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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界多认为新疆地区发现有7个祆教徒纳骨器：其中两个来自吐鲁番，一个来自北庭吉木萨尔（图16）^[69]，两个纳骨器器盖和两个无盖纳骨器来自库车（图17—19）^[70]。

图17　新疆博物馆藏库车皮朗古城麻扎甫塘遗址所出雕花纳骨器

在中亚发现的纳骨器多在器表饰有祆教神祇或其他祆教符号，其宗教属性自可判定。而新疆发现的“纳骨器”多在佛教寺院附近，且器身内外并无明显的祆教符号。如上所述，若仅依凭纳骨器之形状遂加以定性，其中恐多有陷阱。此外，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唐代灰陶建筑型纳骨器盖顶有一人头像（图20）^[71]。据说纳骨器盖顶端人头形的装饰表现的是一种魔怪，以此为死去的亲人驱赶恶灵。这种借助魔力驱赶恶灵的方法，亦非祆教而是与粟特的传统习俗相关^[72]。如此，亦不可断然将它跟祆教相联系。

在判断图像的宗教归属时，若无明确之宗教元素，不宜轻下断语。吐峪沟玛扎墓地纳骨器宗教属性的判断，敦促宜审慎对待所见中古中国纳骨器的宗教归属。正如前文所提到的，伯希和在新疆和敦煌发现的骨灰罐也都出自佛寺。同样的，中亚地区所见纳骨器若无明确宗教特征与语境，也应谨慎判断其祆教性质。当然，后者的进一步研究仍有待相关资料的详细刊布。

总之，就目前情况而言，尚不能遽断新疆诸佛教石窟寺附近所见“纳骨器”为祆教徒葬具，仍宜将之视为佛教僧侣林葬之用具。

[1]本文为新疆师范大学西域文史研究中心重点项目“唐代吐鲁番居民的丧葬”（XJEDU040216B02）以及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古祆教信仰与丧葬”（17FKG010）的成果之一。

[2]吐鲁番地区文物管理所（柳洪亮）《新疆鄯善县吐峪沟发现陶棺葬》，《考古》1986年第1期，87—89页。案，本文关于吐峪沟玛扎（即麻扎）古墓区的相关描述皆采自该简报，恕不再一一指出。

[3][日]影山悦子《东トルキスタン出土のオッスアリ（ゾロアスター教徒の纳骨器）について》，《オリエント》40（1），1997年，73—89页。后影山悦子又撰文修订了一些纳骨器的出土地点，并做了进一步论证。详所撰《粟特人在龟兹：从考古和图像学角度来研究》，荣新江等主编《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191—204页。

[4]详沈睿文《论墓制与墓主国家和民族认同的关系——以康业、安伽、史君、虞弘诸墓为例》，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6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206页脚注③。

[6]影山悦子的观点被广为征引。如，姜伯勤《新疆等地所出纳骨瓮图像与粟特纳骨瓮图像的比较研究》，所撰《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185—194页；林梅村《高昌火祆教遗迹考》，《文物》2006年第7期，58—60页；陈凌《中国境内中古祆教徒葬俗考论（之一）》，《古代文明》第12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324—341页等等。

[7]樊锦诗、赵青兰《吐蕃占领时期莫高窟洞窟的分期研究》，《敦煌研究》1994年第4期，76—94页。

[8]刘永增《莫高窟第158窟的纳骨器与粟特人的丧葬习俗》，《敦煌研究》2004年第2期，13—18页。

[9]张小贵、李清波《莫高窟第158窟图像与祆教关系辨析》，余太山、李锦绣主编《欧亚学刊》新4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191—202页。

[10]沙武田《敦煌莫高窟第158窟与粟特人关系试考》（下），《艺术设计研究》2010年第2期，33—35页。

[11]沙武田《敦煌莫高窟第158窟与粟特人关系试考》（上），《艺术设计研究》2010年第1期，20页。

[12][苏]加富罗夫著，肖之兴译《中亚塔吉克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121页。

[13][法]伯希和著，耿昇译《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391页。

[14]谭蝉雪《敦煌民俗》，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6年，259页。

[15]沙武田《莫高窟石室瘞窟随葬波斯银币与中古敦煌佛教》，《西夏研究》2013年第4期，78页。

[16]参看林悟殊《西安北周安伽墓葬式的再思考》，《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5期，67页。

[17]Melinda Niekum，“The Role of Shrines and Temples in the Urban Sogdian Community：An Ethno-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 from Contemporary Bukhara”，in Civilizations of Nomadic and Sedentary Peoples of Central Asia，eds.by A.Gritsina and K.Tashbaeva，Samarkand and Bishkek，2005，p.286.

