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屏显示专题章节

在瑞应认定程序中，常有一些非制度固化为制度的做法，或可称为“制度的凝聚态过程”。

若是“瑞牒”不载者，有变通的办法，一般需要通过追加认定的方式，著于典册。例如权德舆《中书门下贺兴庆池白鸬鹚表》：

臣某等言：伏承陛下以去月九日幸兴庆池龙堂，为人祈雨。忽有一白鸬鹚见于池上，众鸬鹚罗列前后，如引御舟。明日之夕，甘雨遂降者。伏惟陛下子惠元元，躬勤庶政。念兹时泽，虔于祷祈。以陛下如伤之诚，上感元贶；在列祖发祥之地，下降灵禽。洁白异姿，翻飞成列。若应天意，以承宸衷。簇阴云于一夕，洒沛泽于千里。捷均影响，庆浃公私。昔周致白翟，徒称遐迩；汉歌赤雁，亦荐郊庙。岂比今日，感于至诚！瑞牒所无，蒸人何幸？伏望宣付史册，昭示将来。臣等备位鼎司，倍百欢贺。无任欣庆抃跃之至！谨奉表陈贺以闻^[89]。

礼部每季将祥瑞录送史馆，修入国史，本是制度规定的内容^[90]。但哪些“堪入史者”，需要依据瑞应图书来判定。不过，即便是“瑞牒所无”，仍可以通过大臣表奏，皇帝“从之”的方式加以认定，并“宣付史册，昭示将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宣付史册”即是将制度外的祥瑞著为定制的手段之一。

又，张说《为留守奏庆山醴泉表》：

臣某言：臣闻至德洞微，天鉴不远，休征秘景，时和则见。是知绵代旷历，庆牒祥经，帝王有必感之符，神灵无虚应之瑞。伏惟天册金轮圣神皇帝陛下金镜御天，璇衡考政，钦若元象，宏济苍氓。茂功将大造混成，纯化与阳和俱扇，朝百神之乐职，宅万国之欢心。嘉气内充，淫雨外息，岂貔风纪月之草，列莳于阶除；仪箫衔箓之禽，相鸣于户阁而已！固有发祯厚载，抽贶泉源，表元德之潜通，显黄祇之昭报。臣于六月二十五日得所部万年县令郑国忠状，称去六月十四日，县界霸陵乡有庆山见，醴泉出。臣谨差户曹参军孙履直对山中百姓检问得状：其山平地涌拔，周回数里，列置三峰，齐高百仞。山见之日，天青无云：异雷雨之迁徙，非崖岸之骞震。炊尔隆崇，巍然蓊郁，阡陌如旧，草树不移。验益地之详图，知太乙之灵化。山南又有醴泉三道，引注三池，分流接润，连山对浦，各深丈余，广数百步。味色甘洁，特异常泉，比仙浆于轩后，均愈疾于汉代。

臣按《孙氏瑞应图》曰：“庆山者，德茂则生。”臣又按《白武（虎）通》曰：“醴泉者，义泉也。可以养老，常出京师。”《礼斗威仪》曰：“人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则醴泉涌。”《潜潭巴》曰：“君臣和德，道度协中，则醴泉出。”臣窃以五行推之，六月土王，神在未母之象也。土为宫君之义也；水为智，土为信，水伏于土，臣之道也；水相于金，子之佐也。今土以月王而高，水从土制而静，天意若曰：母王君尊，良臣善相，仁化致重，德茂时平之应也。臣又以山为镇国，水实利人，县有万年之名，山得三仙之类：此盖金舆景福，宝祚昌图，邦固不移之基，君永无疆之寿。自永昌之后，迄于兹辰，地宝屡升，神山再耸，未若连岩结庆，并泌疏甘，群瑞同区，二美齐举，高视古今，曾无拟议。信可以纪元立号，荐庙登郊，彰贲亿龄，愉衍万宇。臣辱司京尹，忝寄留台，牧西夏之疲人，荷东蕃之余宠，游泳鸿露，震悚明神。禧祉有归，光启兹部，喜睹殊观实百恒流，踊跃一隅，驰诚双阙。伏请宣付史馆，颁示朝廷。无任凫藻之至，谨遣某官绘图奉进^[91]。

这里讲到“醴泉出”瑞应，和古代神泉治病信仰有关。表文讲到“臣谨差户曹参军孙履直对山中百姓检问得状”，确认无误后，继而“伏请宣付史馆，颁示朝廷”，还要“谨遣某官绘图奉进”，这也是一种从制度外固着化为制度的设计。

