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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田”是唐代对于以封土为中心的死者埋葬地的法律称呼，是先亡亲人的最后归宿地。在传统中国以亲属关系为核心缔构而成的社会网络中，生人与死者间的联系是割舍不断的，对先人的不敬就意味着对本身的不敬，加上风水理论深入人心，因此，保护坟茔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本文以晚唐归义军时代沙州龙神力亡兄墓田争讼案卷为中心，想要展现的是10世纪前后普通民众为保护亲人墓田所进行的种种努力，而官府在面临“墓田”和“承户地”的性质抉择时，一以贯之地选择了“墓田”，这种选择背后所隐含的观念性因素力量之强大，值得我们细细思索！

[1]本文得到首都师范大学“科技创新平台——敦煌简帛文献综合研究项目”的支持。

[2]这方面的成果很多，如：郑振满《茔山、墓田与徽商宗族组织——〈歙西溪南吴氏先茔志〉管窥》，《安徽史学》1988年第1期，10—18页；宋三平《宋代封建家族的物质基础是墓祭田》，《江西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79—83页；邢铁《宋代的奁田与墓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4期，36—41、53页；中岛楽章《元朝统治と宗族形成——东南中国の坟墓问题をめぐつて》，井上彻、远藤隆俊主编《宋——明宗族の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05年；张小也《清代的坟山争讼——以徐士林〈守皖谳词〉为中心》，初刊《清华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88—94页，此据作者著《官、民与法：明清国家与基层社会》，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214—229页；远藤隆俊《宋元宗族的坟墓和祠堂》，《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9卷，2008年，63—77页；邢铁《宋代的墓田》，《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120—126页；高楠、宋燕鹏《墓田上诉：一项南宋民间诉讼类型的考察》，《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35—41页；张佩国《祖先与神明之间——清代绩溪司马墓“盗砍案”的历史民族志》，初刊《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171—188页，此据作者著《林权、坟山与庙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91—133页。简要的综述可参看张亮《20世纪20年代以来宋代族田研究综述》，《高校社科动态》2011年第4期，13—17页。

[3]商务印书馆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伯希和劫经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311页。初版1962年。

[4]冷鹏飞《唐末沙州归义军张氏时期有关百姓受田和赋税的几个问题》，《敦煌学辑刊》1984年第1期，30—33页（简称“冷文”，除释文外，以下凡引自该文的观点均不再另行出注）。

[5]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292页（以下简称《真迹释录》）。

[6]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初版1996年，此据2015年新版，94页。

[7]陆离《俄、法所藏敦煌文献中一件归义军时期土地纠纷案卷残卷浅识——对Дx.02264、Дx.08786与P.4974号文书的缀合研究》，《敦煌学辑刊》2000年第2期，54—65页（简称“陆文”，除释文外，以下凡引自该文的观点均不再另行出注）。

[8]刘进宝《归义军政权请田中的“于官纳价”》，初刊2003年，此据作者著《敦煌文书与中古社会经济》，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297—298页。

[11]“阴英达勘寻朗”，陆文据P.3257“鞠问”部分推补作“阴英达勘寻押衙朗”，案底本残缺部分容纳不下这么多文字。

[12]“专有浇损他墓所者”，陆文据Дx.2264第2句推补，陆文认为后面当还有“细与询问申上者”几字，案底本残缺部分容纳不下这么多文字。

[14]“右奉判，付英达勘寻”，陆文据P.3257“鞠问”部分推补。

[15]此句陆文据P.3257“鞠问”部分推补作“据状词理，细与寻问申上者”，案底本残缺部分容纳不下这么多文字，此件第16行明确显示这是帖文，故当推补抬头。

[16]残缺文字，陆文据P.3257“鞠问”部分推补作“问得押衙朗神达”，案此处是帖文起首，而非“鞠问”；“云”，陆文释作“已”，误。

[18]原卷“更”前有一“伏”字，旁有删除符号，陆文不察，照录。

[19]“押衙”前底本文字上迭压有张承奉的签名“奉”字，陆文释作“前凭”，误。

[28]此件由杨秀清抄录，最早由徐晓丽、郑炳林刊布并拟名为《辛酉年（901）归义军都押衙曹光嗣牒》，见徐晓丽、郑炳林《读台湾“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藏两件敦煌文书札记》，《兰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37—40页；后杨秀清续有讨论，改拟名为《辛酉年（901）二月二日判官刘善通等牒》，见《光化三年（900）张承奉领节事钩沉》，《敦煌研究》2005年第1期，11—14页。

[29]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78—91页；冯培红《敦煌归义军职官制度——唐五代藩镇官制个案研究》，兰州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60页；李军《晚唐归义军节度使张淮鼎事迹考》，《敦煌学辑刊》2009年第2期，12—13页。

[30]冷鹏飞《唐末沙州归义军张氏时期有关百姓受田和赋税的几个问题》，31页；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94页。

[31]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93、95页。

[32]杨秀清《张议潮出走与张淮深之死——张氏归义军内部矛盾新探》，《敦煌研究》1996年第4期，74—79页；杨宝玉、吴丽娱《张议潮束缚身归阙后与沙州人士的往来及其对敦煌政局的影响——以P.3730V、S.6405V为中心，兼及P.3281V、S2589》，刘进宝、高田时雄主编《转型期的敦煌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331—342页；李军《晚唐归义军节度使张淮鼎事迹考》，1—14页。

[33]刘进宝《敦煌文书与中古社会经济》，295—299页，引文见298—299页。

[34]陆离《俄、法所藏敦煌文献中一件归义军时期土地纠纷案卷残卷浅识》，60—61页。

[35]参王子今《中国盗墓史：一种社会现象的文化考察》，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291—313页。

[36]《汉书》卷一一《哀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338页。

[37]《新唐书》卷四八《百官三》，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1251页。

[38]《宋本册府元龟》卷四七五《台省部·奏议第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1187页上。

[39]陈尚君辑纂《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卷一一五《周书六·世宗纪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3552页。

[40]中岛楽章《墓地を売ってはいけないか？：唐—清时代における墓地売却禁令》，《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第32号，2004年4月，66—125页；刘馨珺《争山盗葬——唐宋墓田法令演变之探析》，初刊高明士主编《东亚传统家礼、教育与国法（二）——家内秩序与国法》，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年，修订版改题《〈户婚律·盗耕人墓田〉与诉讼纷争》，收入作者著《“唐律”与宋代法文化》，嘉义：嘉义大学，2010年，187—247页；吴丽娱《唐丧葬令复原研究》，《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692—693页；尚民杰《关于唐代的墓田制度》，作者著《长安绎古——汉唐历史考古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年，211—217页。

[41]拙文《墓志所见唐代的茔域及其意义》，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23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441—468页。

[42]王祥伟《敦煌五兆卜法文献校录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年，247页。

[43]关长龙《敦煌本堪舆文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4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