[18]姚崇新《北朝晚期至隋入华粟特人葬俗再考察——以新发现的入华粟特人墓葬为中心》，荣新江、罗丰主编《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594—620页。

[19]B.Ya.Staviskij，O.G.Bolšakov，E.A.Mon adskaja，“Pyandzikentskij Nekropol”，Tadzikskaya Arheologieskaya Ekspediciya，Materily I issledovaniyapo Arheologii SSSR 37，Moskva-Leningrad，1953，C.91.译文采自努尔兰·肯加哈买提《碎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258页。

[20][苏]维·维·巴尔托里德（今译巴托尔德）著，耿世民译《中亚简史》，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8页。

[22]林悟殊《西安北周安伽墓葬式的再思考》，《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5期，60—71页。

[23]详沈睿文《内亚游牧社会丧葬中的马》，魏坚主编《北方民族考古》第2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年，251—265页。

[24][法]葛乐耐著，毛铭译《粟特人的自画像》，原载荣新江等编《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307—308页；F.Grenet，“The Self-Image of the Sogdians”，in：Les Sogdiensen Chine，eds.É.de la Vaissière，É.Trombert，Paris，2005，pp.123-140.此据所撰《驶向撒马尔罕的金色旅程》，桂林：漓江出版社，2016年，9页。

[25]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26页。

[26]L.Hambiséd.，Toumchouq，Mission P.Pelliot，I，II，Paris，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Adrien-Maisonneuve，1961-1964，p.72；Réumion des Musées Nationauxéd.，Sérinde，Terre de Bouddha：Dix siècles d'art sur la Route de la Soie，Paris，R.M.N.，1995，no.72.案，影山悦子认为该骨灰罐的年代为7到8世纪，而非通常认为的公元500年左右。详所撰《粟特人在龟兹：从考古和图像学角度来研究》，荣新江等编《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195页。

[27]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疆古代民族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249号。

[28]吐鲁番地区文物局《新疆吐鲁番地区交河故城沟西墓地康氏家族墓》，《考古》2006年第12期，13—17页。

[2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民族考古研究室、吐鲁番学研究院、龟兹研究院《新疆鄯善县吐峪沟石窟寺遗址》，《考古》2011年第7期，27—32页。

[3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民族考古研究室、吐鲁番学研究院、龟兹研究院《新疆鄯善县吐峪沟东区北侧石窟发掘简报》，《考古》2012年第1期，7—16页。

[3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民族考古研究室、吐鲁番学研究院、龟兹研究院《新疆鄯善县吐峪沟西区北侧石窟发掘简报》，《考古》2012年第1期，17—22页。

[32]丁晓莲、王龙《吐峪沟石窟寺西岸中区考古新收获》，《吐鲁番学研究》2015年第2期，156页。

[33]晁华山《寻觅湮没千年的东方摩尼寺》，《中国文化》第8期，1993年，1—2，10—11页。

[34]荣新江《摩尼教在高昌的初传》，原载《中国学术》第2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此据所著《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369—385页。姚崇新《试论高昌国的佛教与佛教教团》，《敦煌吐鲁番研究》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39—80页等等。

[35]罗振玉《敦煌石室遗书》，1909年，叶三a面。案，《西州图经》是对乾元以后至贞元陷蕃以前（760—791）西州的记录。详罗振玉同上揭书，叶六a面。

[36]刘慧达《北魏石窟与禅》，原载《考古学报》1978年第3期，337—352、40页；此据宿白《中国石窟寺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331—348页。

