别是敦煌藏经洞发现的纸质文献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公私收藏中，整理、出版工作早已全面展开，如英藏、法藏、俄藏敦煌文献的出版，以及国内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多个省级博物馆藏敦煌文献的出版，等等。这些内容书法界关注度较高，已有的研究著述中多有回顾^[13]，本文不再一一赘述。

笔者在此选择几种对书法史研究而言较为重要的图集加以介绍。其一是《西域考古图谱》。本书将日本大谷探险队在中国西域三次考古所获文物、文书，选出有代表性的内容，分为绘画、雕刻、染织刺绣、古钱、杂品、印度雕刻、佛典及佛典附录、史料、经籍、西域语文书、印本等类，选图500多幅，分两卷进行出版。这本图录由日本国华社于1915年出版，公布了目前已知有纪年的最早的佛经写本——西晋元康六年（296）《诸佛要集经》，因此对我们判断这一写本的可靠性提供了重要的依据^[14]。近年来，属于同一写本的其他残片在旅顺博物馆藏卷中又有发现。此外，这一图录还刊布了东晋咸和三年（328）“李柏文书”和唐建中五年（784）《孔目司帖》。前者是前凉时西域长史李柏所写书信草稿，可辨识的有两件，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古老的纸本书信实物，现存日本京都龙谷大学图书馆，由于对研究行书的发展有重要意义而受到书法界广泛瞩目；后者是有关唐代税收制度的公文书，现收藏于旅顺博物馆，其书法楷书中夹杂着行草而受到书法界关注。

其二是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全四册），收录新疆吐鲁番地区出土唐代文书，共收图版1200余幅。时间起自唐太宗贞观十七年（643），止于唐大历七年（772）。形式有诏令、奏表、府牒、辞状等多种，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15]。这部图录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和人力物力，采集的是黑白图版，清晰度不够，导致释读和拼缀等出现一些问题。吐鲁番文书图录还有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印刷精良，笔者曾在书评中指出此部图录对书法史研究所具有的意义^[16]。

其三是侯灿、杨代欣编著《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全3册）。这部图录主要收集了楼兰出土的简纸文书，它们是研究中西交通史、西域史和丝绸之路文化史的重要历史文献。楼兰汉文简纸文书的使用，正值文字的书写载体由木简向纸质过渡的交替时期，也是今体楷、行、草书体形成时期。因此，这些简纸文书又是研究中国书法史、简牍学和文书学方面不可多得的资料^[17]。

其四是日本学者矶部彰编集《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所藏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上、中、下）^[18]，收录中村不折所藏敦煌、西域文献共228种。此书重要性之一是收录北凉、北魏时期的佛经写本及残片，为魏晋南北朝书法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重要性之二在于书中有43件写本附有题跋129则，为王树楠、赵惟熙、张培恺、成本璞、白坚、孔宪庭等人的题跋。这些题跋为研究敦煌文物的流散、民国文人对敦煌写本的鉴赏及对其价值的认识提供了第一手材料^[19]。此外，日本早年出版的《吐鲁番古写本展》、《西域写经号》等专辑虽都是黑白图版，但由于收录早期写本，研究价值都很高。

3.碑石及其他图录

关于新疆地区出土的碑石等铭刻文字，比较重要的有黄文弼五种著述，分别是《高昌陶集》、《高昌砖集》、《罗布淖尔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其中《高昌砖集》是作者1930年春在吐鲁番考察时搜集的资料，当时他在雅尔湖古墓内发现墓砖百二十余方，本书图文结合，附相关考释^[20]。

侯灿、吴美琳著《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吐鲁番砖志是指在新疆吐鲁番地区近百年中陆续出土的北朝至唐代的墓志文字资料，有些学者把这些砖志称为“高昌墓碑”或“高昌墓志”。20世纪共出土砖志328方，年代上起北凉承平十三年（455），下迄唐建中三年（782），前后长达320多年。这些砖志就其质地而言，并不限于砖，也包括石质的、木质的和泥坯。砖志有墨迹、有刻文。砖志的制作方法，一般都经烧制成正方形或长方形，在其砖面上涂抹一层灰色、黑色、蓝色或粉白色泥衣，然后在上面朱书、白粉书，更多的是墨书，有的是在刻划界格后刻字，在刻字中填朱^[21]。

此外，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编《西域遗珍——新疆历史文献暨古籍保护成果展图录》收录了东汉永和二年（137）《裴岑纪功碑》、东汉永寿四年（158）《刘平国碑》、北凉承平四年（445）《沮渠安周造寺碑》、麹氏高昌国延昌元年（561）《麹斌造寺碑》、唐贞观十四年（640）《姜行本纪功碑》、唐永昌元年（689）《张雄及妻麹氏墓志》、唐长寿三年（694）《张怀寂墓志》、唐开元二十年（732）《阙特勤碑》、唐宪宗元和九年（814）《九姓回鹘可汗碑》等重要的碑石拓本，图片说明为研究性文字。还收录有代表性的写经及典籍写本，书信及习字残片等墨迹材料，为西域书法史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22]。

祁小山、王博编著《丝绸之路·新疆古代文化》，以丝绸之路新疆段的三条路线为脉络，全面介绍了近百年来的考古发掘、调查和研究成果，刊用了1360余幅古城、古墓、精品文物的图片，用中、英、日三种文字对照，讲述了新疆古代多元文化发展的轨迹。本书按地州顺序地毯式铺陈文物图版，和书法相关的重要资料也都收录在内，如苏伯斯坎遗址出土《西厢记》、尼雅遗址汉文木简、高耀墓志、高昌太守沮渠封戴墓表等^[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