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绿松石、青金石等很早就被开采使用的宝石，巴达赫尚的红宝石“剌”发现较晚，是在伊斯兰时代才开始为人所知和饰用。但它一经发现，就在中亚、西亚广受欢迎，历代宝石著作和史地文献中都记有各朝君主收藏“剌”的轶事。例如，《尼扎米的珠宝书》记载，在巴达赫尚国王的宝库中有很多分量很重的“剌”；塞尔柱王朝的算端桑贾儿·本·马力克沙（Sultān Sanjar b.Malik Shāh，1085-1157）拥有一块形似羊头，重达120迪拉姆（dirham）的“剌”，他还收藏有一个用“剌”制成的船形酒杯，可盛装半曼（nīm man）酒，形色具佳，上边刻有凯·库斯老（Kay Khusraw）、凯·古巴德（Kay Qubād）、公正的阿努希尔旺（Anūshiravān-i‘Ādil）、马力克沙（Malik Shāh）等古代著名君主的名字^[52]。另外一则轶事是，古尔素丹（Sultān-i Ghūr）的库府中有一块红色的“剌”，上面刻有《古兰经》经文，在回历588年（公元1192），作者之子阿卜·伯克尔（AbūBikr）奉命将吉祥的摩诃末·本·萨姆（Muhammad b.Sām）之名刻写于其上，如今这个时代，再没见过比这更珍贵、分量更重的红宝石了^[53]。这些记载表明，中亚和波斯历代君王都有在“剌”上镌刻文字（帝王尊名和《古兰经》经文）的传统。

在马可·波罗的时代，巴达赫尚的“剌”也受到蒙古统治者喜爱。纳昔鲁丁·徒昔在《伊利汗的珍宝书》中记载：“近来听闻有一块很大的‘剌’，上刻历代伟大帝王之名，原属阿塞拜疆阿塔毕（Atābikān-i Āarbāyjān）的库藏，后来落入算端扎阑丁·花剌子模沙（Sultān Jalāl al-Dīn Khwārazmshāh，1220-1231）之手，人们后来又从他的库藏中寻获，献给了世界之君王——合罕（Pādishāh-i Jahān Qāān）。合罕对此很是喜爱，他此前从未见过这样的宝石。”^[54]此处所说的世界之君王，当指蒙古大汗窝阔台合罕（1229—1241在位）。同一件事也见载于伊利汗国另外几部史书。志费尼（‘Alā al-Dīn‘A tā Malik Juvaynī，1226-1283）在《世界征服者史·合罕言行录》中，记载了窝阔台合罕在位时收到“剌”作为贡礼之事：曾经有一个君王派使者来表示臣服和归顺，所献贡礼中有一块从他祖辈传下来的打磨光亮的“剌”宝石^[55]。《世界征服者史》的一个抄本还记录了这位使者的身份：巴达赫尚国王之子（pisar-i pādishāh-i Badakhshān）^[56]。

《史集》第二卷《窝阔台合罕纪·轶事[四]》记录了同一件事：“一个伊朗篾力派遣了一个使者到合罕处，并且向他称臣。他在礼物中送来了他父祖世代留传给他的一件琢磨好的红宝石（la‘l-ī mamsūh），上方刻有[神的]使者的嘉名，——愿安拉祝福他并降赐他平安！——下方为赠送者祖先们的名字。[合罕]为了吉祥和神的祝福，命令雕刻匠留下[神的]使者的名字，——愿他平安！——而把其他名字刮去，并在[神的]使者的名字——为他祝福，祝他平安！——的下面，刻上合罕的名字，然后才是赠送者的名字。”^[57]拉施特的记载表明，这块“剌”上原本镌刻有先知之名以及赠送者的祖先之名，窝阔台获得后，又加上了自己的名字，以及赠送者的名字。这种在红“剌”宝石上镌刻名字以示所有权的传统，为后来的历代统治者所继承。

马可·波罗之后，西班牙使节克拉维约（Ruy González de Clavijo，？-1412）出使中亚，于1403年到达帖木儿宫廷。克拉维约记载：“帖木儿为诸孙婚礼，而招集境内之各王公、部长来撒马尔罕，使我们得以遇到巴达哈伤（Bedahşan）国王。巴达哈伤境，以盛产宝石著名。我们会及其王时，见其左右侍从之人甚盛，因而向其询问采取红宝石（Balaxia）之情形。国王态度极其谦逊，谓：‘巴达哈伤境内富于矿山，后经矿上开采，沿矿脉采取，将矿石取出，加以洗净，剖切琢磨等手续之后，即可得红宝石。’云云。帖木儿为保护矿产起见，对于开采之人，加以限制，并订立严密之法令，以管理之。巴达哈伤之都会，距离撒马尔罕仅10日程。”^[58]克拉维约所记帖木儿时代巴达赫尚红宝石的盛名，及其受到严格保护和限制开采的状况，与马可·波罗时期的情形完全一致。在中亚，统治者为了夺取巴达赫尚的红宝石，甚至不惜发动战争。据载，在布哈拉汗国时期，巴里黑（Balkh，巴尔赫）行政长官马赫穆德比曾出征巴达赫尚，原因是当地执政者约尔伯克“拒绝允许布哈拉人在巴达克山开采红宝石矿”，“他的军队几次围攻巴达克山的中心城市法扎巴德（朱兹贡），未能拿下该城。最后马赫穆德比不得不同约尔伯克订立条约。根据条约，约尔伯克承担向布哈拉汗交纳在两年期间内开采到的巴达克山红宝石矿的产品，并承认自己是布哈拉汗国的附庸”^[59]。

至于在波斯，无数诗人赞美过的“剌”，自然也是历代君王喜爱的对象和库府收藏的珍品。20世纪初斯文·赫定（Sven Hedin，1865—1952）作为瑞典国王的大使出访波斯时，曾获特许参观波斯国王的博物馆，据他记载，波斯国王的珠宝收藏品中，除了大名鼎鼎的“光之海”（Daryā-yi Nūr）大钻石外，还有来自巴林的珍珠，内沙布尔的绿松石，以及巴达赫尚的红宝石（Rubies from Badakshan）^[60]。凡此种种，均为中亚、西亚最具代表性的珍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