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吐峪沟千佛洞及其第42窟

吐峪沟是南北横断火焰山的一道深谷，玛扎古墓区位于山南吐峪沟水出山口处的西岸，西南紧靠吐峪沟玛扎（伊斯兰教圣地）。由于雨水冲刷流失，吐峪沟两岸山上形成一条条东西向的沟壑，墓葬即沿东西方向分布在这样一条沟壑两边的崖壁上。沟内溪水由北向南，四季长流，沟内约1公里处两岸分布着著名的吐峪沟千佛洞遗址。

吐峪沟千佛洞是吐鲁番地区现存的高昌时期最早、最大、最具有代表性的石窟群。千佛洞窟密度大，种类较多。2010—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民族考古研究室等单位曾多次对吐峪沟石窟寺遗址进行发掘。2010年主要发掘区域为东部北区窟群，共计56处洞窟；2011年主要发掘区域为西岸北区窟群，共计14处洞窟；2013、2015年主要发掘区域为西岸中区窟群，现临时编号有61处洞窟。从已发掘的情况来看，吐峪沟的沟东和沟西区石窟均是多层式的组群布局，以礼拜窟为中心，左右上下开凿僧房窟、禅窟及其他生活用窟，各构成较为完整的窟群组合。礼拜窟一般建在整个区域最显著的位置，新清理的两处礼拜窟开凿于公元5世纪前后^[29]。

具言之，其中东区北侧石窟群大致可分为北、中、南三个组群，均是以礼拜窟为中心的多层式的组群布局，在礼拜窟的左右上下开凿僧房窟、禅窟及其他生活用窟。礼拜窟一般建在整个区域内最显著的位置^[30]。这组窟群的中心建筑K18开凿于公元5世纪前后，其下面一层为面阔三间的殿堂。塔殿南侧为一组上下两层结构的禅窟、僧房窟。塔殿上层后部为一组禅窟、僧房窟。而K54为现存一主室、五侧室的禅窟（图11）。西区北侧石窟清理洞窟14处。NK2应是这组窟群的中心建筑，开凿于公元5世纪前后，可能是这组窟群中最早开凿的洞窟^[31]。第4层现存3处小禅窟与1处僧房窟。第4层的禅窟即与以前发现的禅窟形制有所不同。西岸中区窟群以多层式组群布局，以礼拜窟（中心柱窟）为中心，上下左右开凿或土坯砌筑僧房窟、禅窟、及其他生活用窟。礼拜窟多建在各组洞窟的显著位置。年代次序上以中区北段较早（公元5世纪），中段次之（公元9世纪），南段最晚^[32]。

图11　吐峪沟东区北侧新编号K54平面图

图12　吐峪沟文管所编号第42窟平面图

晁华山曾将吐峪沟洞窟与摩尼教寺院进行普遍的联系^[33]，已被学者证此在唐西州时期并不可能^[34]。从麹氏高昌国到唐西州时期，吐峪沟石窟都称作丁谷寺或丁谷窟。其属于佛寺，应无疑义。而且在8世纪下半叶，丁谷寺是附有禅院的僧寺。敦煌文书P.2009《西州图经》“山窟二院”条记：

丁谷窟：有寺一所，并有禅院一所。右中在柳中县界，至北山廿五里丁谷中，西去州廿里。寺其（基）依山构，揆巘疏阶，鹰塔飞空，虹梁饮汉，岩蛮（峦）纷，丛薄阡眠，既切烟云，亦亏星月。上则危峰迢，下〔则〕轻溜潺湲。实仙居之胜地，凉栖灵之秘域。见有名额，僧徒居焉^[35]。

如所揭橥，开窟与重禅，是佛教信仰上同时存在的两个特点，开窟人往往就是禅僧。如，莫高窟最早石窟、云冈石窟就是禅僧开造或主持开造的。北魏佛教的重禅和盛行凿窟二者之间，应当存在着一定的联系^[36]。禅窟自然更与禅僧分不开。该现象在吐峪沟丁谷寺中亦不例外，且极为突出。吐峪沟千佛洞包括小侧室在内的这些洞窟通常都被认定为佛教禅窟^[37]。禅修在丁谷寺曾颇为风行。

晁华山在其早期的吐峪沟千佛洞调查中，也指出吐峪沟千佛洞多处洞窟主室正壁或侧壁绘有“行者观想”图，以及4条格式为“行者观想……”的中文题记^[38]。俄藏敦煌文书孟列夫2839号文书亦称：“丁谷寺岩高涧清流，丛林蓊郁……传闻多出圣名僧。”丁谷寺的禅僧于此观想禅定，所修是何禅法？

吐峪沟文管所编号第42窟（即吐峪沟东区的新编号K55、晁华山所说的N2号摩尼教窟、德国格林威德尔苦修洞4号）（图12），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该窟中有禅室四，其中左手第一耳室绘有所谓阴阳人图（图13）^[39]，此图两旁有坐禅式的僧人像（图14），其一下部有朱笔题记：“开觉寺僧智会（？）”。该题记应是唐西州佛寺高昌县开觉寺佛僧的题记。唐朝统治西州时期，佛教兴盛，摩尼教很难在丁谷、宁戎（即柏孜克里克千佛洞）两寺窟建立自己的窟龛^[40]。同样的道理，祆教是否在此二寺窟建立自己的寺院也不大可能^[41]。