此类设计有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模式：除了臣下“绘图奉进”，将原本不在神经瑞牒之内的祥瑞正式列入之外，还有帝后命画工图之，以示百僚者：

（景龙二年二月）皇后自言衣箱中裙上有五色云起，令画工图之，以示百僚，乃大赦天下。……乙酉，帝以后服有庆云之瑞，大赦天下。内外五品已上母妻各加邑号一等，无妻者听授女；天下妇人八十已上，版授乡、县、郡等君^[92]。

这两种模式的共同点在于：都是以模仿瑞应图书的制作方式，将新的祥瑞图之，并颁示天下，从而使之获得等同于《瑞应图》的效力。

[1]本文初稿曾以《唐代的瑞应图》为题，2014年1月25日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做过专题讲演，日文修订本《中古時期における瑞応図書の源流—敦煌文献と日本写本の総合考察》，刊于土肥義和、氣賀澤保規編《敦煌吐魯番文書の世界とその時代》，东京：东洋文库，2017年3月，413—444页。本文系在此基础上增订而成。

[2]关于中国古代祥瑞的“书志学”和政治文化史研究的学术史，笔者在拙文《符瑞与地方政权的合法性构建：归义军时期敦煌瑞应考》（《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4期，325—378页）中有详细的回顾，敬请读者参看，此处不赘。新见研究成果，则有金霞《两汉魏晋南北朝祥瑞灾异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胡晓明《符瑞研究：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李瑞春《中古〈瑞应图〉的文献学研究》，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3]2009年10月，笔者在复旦大学发起成立并主持“中古中国共同研究班”，其中一项主要的学术工作即是对《天地瑞祥志》进行校注和研究，预期成果将分为影印编、资料编和研究编出版。研究班成员孙英刚博士在参与整理过程中，受到启发并利用集体会读的成果，展开个人研究，相关论考已结集为《神文时代：谶纬、术数与中古政治研究》（余欣主编《中古中国知识·信仰·制度研究书系》第二辑之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4]陈槃先生较早注意到谶纬、祥瑞研究的价值，撰有相关解题和考证文字，颇有发明，现在学界的论题、架构及史料运用，基本上不出陈槃的讨论范围。关于诸本《瑞应图》，参陈槃《古谶纬研讨及其书录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597—628页。其他有关《瑞应图》的个案研究，将在下文具体涉及时征引。

[5]所谓“知识的内圣外王史”，是笔者杜撰之概念，要旨在于探求知识如何经由经典化确立其关于天命解释的神圣性与权威性，而又如何作用于观念体系、信仰实践与政治结构，造成一时代之政治文化和制度元素。这一往复交结历程，转喻为“内圣外王”。

[6]此处“符应”的提法，仅是为了行文方便而使用的笼统的概念，并未严格区分祥瑞、精怪和符文，也不涉及时代发展先后的因素。

[7]金霞主张，祥瑞灾异思想从根本上说起源于占卜。胡晓明则将符瑞思想之渊源归为占卜、物占和图腾崇拜。此二说容有未谛。金霞说，见前揭《两汉魏晋南北朝祥瑞灾异研究》，11页；胡晓明说，见《符瑞研究：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18—34页。

[8]邹衍著述虽然甚丰，却无一流传至今，其生平事迹及学术旨归的原貌，我们并没有清晰的图景。关于邹衍学说及其影响，较为系统的考述，参看王梦鸥《邹衍遗说考》，台北：商务印书馆，1966年。

[9]《史记》卷七四《孟子荀卿列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修订本，2013年，2834页。

[11]《汉书》卷三〇《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1769页。

[12]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278—301页。

[13]陈槃《秦汉之间所谓“符应”论略》，作者著《古谶纬研讨及其书录解题》，1—96页；“符应说源于古代史官”表，96页。

[14]顾颉刚先生云：“我觉得两汉经学的骨干是‘统治集团的宗教’——统治者装饰自己身份的宗教——的创造，无论最高的主宰是上帝还是五行，每个皇帝都有方法证明他是一个‘真命天子’；每个儒生和官吏也就是帮助皇帝代天行道的孔子的徒孙。皇帝利用儒生们来创造有利于他自己的宗教，儒生们也利用皇帝来推行有利于他们自己的宗教。皇帝有什么需要时，儒生们就有什么来供应。这些供应，表面上看都是由圣经和圣传出发的，实际上却都是从方士式的思想里借取的。试问汉武帝以后为什么不多见方士了？原来儒生已尽量方士化，方士们为要取得政治权力已相率归到儒生的队里来了。”作者著《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上海：群联，1955年，9页。

