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案卷残存的部分主体包含两个内容。（一）P.4974+Дx.8786，这是诉主龙神力的诉状及长官判词。诉状第3行云“神力去前件回鹘贼来之时，不幸家兄阵上身亡”，第20行云“前状谨连呈过”，则诉状前当粘连有另一文牒，内容是记述龙神力亡兄身死之事，第1、2两行就是对“前状”的判词。（二）Дx.2264，这是主审官阴英达的牒及长官判词，内含朗神达答复鞠问的“帖”。案卷中出现的人物，除曹良进外，其余诸位均已考出。龙神力，陆离考订其为龙家部落之人；阴英达，陆离考订就是P.2162《残契》未行署名“都虞候兼御史大夫阴达”，均可从。郎神达又见于台湾傅斯年图书馆藏敦煌文书《辛酉年（901）二月二日判官刘善通等牒》^[28]，当时已经是押衙，是作为“差令遣递天使”的五人之一，还是颇有地位的。判词部分的署名“奉”，因案卷中出现了“天复”年号，公认就是张承奉。

本案的争讼延续了将近十年，P.4974+Дx.8786提到了几个重要的时间点，这是首先需要辨析清楚的。

（1）第8行“故尚书阿郎再制户状之时”。这个时间节点往前推二十多年，龙神力兄长在与回鹘的战争中死亡。冷鹏飞认为这场战争发生在大中年间（847—860）之后的张议潮时期，他举出了好几件成于大顺二年（891）正月一日的户状，推测“再制户状”当在这之前，可能就是大顺元年前后，因此这里的“故尚书阿郎”是张淮深。陆离则认为“尚书”也可能指张淮鼎，由此逆推二十多年，正好是张淮深两次打败回鹘散众的时间，约是咸通十年（869）或十一年。上述两位学者对于“再制户状”的时间判定虽然只有一二年之差，但结果却迥异。笔者赞同张淮深之说。如冷鹏飞所举出的，大顺二年正月一日是户状新成之期，“再制户状之时”只能在这之前，也就是说，只要找到在891年正月一日之前称“尚书”者即可确定。张氏归义军时期，死后以“尚书”作为最高称号者有张淮深、张淮鼎、索勋三人。张淮深虽然死后有“司徒”这样的称号，但“尚书”的使用仍很广泛；张淮鼎在大顺二年十月自称工部尚书，到892年去世时才正式获得追赠户部尚书；索勋大概在景福二年（893）九月以后称“尚书”，刑部尚书是他的最高和最终称号^[29]。很明显，符合条件者只有张淮深。案卷中提及“再制户状之时”，曹僧宜的土地被押衙朗神达请将，而朗神达在901年归义军迎接“天使”的时候就是押衙。所以，这两个时间相距不应太远，冷鹏飞将“再制户状”定在大顺元年是比较可取的。那么，龙神力兄长阵亡的时间应该就是在咸通十年前后。

（2）第10—11行“直至司空前任之时”，第18—19行“伏望司空仁恩照察”。如前所述，此件判词签名中的“奉”，学者们一致认为就是张承奉。而张承奉在天复四年以后称“司空”，所以此处的“司空”指的是张承奉，此件文书的年代在天复四年以后^[30]。所谓“司空前任之时”，冷鹏飞认为索勋是通过政变上台的，张氏不承认其合法性，所以用这样的称谓来指代索勋时期。其说可从。

（3）第13行“后至京中尚书到来”。冷鹏飞认为这指的是张承奉取代索勋掌权的日子。乾宁元年（894）张议潮第十四女、李明振妻张氏率诸子灭索勋，扶张承奉为节度使，唐遣内常侍王裕等到沙州宣旨，但张承奉只是李氏的傀儡。光化三年（900），唐朝正式授予张承奉节度使名号，光化四年（901）三月唐朝使臣来到沙州，颁布诏命。张承奉于天复二年（902）前后自称尚书^[31]，案卷此处的“尚书”对应的是902—904期间的张承奉。那么“京中”二字又该作何解释呢？张承奉的父亲张淮鼎系张议潮之子，咸通八年（867）张议潮入质长安，二子张淮诠、张淮鼎尚未成年，随侍左右。中和四年（884）张议潮卒于长安，唐朝为了牵制张淮深，放张淮诠、张淮鼎西归^[32]。张淮诠不久去世，张淮鼎的势力逐渐膨胀，在张淮深死于非命之际出任归义军节度使。张淮鼎在长安生活了近20年，张承奉可能就出生在长安，称其为“京中尚书”是十分贴切的。

其次需要探究的是，本案中争讼的焦点——“墓田”属于什么性质的土地。这就需要理清本案的来龙去脉。冷鹏飞、刘进宝都专注于案卷中提到的“户状”，对本案的全貌所述不多。刘进宝认为，郎神达请得曹僧宜的承户地，可能“于官纳价”，即向官府请射田地时要缴纳一定数量的钱。关于墓田争讼，他解释说：

由于是整块地请得，再加上曹僧宜要退地，归义军政权收地，朗神达请地，三者各有心思，或者说都没有认真过细地对待，因此当时并未明确此地中的半亩坟地该如何界定。但当曹僧宜死后，已没有证人，朗神达便因其“请地”是“于官纳价”并经官府同意的，在户籍上整块地请得，即占有曹僧宜完整的一块“承户地”，故来论说此地中的半亩坟地。在这里，不排除朗神达凭借其“押衙”即地方官员的身份欺人的可能，但请地时“于官纳价”、在户籍上整块地都属于自己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33]。