吐峪沟文管所编号第42窟左壁的半白半黑人骨画像（即阴阳人图），正是此处僧人修习白骨观（不净观）的体现。白骨观的修法是《禅秘要法》的初步。观白骨观的次序，先观脚趾头，“白如珂雪”，然后放光。再脚背、脚身，再脚踝、小腿、大腿，观到半身都变成白骨。它表示的是不净观，和十六国时期流行的禅观思想息息相关，所依禅经主要有鸠摩罗什译《禅秘要法经》、《坐禅三昧经》和《禅法要解》等。属于佛教内容，与摩尼教无关^[42]。当然，也与祆教无涉。

图13　吐峪沟文管所编号第42窟“阴阳人”图

图14　吐峪沟文管所编号第42窟禅观图

鸠摩罗什所译白骨观的禅定经典当时在新疆地区广为流传。如，克孜尔石窟中禅观僧人像的出现便与鸠摩罗什翻译的有关禅定经典中的白骨观有关。这表明当初克孜尔石窟中禅定僧人身上出水与火，应是禅僧神通的表现^[43]。这是时人对修禅定的僧人的看法。由此视之，俄藏敦煌文书孟列夫2839号文书称丁谷寺“传闻多出圣名僧”，恐即缘于寺中禅僧通达禅法，世人以为有神通故。

佛教戒律中并没有特别指示僧人应该采取何种葬法，僧人采行林葬可能和佛教的修行方法，特别是修禅与头陀行有关。考察中古中国实行林葬的僧人的生平和背景时，发现他们尤其以修禅的背景特别显著，同时也有师授、寺院的传承关系^[44]。即林葬的僧人以禅僧居多数，也有行头陀行者^[45]。

禅僧修白骨观，同时也是修行十二头陀行。《禅秘要法》载：

复次阿难，佛灭度后，浊恶世中，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实修梵行，行十二头陀庄严身，心行念定，修白骨观，观于不净，入深境界，心眼明利，通达禅法，如此四众，为增长佛法故，为法不灭故。^[46]

丁谷寺有禅院，其禅僧修习白骨观，便很可能同样照例采取林葬。

在佛教的戒律中，系把林葬作为僧家的葬法之一。在律部典籍中，提到僧人的葬法，有火葬和林葬二种^[47]。从3世纪开始，就有僧人开始实行露尸葬——包括林葬和石室瘞窟两种形式；佛教僧侣瘞窟的埋葬形式是林葬的一种变通。石室瘗葬可能是西域的葬法。中古中国石室瘞窟形式可能受到西域的影响^[48]。到了6世纪下半叶，林葬已成为部分僧人所采行的葬法之一。6世纪末叶以后，由于三阶教和林葬经典的影响，露尸葬更为流行，实行者也从僧人扩及俗人^[49]。通常在实施露尸葬、以遗体施给鸟兽虫蚁之后，有三种处理余骨的方式：一是将林葬后残余的骨骸收埋，或起塔安置。二是将余骸火葬，再予以埋葬，或起塔供养。三是火葬余骸之后，将骨灰遍洒在林野或水中^[50]。至6世纪末年，林葬为僧人的葬法可能不是少数的例子，而是有一定程度的普及。因此，甚至有俗人想采取这种葬法。值得注意的是，7世纪以后采行林葬的僧人中，有很多是专精《涅槃经》者，这或许是此经和修禅的关联所致^[51]。此恐也是莫高窟第158窟南壁要表现“箱形物”的缘故。

吐峪沟SATM1、M2均位于墓区东端沟壑南边的崖壁上，距沟壑底部高约2米。两墓形制相同，以M2（图15）为例介绍如下：崖壁土洞墓，墓室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1.2、南北宽0.9米。墓顶略弧，高0.7米。墓门面向沟壑，用土块封闭，因崖壁坍塌受到损坏。SATM1、M2所见1号、2号陶棺（纳骨器）皆单独东西横置于上述空间内，说明该空间仅为该陶棺而筑，并非是为了收容若干个纳骨器之用。换言之，该空间不得称之为纳吾斯（naus），宜称作墓葬。另外，其中纳骨器东西横置与中古中国胡裔贵族墓葬棺床的摆放方式相同。这说明纳骨器的主人很可能为胡裔。当然，此二陶棺所盛是否为胡裔，犹待人种学的鉴定。

图15　吐峪沟SATM2平剖面图

1号、2号陶棺内的人骨架均属二次葬，是死者的尸体自然腐烂后再把骨架叠压装入棺内的。由于当地气候干燥，2号棺内的骨架尚带有少量干枯的皮肉。1号棺内发现一片破碎棉布，长20厘米、宽14厘米。2号棺内未见任何纺织物痕迹。两副人骨架的骨盆均显示男性特征，估计年龄约在40～50岁之间。值得注意的是，简报并无报道死者尸骨有明显动物咬噬的痕迹^[52]。因此，吐峪沟SATM1、M2的建制应是露尸葬后收埋残余骨骸的结果。

据当地老乡说，玛扎墓区以前曾出土过和人体大小差不多的大型灰陶棺，棺内人骨架仰身直肢，陶棺形状与出土的1号棺相似云云。祆教徒用纳骨器盛殓骨骸时，安放尸骨有其顺序：首先收手、足等长骨，其次是骨盘、肩胛骨等大骨，再后是肋骨、小骨，最后是面向这些骨骼的头盖骨^[53]。如果陶棺与人体大小相当，且仰身直肢，则说明其中骨骸完整，此与上述祆教纳骨器葬仪相悖。由此可知，若陶棺与人体大小相当，则是露尸葬的结果，而非祆教徒天葬。如此，包括SATM1、M2在内的玛扎墓区的祆教性质也可排除。

佛教戒律中提到薄葬，可能也是僧人采取林葬的原因之一^[54]。SATM1、M2墓内仅东西向安放一具陶棺，没有任何随葬品。此亦可为辅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