[15]李零《中国方术续考》，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20—38页。

[16]参看拙著《中古异相：写本时代的学术、信仰与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7—22页；《敦煌的博物学世界》，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5—8页。

[17]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540—541页。

[19]金霞主张，祥瑞灾异思想从根本上说起源于占卜。胡晓明则将符瑞思想之渊源归为占卜、物占和图腾崇拜。此二说容有未谛。金霞说，见前揭《两汉魏晋南北朝祥瑞灾异研究》，11页；胡晓明说，见《符瑞研究：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18—34页。

[22]《宋书》卷三二《五行志三》：“案《瑞应图》，大鸟似凤而为孽者非一，疑皆是也。”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943页。关于五色大鸟，参看孙英刚《祥瑞抑或羽孽：汉唐间的“五色大鸟”与政治宣传》，《史林》2012年第4期，39—50页。

[24]主要研究成果有朱文鑫《史记天官书恒星图考》，北京：商务印书馆，1927年；刘朝阳《〈史记·天官书〉之研究》、《〈史记·天官书〉大部分为司马迁原作之考证》，分别收入李鉴澄、陈久金编《刘朝阳中国天文学史论文选》，郑州：大象出版社，2000年，39—104页和105—119页；高平子《史记天官书今注》，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65年。

[25]《隋书》卷三四《经籍志》，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1038页。

[26]王应麟《玉海》卷二〇〇《祥瑞》，京都：中文出版社，影印宋元刊本，1986年，3772页。

[27]关于瑞应事数的讨论，可进一步参看陈槃《古谶纬研讨及其书录解题》，601—607页。

[29]陈槃《古谶纬研讨及其书录解题》599—600页；李瑞春《中古〈瑞应图〉的文献学研究》，9—10页。

[30]李瑞春把沈约《宋书·符瑞志》、萧子显《南齐书·祥瑞志》和魏收《魏书·灵征志》等文献算成魏晋《瑞应图》类文献，笔者不赞同这个提法，并非因为它们不含“瑞应图”之名，而是因为《瑞应图》类文献必须满足两个条件：言瑞应和有图画。正史中的符瑞志有文却无图，故难归入《瑞应图》类文献。而后文提到的《天地瑞祥志》虽不以“瑞应图”为名，却有文有图，故可视作《瑞应图》类文献。

[31]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〇“杂家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304—305页。

[34]关于《天地瑞祥志》，先行研究多集中于“书志学”探讨，主要成果有：中村璋八《天地瑞祥志について—附，引書索引》，原载《漢魏文化》第7号，1968年，90—74页；收入作者著《日本陰陽道書の研究》（增補版），东京：汲古书院，2000年，503—509页；太田晶二郎《〈天地瑞祥志〉略説——附けたり、所引の唐令佚文》，原载《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報》第7号，1972年，1—15页，收入《太田晶二郎著作集》第1册，东京：吉川弘文馆，1991年，152—182页；薄树人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天文卷四》，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篇首孙小淳撰写之解题；水口幹記《日本古代漢籍受容の史的研究》第Ⅱ部《〈天地瑞祥志〉の基礎的考察》，东京：汲古书院，2005年，177—406页；水口幹記、陈小法《日本所藏唐代佚书〈天地瑞祥志〉略述》，《文献》2007年第1期，165—172页。占卜观念、技术的探讨，目前并不多，仅见水口幹記《关于敦煌文书（P 2610）中风角关联条的一个考察——参考〈天地瑞祥志〉等与风角有关的类目》，《风起云扬——首届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578—589页。

[35]藤原佐世《日本國見在書目錄》，《續群書類叢》第三十辑下《雜部》，订正三版，东京：续群书类丛完成会，1985年，16页。

[36]長澤規矩也、阿部隆一編《日本書目大成》第1卷，东京：汲古书院，1979年，85页。

[37]前揭太田晶二郎《〈天地瑞祥志〉略説——附けたり、所引の唐令佚文》，1—2、8—9页。

[39]權惪永《〈天地瑞祥志〉編纂者に對する新しい視角——日本に傳来した新羅天文地理書の一例》，《白山學報》52，1999年。转引自水口幹記《日本古代漢籍受容の史的研究》，191—194页。赵益、金程宇对此全盘接受，见赵益、金程宇《〈天地瑞祥志〉若干重要问题的再探讨》，《南京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123—132页。

[40]文本译注方面成果有：金容天、李京燮、崔賢花《〈天地瑞祥志〉第一》，《中國史研究》第25辑，2003年，253—286页；金容天、崔賢花《〈天地瑞祥志〉譯注（2）》，《中國史研究》第45辑，2006年，387—416页。然而此译注所用底本不佳，即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本（文中误为东京大学），录文错误甚多，注释亦无甚发明。

