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鬘论颂》有一本难胜友所造注释本，为唯一的梵文注释本，梵本不存，藏译本由印度明藏光和西藏译师噶瓦拜则翻译，收藏于德格版、北京版、纳塘版、北京版、卓尼版《丹珠尔》。此注释本没有对《宝鬘论颂》进行逐一注释，而是把重点放在前二品，根据Hahn本中的统计，占总篇幅的77%，因此无法逐一进行比对。然而，如上所述，此注释本和雪版藏译本是由同一个译者翻译，却又有许多不同（参看表2），只能说明其中之一肯定是经过了后人的修改审定。难胜友被认为是9至10世纪的人（Hahn 1982，[15]），其藏译本同本颂译本一样约完成于公元9世纪前期，可以推断难胜友所造的注释本成书时间最晚是在公元9世纪前期，那么他的注释本所参照的底本大概也是同时期的抄本。再看表2上标示的*和#符号，可见西藏梵本与难胜友注释本非常的相近，说明当时难胜友注释本使用的底本与现存西藏梵本之间存在直属关系，或者有可能就是现存梵本。通过以上也可间接证明造成难胜友注释本与雪版译本不同的原因，应该是如同雪板《丹珠尔》所记录的一样，该本是经过了后人的修改审定。为何注释本与德格版译本不同，只能猜测为两者的底本不同，亦或是德格版译本自翻译至刻印期间传抄过程中不断造成误读。

此外，还有一本西藏本土学者嘉操杰（1364—1432）所造《中观宝鬘论释》（dbu ma rin chen'phreng ba'i snying po'i don gsal bar byed pa），约成书于公元14世纪。该注释本不同与难胜友注释本对《宝鬘论颂》每品给出等量注释。笔者对嘉操杰注释本没能进行细读和对比研究，然在范德康教授的《龙树的〈宝鬘论颂〉在西藏的传承》（1990）一文中指出，有迹象表明嘉操杰注释本使用的本颂来自于难胜友注释本的本颂，并进一步探讨其原因应该是当时没有可利用的梵本。这可能是一种原因，另外还可能是嘉操杰使用的底本是现存西藏梵本，因而与难胜友注释本很接近，当然这些论点都需要进一步推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