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应图书逐渐发展，遂有名为《瑞应图》的专门撰述的出现，盖汉代以降即有此类著作存在，魏晋孙柔之合为一编，规制乃定。《隋书·经籍志》著录：

《瑞应图》三卷 《瑞图赞》二卷梁有孙柔之《瑞应图记》、孙氏《瑞应图赞》各三卷，亡^[25]。

《中兴馆阁书目》著录云：

《符瑞图》二卷，陈顾野王撰。初世传《瑞应图》一篇，云周公所制，魏晋间孙氏、熊氏合之为三篇，所载丛舛。野王去其重复，益采图纬，起三代，止梁武帝大同中，凡四百八十二目，时有援据，以为注释（《玉海》卷二百引）^[26]。

此处“周公所制”云云，应是托名，托名周公或孔子的现象在敦煌文书中也十分常见。虽是托名之作，但也可以说明这类著作可能有一个共同的“祖本”。这些书的错误重复之处不少，因为它们编纂的目的并非为了条分缕析，而是编成一个便于速查的类纂手册。

上述诸家《瑞应图》，当以孙氏最为显重。历代著述称引《瑞应图》，多据此家。如《初学记》、《开元占经》、《稽瑞》、《太平御览》、《说郛》、《广博物志》引用是书最为频繁。由此推之，受《孙氏瑞应图》影响最深的应是两类文献：一类是专述天文星占、祯祥变怪的专书，侧重对瑞应原理的利用；一类是类书，侧重对瑞应知识的吸收。故《孙氏瑞应图》虽于隋唐亡佚，后人亦可凭借上述著述窥其一斑。清儒马国翰、叶德辉皆有辑本，前者辑佚一百二十一条，后者辑佚一百四十余条，二者皆据崔豹《古今注》“孙亮作流离屏风，镂作瑞应图，凡一百二十种”之语，云多出者乃同物异名分和变异之故。然孙亮所见《瑞应图》与《孙氏瑞应图》有何关联，尚难断定，且一百二十并非实指（说详下），故清儒大可不必拘泥于此^[27]。今人李瑞春辑佚一百三十余条，成绩似未超越清儒，且未对同种瑞应合并，已乱清儒体例^[28]。

《孙氏瑞应图》最为诸家称道，其虽非诸家《瑞应图》之源头，但作用好比《易经》所云“贞下起元”，瑞应之学藉之得以周流不息。据《隋志》，是书为孙柔之所作，问世于南梁。前引《中兴馆阁书目》称其出自周公所撰《瑞应图》，虽为依托之说，但也道出是书必有所本。此“本”可上溯汉代，乃“两汉间瑞应之书”，特别是官方修订用以检验各类瑞应之官修《瑞应图》^[29]。魏晋之时，与彼时知识演进逻辑及社会政治状况相应，瑞应之学一时蔚为大观，各类官修、私修《瑞应图》定不在少数。《孙氏瑞应图》当问世于此背景之下。同期类似著述还有《熊氏瑞应图》、庾问《瑞应图》、顾氏《符瑞图》等^[30]。《孙氏瑞应图》在这些著作中撰述年代较早，但真正促使其脱颖而出的应该还是其所收瑞应丰富详细，成为整理综合诸家《瑞应图》的范本。正是《孙氏瑞应图》使得汉世或濒于亡佚、或纷乱无章的瑞应之学得以保存，并以更加系统的面貌呈现。所以后世文献，无论是同属《瑞应图》系统的唐代《天地瑞祥志》、敦煌本《瑞应图》，还是《开元占经》、《太平御览》等各类杂著，在引用瑞应知识时，便多根据此书了。由此，《孙氏瑞应图》之枢纽可见一斑。

《孙氏瑞应图》是唐代以前最为重要的一部《瑞应图》，佚文也保存得最多，我们可以通过它来理解唐前《瑞应图》的文本性格。遗憾的是，诸家辑本皆是有文无图，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认知。从辑本来看，《孙氏瑞应图》所记瑞应众多，结构十分严整，皆依天人感应之理将瑞应与人事相对。然其文本并无殊异之处：往前看，它和汉代谶纬之言互有重叠；往后看，它和唐代诸种存世《瑞应图》也并无显著不同。由此可见，《瑞应图》类著述前后相继，损益不会太大。一方面，部分文字历代沿用，几无差异。另一方面，瑞应人事对应原理也不会轻易改变。所不同者在于瑞应种类，历代均有所增益，不断有新的瑞应事物加入。因此可以推断，《孙氏瑞应图》优于诸家，所赖并非文辞优美，亦非原理新奇。大概此类事物多属凭空臆造，便只能靠文辞与原理的固定延续来维持“真实”了，否则，在本属臆造的事物基础上又不断变更叙述方式，其真实性就更令人怀疑。所以，《孙氏瑞应图》的优势应该还是在于搜罗条目众多、内容详备和体例严谨。

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〇著录云：

《瑞应图》十卷 不著名氏。案《唐志》有孙柔之《瑞应图记》、熊理《瑞应图谱》各三卷，顾野王《符瑞图》十卷，又《祥瑞图》十卷。今此书名与孙、熊同，而卷数与顾合，意其野王书也。其间亦多援孙氏以为注。《中兴书目》有《符瑞图》二卷，定著为野王。又有《瑞应图》十卷，称不知作者，载天地瑞应诸物，以类分门。今书正尔，未知果野王否？又云或题王昌龄。至李淑《书目》，又直以为孙柔之，其为昌龄或不可知，而此书多引孙氏，则决非柔之矣。又恐李氏书别一家也^[31]。

可见宋人著录《瑞应图》时，对于其渊源流绪已经很不清楚了。

陈槃在《古谶纬书录解题》的《附录》中，总结过历代名曰《瑞应图》的著录^[32]。此处需指出的是，瑞应图之撰作，乃时代之风尚，应有诸家纂集并存，虽难免大同小异，不当以某一确指之书视之。

至此，可以总结上述论述：

第一，邹书符应之说，为阴阳五行学说理论具象化之产物，其造作渊薮或出于古之史官。自古在昔，史官实为一切“知识”之藏府，神怪之说，亦从此说，故载籍中一切人神变怪之说，大都托之史官氏。古史官符应之说，当考之于：一巫祝，二占候，三史典（陈槃说）。

第二，“中国古代知识—信仰—制度统一场论”：史官为神秘文化、技术之传承者和执掌者，故礼典、博物、方术、瑞应之学可统合于史。符应当为史学研究应有之义。

第三，符应之学，本于邹衍，承其学之徒及后世方士为博名利于世，显达于时，不断增益踵华，遂成词旨稠迭之书（《汉书·艺文志》著录《祯祥变怪》一种，凡二十一卷，可知不仅有专书，而且极尽繁复）^[33]。《瑞应图》为此“学与术”发展脉络中之一典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