[41]薄树人主編《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天文卷四》，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

[42]高柯立主编《稀见唐代天文史料三种》，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

[43]所谓盛世修典，制礼作乐，是历朝历代都存在的现象，但唐代前期所表现出的在各个领域进行总结以继往开来的雄略，不仅体现了一种政治需求，更表现为学术上的自觉，这是不见于其他时代的气象。当然上述概括，只是粗略的趋向性判断，我们无意于建构宏大理论，并从细节上加以论证。

[44]笔者在学生阶段的习作《〈唐六典〉修纂考》中曾提出，唐代前期，中古中国在所有层面都已达到临界状态，安史之乱不过是突围不成的反动。此文十余年后修改刊于朱凤玉、汪娟编《张广达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集》，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10年，1161—1200页。

[45]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47]写本时代有不少杂取群书，摘录要点，重新汇编的“杂抄”、“要抄”存在，其实是中古时期撰述的主要形式之一。这种撰述中的文本通常不是照搬原文，而是有所删略或改写，无论在编写体例和行文风格上，都体现了编撰者的意图和潜在受众的需求。对于这些书籍的创作过程和传播途径的研究，应该成为重要课题。

[49]例如孙光圻《中国古代航海史》，北京：海洋出版社，1989年，170—172页；章巽《中国航海科技史》，北京：海洋出版社，1991年，78—81页。

[50]李零《兰台万卷：读〈汉书·艺文志〉》，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177页。

[51]近见日本学者已完成辑佚及相关文献研究工作，前原あやの《〈海中占〉の輯佚》，《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紀要》第46卷，2013年，73—124页；前原あやの《〈海中占〉関連文献に関する基礎的考察》，《關西大學中國文學會紀要》第34卷，2013年，73—93页。

[52]参看翟旻昊《中古时期的纳甲占：以西陲出土写本为中心》，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余欣），2015年6月。

[55]残存九卷合计，《孝经援神契》征引凡14条、《春秋运斗枢》凡8条、《尚书中候》凡7条。

[56]余欣《博望鸣沙：中古写本研究与现代中国学术之会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5—28页。

[59]《后汉书》卷三《肃宗孝章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159页。

[64]巫鸿《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柳扬、岑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91—124页。

[65]叶德辉《辑孙柔之瑞应图记一卷》，《观古堂所著书》，光绪乙亥（1875）春二月长沙叶氏郋园刊本。

[66]松本榮一《燉煌本瑞應圖卷》，《美術研究》第184号，1956年，113—115页。

[67]巫鸿《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262—263页。

[68]崔豹撰、王根林校点《古今注》卷下《杂注》，上海古籍出版社编《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247页。

[69]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扬州：广陵书社，2004年，影印版，2866页。

[70]《汉武洞冥记》：“元封三年，大秦国贡花蹄牛。其色驳，高六尺，尾环绕，角端有肉，蹄如莲花，善走，多力。〔饴以木兰之叶，使方国贡此叶。此牛不甚食，食一叶，则累月不饥。〕帝使辇铜石，以起望仙宫，迹在石上，皆如花形，故阳关之外〔有〕花牛津。时得异石，长十丈，高三丈，立于望仙宫，因名龙钟石。武帝末，此石自陷入地，唯尾出土上，今人谓龙尾墩〔是〕也。”王国良《汉武洞冥记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67—68页。

[71]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朱杰勤校订，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16—17页。

[72]章巽主编《中国航海科技史》，北京：海洋出版社，1991年，112页。

[73]上述中国海外交通史重要史料已有两种辑佚本：渡部武《朱應康泰の扶南見聞録輯本稿：三国呉の遣カンボジア使節の記録の復原》，《東海大學紀要文學部》第43辑，1985年，7—28页；康泰、朱应撰，陈佳荣辑《外国传》，香港海外交通史学会，2006年。

[74]参看安家瑶《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413—447页；安家瑶《镶嵌玻璃珠的传入及发展》，《十世纪前的丝绸之路和东西文化交流》，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6年，351—367页；干福熹等《中国古代玻璃技术的发展》，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干福熹《中国古代玻璃的起源和发展》，《自然杂志》第28卷第4期，2006年，187—193页。