[37]贾应逸著，须藤弘敏译《吐峪沟石窟初探》，《佛教艺术》第186号，1989年，66—67页。

[39]柳洪亮《图版说明》八，《中国壁画全集·新疆》6《吐鲁番》，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5页。晁华山《寻觅湮没千年的东方摩尼寺》，10页，图19。

[40]荣新江《摩尼教在高昌的初传》，所撰《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369—385页。

[41]毋庸置疑，中古时期吐鲁番地区应该也有祆教徒的存在（相关讨论的梳理可参林梅村《高昌火祆教遗迹考》，《文物》2006年第7期，58页），但是，它是否已成为一股较为强大的宗教力量则尚须进一步考量。林悟殊便认为《魏书·西域传》所载高昌国“俗事天神”指的是一种地方宗教信仰，与西亚琐罗亚斯德教风马牛不相及。详林悟殊《论高昌“俗事天神”》，《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89—97页；后收入所撰《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年，123—138页。

[42][日]宫治昭著，贺小萍译《吐峪沟石窟壁画与禅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77—80页；侯明明、杨富学《吐峪沟半白半黑人骨像“摩尼教说”驳议》，《吐鲁番学研究》2013年第2期，86—92页。案，作者还认为：胜金口石窟北区第4窟也被定为“摩尼教窟”，依据在于该窟后壁上部所见两棵交叉树，被称作光明活树和黑暗死树。然二树所绘完全为写实手法，与摩尼教概念化的树木不同，树下所坐僧人为光头，不同于摩尼教僧侣的蓄发。足证胜金口石窟北4窟同为佛教石窟，与摩尼教无干。

[43][日]入泽崇撰，苗利辉译《禅定僧：近来日本学者对克孜尔石窟图像的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98—101页。

[44]刘淑芬《中古的佛教与社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91、196—197页。

[46]（姚秦）鸠摩罗什译《禅秘要法经》卷上，《大正藏》卷一五，No.613，页268c。

[52]案，1984年，陕西甘泉在阳山石崖之上发现一金代佛教瘞窟。经鉴别，共有22个个体，其中男性8具，女性14具，均为成年。其中有2具尸体尚未完全腐烂，《简报》认为这表明死者入葬此窟的时间或有早晚（详张燕、李安福《陕西甘泉金代瘞窟清理简报》1989年第5期，75—80页）。实际上，这应该也是死者采取露尸葬的孑遗。

[53]龚方震、晏可佳《祆教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157页。

[55]刘慧达《北魏石窟与禅》，原载《考古学报》1978年第3期，337—352、40页；此据宿白《中国石窟寺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331—348页。

[56]《大正藏》卷四〇，No.1804，页145b—c。案，括号内采自刘淑芬《中古的佛教与社会》，189页。

[58]（姚秦）鸠摩罗什译《禅秘要法经》卷上，《大正藏》卷一五，No.613，页252a。

[63]李文生、杨超杰《龙门石窟佛教瘗葬形制的新发现——析龙门石窟之瘗穴》，《文物》1995年第9期，71—77页。

[64]张乃翥《龙门石窟唐代瘞窟的新发现及其文化意义的探讨》，《考古》1991年第2期，162—164页。

[65]彭金章、王建军编著《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一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彭金章、王建军编著《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二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案，相关研究详倪润安《敦煌隋唐瘗窟形制的演变及相关问题》，《敦煌研究》2006年第5期，56—62页；后收入彭金章主编《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研究》（上册），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1年，66—77页。

[68][日]神田喜一郎《三阶教に关する隋唐の古碑（上）》，《佛教研究》第三卷第三号（1922年），355页。

[69]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编《新疆出土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年，120页，图版169。

[70]黄文弼《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57—1958）》，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60页，图版四三。

[71]施安昌《北齐粟特贵族墓石刻考——故宫博物院藏建筑型盛骨瓮初探》，《故宫博物院院刊》1999年第2期，70—78页；后收入所撰《火坛与祭司鸟神——中国古代祆教美术考古手记》，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82—99页。

[72]刘永增《莫高窟第158窟的纳骨器与粟特人的丧葬习俗》，《敦煌研究》2004年第2期，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