因为没有和Дx.2264联系起来考察，以上的论述有不少偏差。陆离据这三件残片，对案件本身有一个相对完整的叙述，但在一些细节上仍值得商榷。由于朗神达的“帖”是应对龙神力的诉状而产生，二者之间必然有对应关系，我们可以比较这两部分内容（见下表），拼合出更加完整的案件经过。

大概在唐懿宗咸通十年（869）前后，归义军与甘州回鹘进行过战争，龙神力兄长在此役中阵亡。因属兵死，不能入家族墓地，故只能另外向曹僧宜购买半亩地埋葬。二十多年后，大约在张淮深执政的大顺元年（900），归义军政权进行了户状的重新登记。出于某种原因，曹僧宜的承户地被押衙朗神达请得，围绕这半亩坟地的纠纷就此展开。龙神力的诉状中说朗神达请射成功原属曹僧宜的承户地之后，对这半亩墓田“亦无言语”，但朗神达的叙述正相反。确如刘进宝所言，朗神达请射土地时“于官纳价”，缴纳的是整块土地的钱，却无法耕种这半亩土地，而且龙神力声称这半亩土地是先押衙曹良进佃种给他的，也就是说，虽然土地的主人换了，但龙神力的佃种权不变，朗神达不能收回这半亩地的耕种权。此处是朗神达的叙述口吻，他既然称“先押衙曹良进”，说明此时曹良进已经去世，而正是曹良进将这半亩土地佃种给了龙神力，因此曹良进就是曹僧宜。龙神力在和曹良进（僧宜）的土地交易中，必然是签订了契约的，很可能是一份佃种契约，但事实上，龙神力把亡兄骨灰埋葬在这半亩地上，不进行耕作。无论如何，只要龙神力拿出的是一份佃种契约，朗神达不能否定其效力。到索勋统治时期，随着曹良进（僧宜）去世，契约的期限可能也满了，朗神达遂提出了对这半亩土地的物权，这是第一次争讼。据朗神达的说法，此时龙神力串通曹良进（僧宜）之子声称这是一块墓田，细节已经不可考，但龙神力亡兄葬于其中，这是一块墓田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有曹良进之子作证，又无法以“盗葬墓田”的罪名来起诉龙神力。从龙神力胜诉来看，归义军政权显然认可了这半亩地的性质是墓田而非耕地。这自然令朗神达十分恼怒。他当初请射时是包括了这半亩地，如今土地没有拿回，曹良进也没有把当初卖出这半亩地的墓田价转给他，他却还要继续承担这半亩地的赋税。这样的不公令其无视判决，902年左右，他放水浇灌墓田，引发了与龙神力的第二次争讼。为解决争执，朗神达提出以其他田地置换墓田的解决方案未果，第二次争讼的结果还是维持原判。到909或910年，忿忿不平的朗神达再次放水浇灌墓田，并进行了翻耕，彻底毁坏了龙神力亡兄的墓地，龙神力再次将其告到归义军政权。从张承奉的判辞来看，仍旧支持了龙神力的要求。

以上是笔者对本案前后几次争端的大致梳理，虽然案卷残存的内容有限，但本案的核心无疑是这半亩地的性质。龙神力一方认为是“墓田”，朗神达则竭力要辨明这是自己的“承户地”，双方都有理据。不管这半亩地是以何种性质出现在最初龙神力与曹良进（僧宜）的交易中，这已经不重要了，至迟在第一次争讼时，半亩地已经是龙神力亡兄事实上的墓田了。官司经历了近十年，三上公堂，虽然每次都是龙神力胜诉，但朗神达一直认定自己拥有半亩地的使用权，不应遭受“校扰”的责难，其最大的理据应该是当初请地时的“都受田簿”上是登记了这半亩地。既然双方都有理据，为何归义军政权总是支持龙神力一方呢？

陆离认为原因有两个：一是龙神力兄长死于王事，二是唐律对毁坏坟墓有严厉的处罚规定^[34]。笔者赞同这一认识。除此之外，还应看到，中国古代社会对墓田私有权的认定效力往往超越了普通田产。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祖先崇拜极为盛行，能否守住庙（宗庙、家庙）、墓往往成为宗族延续、子孙品行的重要衡量标准，无须笔者赘言。因此，相较普通田产而言，墓田具有永久的私有权，于情于法都无法撼动，盗墓行为被历代严令禁止^[35]。如西汉建平元年（前6）正月，“太皇太后诏外家王氏田非冢茔，皆以赋贫民”^[36]，此施恩之举不及王氏冢茔，实因顾虑冢茔受到侵扰，这是家族的底线了。又如帝陵的修建，往往会迁移陵区内的百姓旧坟，唐代则规定：“诸陵四至有封，禁民葬，唯故坟不毁。”^[37]再如五代纷乱之世，后唐明宗长兴二年（931）杨途奏言：“古墓荒坟，不计有主无主，陛下诸道州府，严诫乡闾，不得开发。”^[38]到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针对荒废土地，规定：“如三周年内本户来归者，其桑田不计荒熟，并交还一半；五周年内来归者，三分交还一分；五周年外归业者，其庄田除本户坟茔外，不在交付之限。”^[39]所以，一个人即便因战乱逃离家乡多年，其他田产早已尽归他人，他对坟茔的私有权依旧保持不变。龙神力亡兄的案件也是如此，当一块地出现了“墓田”和“承户地”的冲突时，官府优先支持的是墓田，这从残存判辞中对毁墓行为的严厉指责上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