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保存的《宝鬘论颂》梵本有三件，其中A本和B本保存在尼泊尔加德满都，C本保存在西藏。

A.贝叶本　补其摩拉体^[2]23叶不全（Tucci 1934，1936）^[3]（第5、8—14、22不见）

B.纸质本　天城体9叶不全（NGMPP B 90/13.Diets 1980）

C.贝叶本　兰扎体33叶全（ZX0596-ZB04）^[4]

A本当时收藏在尼泊尔一个叫Maharaja Joodha Sham Shere的私人手中，意大利学者图齐（Giuseppe Tucci）根据这件写本对《宝鬘论颂》第一品的1—77颂，第二品的1—46颂，第四品的1—100颂，共223首梵文进行刊文发表（1934，1936）。B本是尼泊尔—德国写本保护项目所拍摄的另一件写本，胶卷号为B90/13。迪兹（Siglinde Diets）根据这件写本校勘《宝鬘论颂》第五品部分（1990）。A本和B本都是残本，根据迪兹的描述，这两件写本虽然非常相似，但是根据两者的页码标识和不同错处的对比，认为这两件写本是两种不同抄本，B本是较晚期的纸质抄本，无法还原到A本（Dietz 1980，190）。对此，麦克·瀚（Michael Hahn）认为A本与B本是来自同一件母本，因为B本页边标有其母本的页码，迪兹没有注意到这点重要的证据。他认为两种抄本之间的差异可以解释为不同抄写员的素质差异造成，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图齐的疏忽造成的，因为两种抄本第一品的差异明显多于第二、四品，而图齐的第一品部分解读并没有利用A本。1982年，麦克·翰利用A本和B本，借助北京、纳塘、德格、卓尼版藏译本《宝鬘论颂》和难胜友的注释本、嘉操杰《宝鬘论颂广释》以及真谛汉译本出版了《宝鬘论颂》部分梵本和藏译本的校勘本，是目前最全的梵本校勘本（简称Hahn本）。C本在西藏发现，保存于哲蚌寺。根据笔者的解读，这本《宝鬘论颂》共有504颂，同相传的500整颂有差别。

西藏梵本中多余的四颂及在其他梵本和藏译本中保存情况如下：

表1

①这里包括了卓尼版、北京版、纳唐版《宝鬘论颂》藏译本，因为这几个版本除了少数字词拼写不同之外，内容基本雷同，因此作为一个整体。

在表中，很清楚地发现在Hahn刊本中认为伪造的所有偈颂都保存在新发现的西藏梵本中，而尼泊尔写本的2.51和3.9的梵本丢失，无法得知是否存在，然5.45和5.93存于其中，说明这些偈颂并不是藏译本伪造的，而是藏译本底本梵本就有这些偈颂。又因陈代真谛（公元499—569年）的汉译本中没有这些偈颂，可见公元6世纪至公元9世纪期间几百年来梵本传抄过程中，对文本内容不断增删改动的过程。从表1中可以直观地发现：

1.现存梵本与德格版藏译本偈颂数量上趋同（5.45上半颂可能是抄写或印刷错误，因为偈颂有格律要求，不太可能只有半颂这种情况）；

2.现存梵本与雪版藏译本在偈颂数量上存在差异；

3.现存梵本与嘉操杰注释本和汉译本有较大差异；

从以上偈颂数量上来讲，现存西藏梵本与尼泊尔梵本以及德格版等藏译本很接近，而且在学界一般公认德格版藏译本较为可信，这或许是Hahn本中利用德格版藏译本的重要因素，不过不能单以偈颂数量等文本概貌来断定底本与译本之间的关系，还需更多文本内容细节上的比对。

根据Hahn本对尼泊尔梵本的转写，发现与西藏写本存在多处不同。但整体而言，这些不同主要是单词格尾的不同、词汇的差异、以及单词顺序不一等，对于整句意思而言并没有太大区别。两件写本相似处却很明显：va和ba混用，ma和sa的混淆以及句尾的Virāma和Visarga有时也会落掉等等，这种情况反复出现。Hahn本认为伪造的偈颂5.45和5.93都出现在梵本中，而2.51和3.9的尼泊尔梵本不存（参看表1），因此无法知道否存在。这些都可能在指明尼泊尔梵本与西藏梵本之间存在的同源关系。而直接可以证明两件写本之间关系的是，两件文本第五品5.48 ab间插入了与本颂毫无关联的半颂：vīryapāramitāmahān jñānapradīpo lokānāṃ，而这半颂在藏译本及其注释本中没有出现，汉译本亦无。这半颂可能在其母本上，抄写过程中漏掉另外半颂，这种少见的抄写错误同样出现在两件文本中，至少可以证明这两件写本抄自同一母本。除此之外，两件文本第一品结束处同样适用……prathamo nirdeśah，而不是通常适用的结束词……paricchedah（Hahn 1982，38）。同样，尼泊尔与西藏写本中有不少梵本完全相同的句子，与藏译本和汉译本中相应的偈颂含义不尽相同，例如：2.37ab：upaāntasya gāmbhīryaṃ gāmbhīryād gauravaṃ param（T.nye bar zhi ba zab pa'i phyir|mchog tu gus pa byed par'gyur.P.若王静诸恶德深人爱重）；2.41cd：tebhyo'tidurlabhatamā ye pathyasyāukāriṇah（T.de dag bas kyang mi snyan yang|phan pa'i rjes su byed pa dkon P.善说人难得　听善言亦难　第三人最胜　能疾行善教）；3.36d：sevyā dharmā sadādarāt（T.chos drug gus par bsten par mdzod.P.六和敬等法　常应勤修行）；4.5ab：akrodhe satyavākye ca śrāvyamāṇo api sthitah（T.brtan pa khro ba med gyur pa|bden pa'i tshig ni bsgrags pa na.P.若听闻实语　应住于无瞋）等等。从这些例子，进一步证明西藏梵本与尼泊尔梵本之间的直属关系。又根据两种本子之间不同错处的差异，例如：yadi与api用法、tasmāt与yasmāt区分等等，西藏写本与尼泊尔写本应该不是抄本与母本的关系，而是抄自同一件母本，但由于不同抄写员在抄写过程中造成不一样的错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