[75]《文选》卷一一《宫殿》，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170—171页。

[76]贺世哲《莫高窟第290窟佛传画中的瑞应思想研究》，《敦煌研究》1997年第1期，1—5页。

[77]张彦远著，俞剑华校释《历代名画记》，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82页。

[78]小島祐馬《巴黎國立圖書館藏敦煌遺書所見録》（六），《支那學報》第7卷第1号，1933年，107—120页；王重民《巴黎敦煌残卷叙录》，北平图书馆，1936年，叶四背—叶五背，收入作者著《敦煌古籍叙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167—169页；陈槃《敦煌钞本〈瑞应图〉残卷》，原载《史语所集刊》第17本，1948年，59—64页，收入作者著《古谶纬研讨及其书录解题》，609—628页；张铁弦《敦煌古写本丛谈》，《文物》1963年第3期，9—11页；松本榮一《燉煌本瑞應圖卷》，《美術研究》第184号，1955年，113—130页；饶宗颐《敦煌本〈瑞应图〉跋》，《敦煌研究》1999年第4期，152—153页；Catherine Despeux，“Auguromancie”，Marc Kalinowski（ed.），Divination etsociétédans la Chine Médiévale.Une etude des manuscripts de Dunhuang de la Bibliothèquenationale de France et de la British Library，Paris：Bibliothéquenationale de France，2003，pp.432-436，458-461；窦怀永《敦煌本〈瑞应图〉谶纬佚文辑校》，张涌泉、陈浩主编《浙江与敦煌学——常书鸿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396—406页；郑炳林、郑怡楠《敦煌写本P.2683〈瑞应图〉研究》，樊锦诗、荣新江、林世田主编《敦煌文献·考古·艺术综合研究：纪念向达先生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493—514页。郑炳林认为敦煌本即庾氏《瑞应图》，恐难以确证。不过，此论虽不中亦不远，此图书当出自六朝人之手，想来没有问题。

[79]松本榮一《敦煌本白澤精怪圖卷》，《國華》第65编第5册，1956年，135—147页。

[80]游自勇《敦煌本〈白泽精怪图〉校录——〈白泽精怪图〉研究之一》，《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2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429—440页；游自勇《〈白泽图〉与〈白泽精怪图〉关系析论——〈白泽精怪图〉研究之二》，《出土文献研究》第10辑，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336—363页，修订稿《〈白泽图〉与〈白泽精怪图〉关系析论》，收入余欣主编《存思集：中古中国共同研究班论文萃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248—282页；游自勇《〈白泽精怪图〉所见的物怪——〈白泽精怪图〉研究之三》，黄正建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敦煌学研究回顾与前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200—220页；佐佐木聪《法藏〈白泽精怪图〉（P.2682）考》，《敦煌研究》2012年第3期，73—81页，修订稿收入余欣主编《存思集：中古中国共同研究班论文萃编》，283—299页；Donald Harper，“The Other Baize tu白泽图from Dunhuang and Tang Popular Culture”，未刊稿。

[81]此语原始出处不可考，唐代广为征引，例如《全唐文》卷八六三《白氏碑记》。

[82]孟宪实《略论唐朝祥瑞制度》，作者著《出土文献与中古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22—43页。孟氏此文主要讨论了祥瑞分等，上报、确认和表贺程序，祥瑞数据的保存等问题，偏重于制度程序论考，与本文侧重于制度与非制度的往复关系及实际政治运作有所不同，敬请读者一并参看。

[83]赵彦卫撰，傅根清点校《云麓漫钞》，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118页；赵明诚撰，金文明校证《金石录校证》，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342页。

[84]王溥《唐会要》卷二八上《祥瑞上》，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531页。此节亦见于《唐六典》（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114—115页），文字略有差异，当系《唐六典》引录时所改易。

[85]《全唐文》卷二一八，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2203页下—2204页上。

[86]李正宇《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56—57页。“显”下有夺字。

[87]详细的阐论，参看孟宪实《沙州祥瑞与沙州地方政治》，《武则天时期的“祥瑞”及其政治书写》，作者著《出土文献与中古史研究》，43—85页。此外，相关成果还有介永强《武则天与祥瑞》，赵文润、李玉明主编《武则天研究论文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81年，160—167页；林世田《武则天称帝与图谶祥瑞——以S.6502〈大云经疏〉为中心》，《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2期，64—72页；金滢坤、刘永海《敦煌本〈大云经疏〉新论》，《文史》2009年第4辑，31—46页。

[88]关于归义军时期的祥瑞与政治文化，拙文《符瑞与地方政权的合法性构建：归义军时期敦煌瑞应考》（《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4期，325—378页）有详细讨论，其中也涉及《沙洲都督府图经》中的祥瑞问题。曹丽萍在此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参看曹丽萍《敦煌文献中的唐五代祥瑞研究》，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90]《唐会要》卷六三上《史馆上》，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1089—10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