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符应之说取得重大发展的是战国以降现实政治的需求，这在《史记·天官书》中有很明确的表述：

太史公推古天变，未有可考于今者。盖略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闲，日蚀三十六，彗星三见，宋襄公时星陨如雨。天子微，诸侯力政，五伯代兴，更为主命，自是之后，众暴寡，大并小。秦、楚、吴、越，夷狄也，为强伯。田氏篡齐，三家分晋，并为战国。争于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数屠，因以饥馑疾疫焦苦，臣主共忧患，其察禨祥候星气尤急。近世十二诸侯七国相王，言从衡者继踵，而皋、唐、甘、石因时务论其书传，故其占验凌杂米盐^[23]。

《史记·天官书》在天文学史上当然很重要，但研究并不充分^[24]。我们注意到，这里讲到的“攻取”、“兵革”、“饥馑”、“疾疫”就是推动符应之说的重要动因。其实农业、战争、疾病这些内容，自上古以来便是占卜中最为主要的关切，它们共同促成了符应说的勃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