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道无形质，故能出入无问，通于神明，济于群生”（《道德经》）以及“道至尊，微而隐，无状貌形象”（《老子想尔注》）等观念的影响下，早期道教并无偶像崇拜观念。在道教徒看来，无形无像、超形绝像正是“道”的高深玄妙之处。但在佛教造像风气的影响下，为了获得同样的竞争优势，提高与佛教抗衡的能力，造出道像，确也是时势之必然^[32]。不过，道教徒还是杜撰出了造道像的逻辑：大道本无形无象，湛然圆满，为度化众生而应显变化身，变化之身与大道本身没有差别，这种应显变化之身，即是神仙法相。这套逻辑也显然是佛教应身化身观念的翻版。

南北朝时期随着道教神祇系统建构的逐渐完善^[33]，道教初步形成了自己具体的造像内容，并进一步杜撰出了自己的造像仪轨。成书于隋以前的《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是道教较早的戒律仪范文献，其《造像品》对道教造像仪轨有详细交代：“科曰：‘凡造像，皆依经。具其仪相……衣冠华座，并须如法。天尊上帔，以九色离罗，或五色云霞山水，杂锦黄裳，金冠玉冠。左右皆璎珞环佩，亦金玉冠，彩色间错……真人又不得散发、长耳、独角，并须戴芙蓉、飞云、元始等冠……左右二真，皆供献，或持经执简，把诸香华，悉须恭肃……天尊平坐，指捻太无，手中皆不报如意麈拂，但空而已。’”^[34]但道教造像无论是造像特征还是造像布局，都直接受到了佛教造像的启发和影响，以致遭到时人的嘲笑。

王淳《三教论》云：“近世道士，取活无方，欲人归信，乃学佛家制立形像，假号天尊及左右二真人，置之道堂，以凭衣食。梁陆修静之为此形也。”^[35]《三教论》具体形成时间不详，亦未见著录，但为成书于唐武德贞观年间的《辨正论》所引，约可推知该文献形成于隋及其以前。按照王淳的说法，道教造像始于陆修静，但陆氏为刘宋时期人而非萧梁时期人，若其说可信，道教造像在南方始于刘宋时期，不过刘宋时期的道教造像尚未得到实物资料证实。这段话虽然有嘲笑道士的成分，但所说道教造像的渊源却是事实，大体反映了隋及南北朝时期的情况。北周甄鸾的《笑道论》说得更直接：“有道士造老[子]像，二菩萨侍之：一曰金刚藏，二曰观世音。又道士服黄布帔……偷佛僧袈裟法服之相。”^[36]这种道尊以佛教菩萨等为胁侍的布局安排，说明道教造像布局直接取法佛教造像模式^[37]，同时，直接以二菩萨为胁侍，则更类似于景教艺术对佛教飞天的直接吸纳的做法了。对于这样的做法，甄鸾笑曰：“观音极位大士，老子不及大贤，而令祖父立侍子孙，是不孝也。”^[38]不过，这样的搭配或许另有深意（详后文）。

上引《造像品》所谓天尊身上的“霞帔”实际仿自菩萨的披帛；其左右真人所戴“璎珞环佩”也是仿自菩萨的佩饰——璎珞是菩萨最重要的佩饰；二真人或持经执简或持香华的做法，甚至恭肃的表情，也是仿自佛教造像中的弟子、供养菩萨或供养人。“天尊平坐”实际上采用了佛教的结跏趺坐姿。耀县药王山雕造于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9）的刘文朗道教造像碑，布局取法佛教一佛二弟子一铺三尊式组合，天尊有头光，也当是取法佛教；天尊“平坐”，即结跏趺坐，只是双手并未按《造像品》的要求“但空而已”，而是手持笏状物；天尊所着道袍其实也是取法北朝中晚期以来佛教造像流行的褒衣博带式袈裟，二真人服式亦然，正所谓“偷佛僧袈裟法服之相”（图32）。药王山另一雕造于北魏延昌三年（514）的张国乱道教造像碑的主尊则模仿了佛教的触地印（左手）和施无畏印（右手）的手势（图33）。可见实际造像中，也并未严格按照《造像品》的要求制作。对菩萨像不仅限于披帛、佩饰方面，还有对菩萨像的全方位模仿，部分女性神仙造型即是对菩萨像的全方位模仿，如重庆大足南山道教石窟中的后土三圣母造像（图34）。

图32　刘文朗道教造像碑，耀县药王山，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9），刘睿提供

图33　张国乱道教造像碑，耀县药王山，延昌三年（514），采自网络。

图34　重庆大足南山道教石窟4号龛后土三圣母造像，南宋绍兴年间。圣母造型与头冠佩饰服式等与当地同时期的菩萨造像基本一致。圣母在道教中掌阴阳生育。笔者自摄